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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1
2025/09/06 0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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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1
書名：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
作者：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5258
內容簡介
《螢火蟲的反抗》一書，其主題為「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彙集余杰近年來關於中、港、台三地知識人，以及西方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與使命的觀察和思考。書中既有對朝夕相處十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思想脈絡的梳理，也有對沈從文、高行健、高爾泰、達賴喇嘛等人持守精神自由之褒揚；既有對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傳統的發掘，也有對哈維爾、翁山蘇姬、伯林、曼德拉等西方精神巨人的追慕，堪稱「在知識分子式微的時代，為知識分子招魂」。
【Excerpt】
〈天空與大地〉
——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米沃什（Czeslaw Milosz）
用這個題目來描述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是我少年時代就很喜歡的臺灣歌手齊秦和齊豫給我的啓發，他們的一首歌是這樣唱的：「你在天空飛翔，我在地面遊盪，看似兩個地方，其實都是一樣。」也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河殤》撰稿人之一的遠志明給我的啓發。遠志明到西方之後寫的第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到了自由世界，才發現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其實，無論我們是否真的離開故土，在靈魂深處，每一個寫作者、每一個思想者，都如同德國詩人特拉克爾（Georg Trakl）所說，是「大地上的異鄉者」。
直到離開中國那一刻到來的時候，我始終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為一名流亡作家。在我於
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流亡者》，那篇文章似乎成了一個預言，隱藏了十四年之後我自己的命運。在那篇文章中，我引用了丹麥文學評論家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在他的名作《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潮》中的一句話：「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統治者很害怕這種「不安」的因素，於是，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分別流放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家：英國流放了拜倫（Lord Byron），德國流放了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 ，法國流放了雨果（Victor Hugo） 。但流放並沒有使他們任何一個人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響。作爲「祖國的異邦人」，他們用自己的流亡為「祖國」構建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獻身甘作萬矢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的流亡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最早一代的流亡作家是康有爲和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梁這對師徒不得不流亡海外，此後十四年間，他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遍布日本、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等地，眼界大爲開闊，思想更爲活躍。
我在北大念碩士班的時候，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康梁在海外流亡期間的新聞事業，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康梁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報人」，尤其是梁啓超，他敏銳地意識到新聞的巨大力量，自覺地從傳統的文人士大夫轉型為近代的新聞業者。流亡五年之後，梁啓超於一九〇二年寫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長篇預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他預言中國必將走向民主，仿效美國的模式建立「大中華民主國」，開國紀年爲十年後的一九一二年，這個時間節點與辛亥革命爆發的時間完全一致。
……
幾年前，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拜訪退休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余先生抄錄梁啓超的《自勵詩》勉勵我：「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個時候，我並未意識到不久後自己也會走上漫漫流亡路。梁啓超流亡十四年之後，才迎來滿清傾覆、共和成眞並凱旋而歸。而我離開家的時間，將比梁啓超更長。共產黨政權的韌性與殘酷性遠甚於滿清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拖的時間將更長，轉型的過程將更痛苦和艱難。
