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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
2025/09/05 0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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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余杰的《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
相當慚愧，本書提出的50本書只讀過其中3本，而很多書名甚至還是聞所未聞。
透過余杰的序文，或許可以先瞭解一二，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
作者：余杰
出版社：水牛
出版日期：2013/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5223
內容簡介
作者所選這50本書涵蓋了文學、歷史、傳記、報導文學、小說；簡體、繁體；台灣、中國和香港，深度與廣度兼具，不只是想要認識中國的必讀之書，也是喜歡閱讀者的絕佳參考書。
【Excerpt】
〈自序：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台灣作家傅月庵在臉書上說了一段關於書的妙語：書有幾種。有的看了爽，爽過就忘了，像好萊塢電影，感官刺激十足；有的看了想，想很久忘不了，像初戀情人；最有趣的一種，因為啟發性，邊讀邊爽，事後還老想。這種書無以譬之且難得，無論文學或非文學。
傅月庵是個真正愛書的人，他寫書、讀書、買書、藏書，又開書店賣書，與書在一起的時間也許比跟妻兒在一起的時間還多。他對書當然有獨特的鑑賞力，他指出，寫那種「讓人又爽又能想」的書的人，多半通透，把現象背後的本質，渾沌之間的轉折，看得清且還抓得住，講得出。這種人過得快不快樂？很難說，但肯定不好矇，不容易上詐騙集團的當。人生只能活一次，讀這種人寫的書，你總會訝異他們的活法：「啊，原來也能這樣看待這樣過！」然後，便覺得蒼白的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色彩的可能。
我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一年差不多閱讀近千冊書籍。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從進入大學開始，二十多年來「讀書破萬卷」應當沒有問題；而成為基督徒之後，亦常常覺得「下筆如有神（助）」。於是，我想寫一本書，主題是介紹傅月庵所說的那些讓人心靈自由的書，以及有膽有識的寫書人。多年的讀書生涯，讓我慢慢產生了分辨好書與壞書的直覺。好書可以建構起一條通往自由之路，壞書則挖掘了一個通往奴役的陷阱。於是，讀好書的人與讀壞書的人，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德國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根據一個人的藏書，可以講出許多關於該人的事情——他的口味、興趣與習性。我們所保留和所丟棄、我們所閱讀和決定不去閱讀的書籍，都約略透露出我們是誰，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嚮往光明、還是安於黑暗。沙中淘金，雪中送炭，我選擇了五十本好書與讀者分享，這些書構成了我精神成長道路上的階梯。它們涉及文學、歷史、傳記、回憶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哲學、新聞報導等諸多領域。幸運的是，我認識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作者，與十多人還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當然，我不會因為私人友誼而影響對書本身的判斷。書是好書，人是好人，我才會下筆。
對我來說，寫書評是一件溫暖而快樂的工作，就好像孩子吃到一顆甜蜜蜜的糖，忍不住要分給身邊的同伴品嘗。我一邊寫作或長或短的書評，一邊想到寫出好書的師長和友人，他們的名字如行雲流水般展開：余英時、劉曉波、王丹、張伯笠、蘇曉康、冉雲飛、王天成、張博樹、吳思……；而那些未曾謀面的作家的名字，亦如璀璨的群星，光照幽暗的大地：周有光、陳冠中、哈金、張戎、韓寒、岳南、李政亮、齊邦媛……憑藉著這些智者和勇者的觀察與思考，可以認清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我們是誰、在這個世代負有何種使命與願景。
愛讀書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讀什麼書