從大河到大海：國民政府遷臺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
戊戌之後，康梁的流亡畢竟只是一個小群體的流亡；而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天，大批知識分子隨國民政府遷臺，那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學和學術的流亡。齊邦媛寫的那本既像史詩一樣恢宏，又像日記一樣細膩的《巨流河》，就是這場大遷移的一個縮影。而余光中的那首（鄉愁〉，也寫出了所有流亡者的心聲。
對於流亡者個體而言，飄零到一個陌生的小島，固然要承受錐心之痛；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衡量，對臺灣而言，這群人的到來，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在閱讀臺灣黨外運動前輩張俊宏寫的《和平中立的臺灣》一書的時候，看到了作者對流亡來臺的中國知識菁英的感恩之心。張俊宏特別舉出雷震、傅正、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楊國樞等人，他說：「這些『高貴的中國菁英』親眼目睹、親身體現中國在大時代轉變過程中遭遇的悲劇，將五四時代在中國不能實現的理想，和臺灣的草根運動相結合，尋找到和平演變的途徑，共同激盪出新品質的民主概念和實踐方法。」公允地說，臺灣的民主化離不開這些流亡的外省人思想與行動的貢獻。他們大都任教於大學人文系科，並創辦文學和政治方面的刊物，啓發了臺灣學子的民主素養和文學熱忱，奠定幾十年來臺灣民主發展的基礎及文學的繁榮。
就文學而言，影響我個人較深的，是幾位在兩岸及更廣闊的中西文化差異中尋求人生定位的作家。他們先是從中國流亡到孤島臺灣，又從臺灣赴西方世界求學和生活。第一次的流亡是在同質的文化圈內，因為臺灣畢竟還是華人和華文的世界；第二次背井離鄉則是在異質的文化圈之間，因為西方是白人和英文的世界。從某種意義說，這是「兩次出走」，他們經歷了種種精神的試煉和文化的衝突，他們的人生與創作在挑戰中開出了奇葩。比如聶華苓、白先勇、於梨華，他們的作品都曾給少年時代的我極大的震撼。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還在偏遠的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小鎭上念中學，訂閱了一
份福建出版的《港臺文學選刊》。在這本雜誌上，看到了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的片段，看到了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和《遊園驚夢》，看到了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由此感受到一種跟中國當代文學完全不一樣的自由、文雅、憂愁與美。當時，中國當代文學正在流行「傷痕文學」和「尋根文學」，濫情而粗糙的文字以及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理念的生吞活剝，讓我目不忍睹。正是這些流亡者浸透了漂泊感的文學，打開了我的眼睛和心門，也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
中國知識分子尋覓「詩意的棲居」：以高行健和哈金為例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宣告「文革」之後共產黨與知識分子十年「蜜月期」的終結。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被迫流亡海外。在「六四」前後幾年間，逃離中國的作家包括劉賓雁、高行健、北島、哈金、阿城、蘇曉康、鄭義、張伯笠、孔捷生、劉再復、李劼等數十位。他們當中有的人後來回到中國，有的人仍然在海外堅守，有的人的文學生涯被攔腰折斷，有的人重新寫作邁入嶄新的境界。
……
高行健似乎未卜先知，早在「六四」之前兩年就離開了中國。「六四」發生之後，他公開譴責中共當局的血腥屠殺，並在三個月後寫出了以「六四」為背景的劇本《逃亡》。由於作者對劇中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提出質疑與反諷，招致許多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分子的批評。但同樣也是流亡作家的孔捷生認爲，該劇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戲劇成就和思想高度，它超越了「六四」之後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逃亡》是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革命和暴力還有藉其他名義而推行「一元化」的東西，都將個人話語和異議話語逼到死角，而《逃亡》就是不同類型的個人在絕境中的自言自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行健說，人們談論「流亡」，常常更多地談及黑暗的一面，即「失去了什麼」；其實，對一個中國作家來說，不應該忘記另一面：漂泊使他們獲得了什麼？例如，寫作「個人化」、「客觀化」便是漂泊生活的一大收穫，對整個中國文學的成熟大有好處。
而我個人更喜歡的作家是哈金。哈金是在英文世界中取得最高聲譽的華人作家，他是美國國家書卷獎和福克納獎得主，他對自己的形容是「用英語繼承契訶夫的傳統寫作」。哈金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求學，跟「八九」民主運動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八九」在他的生命中打下深刻烙印，他爲「六四」發聲，參與支持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簽名，因而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哈金的代表作《自由生活》有一定的自傳色彩，主人公武男攜妻兒離開強迫人們永遠「等待」下去的祖國，來到陌生的美國。本來，武男期待著「當你進入那個地方，一路鮮花將在你腳下綻開」，但語言的隔膜、文化的衝突、婚姻的危機、生存的壓力，漸次而來。作爲詩人和文學博士的武男無法以詩歌維持生活，只能開張一家小小的餐廳。在油煙瀰漫的廚房中，能寫出優秀的詩歌嗎？
這個實存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實現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詩意的棲居」。但是，流亡卻是通向自由的必經之路。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訪問時說：「我在中國生存了二十九年，這是我個人存在的一部分。我不能說因爲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都背著，會背不動的。對你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只能帶來負作用、只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爲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哈金在《自由生活》的結尾處，附錄了主人公武男的幾首詩歌，其中一首名爲《祖國》，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你回不去了。
看，大門在你背後關上了。
對於一個從不缺少公民的國家，
你同其他人一樣，可有可無。
你會徹夜難眠，
困惑不解，想家，默默哭泣。
是的，忠誠是一個騙局，
如果別無選擇，只好加入難民的
行列，改換護照。
我的出走：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那裡
……
我不願使用「流亡」這個詞語來形容我的選擇，而願意用稍微中性一些的說法，即「出走」。對我來說，「流亡」這個詞過於負面，過於悲情。我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那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教授對遊說他回中國去「看看」的那些人所說的一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那裡」。那是一種「獨與天地相往來」的充沛自信。
其實，我個人也不太需要那種群體性的認同。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烈的鄉土和種族觀念，卻有一種對「世界公民」的身分認同。我在四川生活了十八年，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但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沒有真正的歸屬感。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那個依山傍水的美麗小鎭，已經在九十年代城市化建設的浪潮中蕩然無存；而北京更是一座以權力和財富為價値座標的、沒有靈魂而又冷酷無情的城市，所以我在四川和北京都是異鄉人。這一次離開，即便是長久的離開，對我而言，並非一個太過痛苦的決定。作爲一名作家，在中國寫作和在美國寫作，都是一樣的，更何況在網際網路時代，我在海外反倒可以更加自由地獲得資訊，對中國的脈動把握也許更為精準。
在維吉尼亞鄉村的碧雲天下，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我再也不用擔心國保警察衝進來將我的電腦和文稿抄走。哈金說：「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他在《自由生活》中用了這樣一個比喻：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精神上卻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天空中飛翔的鳥兒，其實他們是風箏，無論飛得多高，那根線始終被共產黨牢牢地牽在手上。我不會接受風箏的命運，聖經中有一個比喻，我很喜歡——「如鷹展翅上騰」。哈金也在題為〈祖國〉的那首詩歌中說：「我會回來，像一頭獅子。」當彼岸成為此岸的時候，我們必將如鷹、如獅子。
書名：螢火蟲的反抗：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
作者：余杰
出版社：主流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3/12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25258
內容簡介
《螢火蟲的反抗》一書，其主題為「這個世紀的知識分子」，彙集余杰近年來關於中、港、台三地知識人，以及西方知識分子在社會變革中的作用與使命的觀察和思考。書中既有對朝夕相處十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思想脈絡的梳理，也有對沈從文、高行健、高爾泰、達賴喇嘛等人持守精神自由之褒揚；既有對民國時代知識分子傳統的發掘，也有對哈維爾、翁山蘇姬、伯林、曼德拉等西方精神巨人的追慕，堪稱「在知識分子式微的時代，為知識分子招魂」。
【Excerpt】
〈天空與大地〉
——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
在我身上沒有痛苦。
直起腰來，我望見藍色的大海和帆影。
——米沃什（Czeslaw Milosz）
用這個題目來描述近代以來的華文流亡文學，是我少年時代就很喜歡的臺灣歌手齊秦和齊豫給我的啓發，他們的一首歌是這樣唱的：「你在天空飛翔，我在地面遊盪，看似兩個地方，其實都是一樣。」也是一九八九年之後流亡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河殤》撰稿人之一的遠志明給我的啓發。遠志明到西方之後寫的第一篇文章中這樣說：「到了自由世界，才發現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其實，無論我們是否真的離開故土，在靈魂深處，每一個寫作者、每一個思想者，都如同德國詩人特拉克爾（Georg Trakl）所說，是「大地上的異鄉者」。
直到離開中國那一刻到來的時候，我始終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成為一名流亡作家。在我於
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處女作《火與冰》中，有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流亡者》，那篇文章似乎成了一個預言，隱藏了十四年之後我自己的命運。在那篇文章中，我引用了丹麥文學評論家布蘭德斯（Georg Brandes）在他的名作《十九世紀的文學主潮》中的一句話：「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統治者很害怕這種「不安」的因素，於是，十九世紀中期，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分別流放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家：英國流放了拜倫（Lord Byron），德國流放了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 ，法國流放了雨果（Victor Hugo） 。但流放並沒有使他們任何一個人失掉他的任何文化影響。作爲「祖國的異邦人」，他們用自己的流亡為「祖國」構建了巨大的精神財富。
「獻身甘作萬矢的」：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梁的流亡
在中國的近代史上，最早一代的流亡作家是康有爲和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康梁這對師徒不得不流亡海外，此後十四年間，他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足跡遍布日本、東南亞、北美和歐洲等地，眼界大爲開闊，思想更爲活躍。
我在北大念碩士班的時候，碩士論文研究的對象康梁在海外流亡期間的新聞事業，這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文學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康梁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報人」，尤其是梁啓超，他敏銳地意識到新聞的巨大力量，自覺地從傳統的文人士大夫轉型為近代的新聞業者。流亡五年之後，梁啓超於一九〇二年寫成了一生中唯一的一部長篇預言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他預言中國必將走向民主，仿效美國的模式建立「大中華民主國」，開國紀年爲十年後的一九一二年，這個時間節點與辛亥革命爆發的時間完全一致。
……
幾年前，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拜訪退休的史學大師余英時教授，余先生抄錄梁啓超的《自勵詩》勉勵我：「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爲百世師。誓起民權移舊俗，更研哲理新知。十年以後當思我，舉國猶狂欲語誰？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那個時候，我並未意識到不久後自己也會走上漫漫流亡路。梁啓超流亡十四年之後，才迎來滿清傾覆、共和成眞並凱旋而歸。而我離開家的時間，將比梁啓超更長。共產黨政權的韌性與殘酷性遠甚於滿清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它拖的時間將更長，轉型的過程將更痛苦和艱難。
從大河到大海：國民政府遷臺後中國知識分子的流亡
戊戌之後，康梁的流亡畢竟只是一個小群體的流亡；而在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天，大批知識分子隨國民政府遷臺，那是近代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文學和學術的流亡。齊邦媛寫的那本既像史詩一樣恢宏，又像日記一樣細膩的《巨流河》，就是這場大遷移的一個縮影。而余光中的那首（鄉愁〉，也寫出了所有流亡者的心聲。
對於流亡者個體而言，飄零到一個陌生的小島，固然要承受錐心之痛；不過，如果換一個角度來衡量，對臺灣而言，這群人的到來，卻是一筆寶貴的財富。我在閱讀臺灣黨外運動前輩張俊宏寫的《和平中立的臺灣》一書的時候，看到了作者對流亡來臺的中國知識菁英的感恩之心。張俊宏特別舉出雷震、傅正、胡適、傅斯年、殷海光、楊國樞等人，他說：「這些『高貴的中國菁英』親眼目睹、親身體現中國在大時代轉變過程中遭遇的悲劇，將五四時代在中國不能實現的理想，和臺灣的草根運動相結合，尋找到和平演變的途徑，共同激盪出新品質的民主概念和實踐方法。」公允地說，臺灣的民主化離不開這些流亡的外省人思想與行動的貢獻。他們大都任教於大學人文系科，並創辦文學和政治方面的刊物，啓發了臺灣學子的民主素養和文學熱忱，奠定幾十年來臺灣民主發展的基礎及文學的繁榮。
就文學而言，影響我個人較深的，是幾位在兩岸及更廣闊的中西文化差異中尋求人生定位的作家。他們先是從中國流亡到孤島臺灣，又從臺灣赴西方世界求學和生活。第一次的流亡是在同質的文化圈內，因為臺灣畢竟還是華人和華文的世界；第二次背井離鄉則是在異質的文化圈之間，因為西方是白人和英文的世界。從某種意義說，這是「兩次出走」，他們經歷了種種精神的試煉和文化的衝突，他們的人生與創作在挑戰中開出了奇葩。比如聶華苓、白先勇、於梨華，他們的作品都曾給少年時代的我極大的震撼。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還在偏遠的中國西南部四川省的小鎭上念中學，訂閱了一
份福建出版的《港臺文學選刊》。在這本雜誌上，看到了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的片段，看到了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歲》和《遊園驚夢》，看到了於梨華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由此感受到一種跟中國當代文學完全不一樣的自由、文雅、憂愁與美。當時，中國當代文學正在流行「傷痕文學」和「尋根文學」，濫情而粗糙的文字以及對西方後現代主義文學理念的生吞活剝，讓我目不忍睹。正是這些流亡者浸透了漂泊感的文學，打開了我的眼睛和心門，也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
中國知識分子尋覓「詩意的棲居」：以高行健和哈金為例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宣告「文革」之後共產黨與知識分子十年「蜜月期」的終結。大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袖被迫流亡海外。在「六四」前後幾年間，逃離中國的作家包括劉賓雁、高行健、北島、哈金、阿城、蘇曉康、鄭義、張伯笠、孔捷生、劉再復、李劼等數十位。他們當中有的人後來回到中國，有的人仍然在海外堅守，有的人的文學生涯被攔腰折斷，有的人重新寫作邁入嶄新的境界。
……
高行健似乎未卜先知，早在「六四」之前兩年就離開了中國。「六四」發生之後，他公開譴責中共當局的血腥屠殺，並在三個月後寫出了以「六四」為背景的劇本《逃亡》。由於作者對劇中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提出質疑與反諷，招致許多參與「八九」民運的知識分子的批評。但同樣也是流亡作家的孔捷生認爲，該劇最能代表高行健的戲劇成就和思想高度，它超越了「六四」之後的種種政治評判和道德爭論。《逃亡》是對生命價值的終極關懷，革命和暴力還有藉其他名義而推行「一元化」的東西，都將個人話語和異議話語逼到死角，而《逃亡》就是不同類型的個人在絕境中的自言自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行健說，人們談論「流亡」，常常更多地談及黑暗的一面，即「失去了什麼」；其實，對一個中國作家來說，不應該忘記另一面：漂泊使他們獲得了什麼？例如，寫作「個人化」、「客觀化」便是漂泊生活的一大收穫，對整個中國文學的成熟大有好處。
而我個人更喜歡的作家是哈金。哈金是在英文世界中取得最高聲譽的華人作家，他是美國國家書卷獎和福克納獎得主，他對自己的形容是「用英語繼承契訶夫的傳統寫作」。哈金在一九八五年赴美求學，跟「八九」民主運動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八九」在他的生命中打下深刻烙印，他爲「六四」發聲，參與支持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簽名，因而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哈金的代表作《自由生活》有一定的自傳色彩，主人公武男攜妻兒離開強迫人們永遠「等待」下去的祖國，來到陌生的美國。本來，武男期待著「當你進入那個地方，一路鮮花將在你腳下綻開」，但語言的隔膜、文化的衝突、婚姻的危機、生存的壓力，漸次而來。作爲詩人和文學博士的武男無法以詩歌維持生活，只能開張一家小小的餐廳。在油煙瀰漫的廚房中，能寫出優秀的詩歌嗎？
這個實存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實現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所說的「詩意的棲居」。但是，流亡卻是通向自由的必經之路。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訪問時說：「我在中國生存了二十九年，這是我個人存在的一部分。我不能說因爲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是你又不能把它全都背著，會背不動的。對你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只能帶來負作用、只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爲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旅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哈金在《自由生活》的結尾處，附錄了主人公武男的幾首詩歌，其中一首名爲《祖國》，有幾句是這樣寫的：
你回不去了。
看，大門在你背後關上了。
對於一個從不缺少公民的國家，
你同其他人一樣，可有可無。
你會徹夜難眠，
困惑不解，想家，默默哭泣。
是的，忠誠是一個騙局，
如果別無選擇，只好加入難民的
行列，改換護照。
我的出走：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那裡
……
我不願使用「流亡」這個詞語來形容我的選擇，而願意用稍微中性一些的說法，即「出走」。對我來說，「流亡」這個詞過於負面，過於悲情。我特別欣賞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在離開納粹德國時說的一句話―「自由在哪裡，祖國就在那裡」；我也很敬佩余英時教授對遊說他回中國去「看看」的那些人所說的一句話」」「我沒有鄉愁，我在哪裡，中國文化就在那裡」。那是一種「獨與天地相往來」的充沛自信。
其實，我個人也不太需要那種群體性的認同。我從小就沒有太強烈的鄉土和種族觀念，卻有一種對「世界公民」的身分認同。我在四川生活了十八年，在北京生活了十九年，但我對這兩個地方都沒有真正的歸屬感。我童年時代生活過的那個依山傍水的美麗小鎭，已經在九十年代城市化建設的浪潮中蕩然無存；而北京更是一座以權力和財富為價値座標的、沒有靈魂而又冷酷無情的城市，所以我在四川和北京都是異鄉人。這一次離開，即便是長久的離開，對我而言，並非一個太過痛苦的決定。作爲一名作家，在中國寫作和在美國寫作，都是一樣的，更何況在網際網路時代，我在海外反倒可以更加自由地獲得資訊，對中國的脈動把握也許更為精準。
在維吉尼亞鄉村的碧雲天下，我有了一個「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的家，我再也不用擔心國保警察衝進來將我的電腦和文稿抄走。哈金說：「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他在《自由生活》中用了這樣一個比喻：很多在美國的華人，雖然生活在一個自由的國度，精神上卻仍然不得自由，他們以為自己是天空中飛翔的鳥兒，其實他們是風箏，無論飛得多高，那根線始終被共產黨牢牢地牽在手上。我不會接受風箏的命運，聖經中有一個比喻，我很喜歡——「如鷹展翅上騰」。哈金也在題為〈祖國〉的那首詩歌中說：「我會回來，像一頭獅子。」當彼岸成為此岸的時候，我們必將如鷹、如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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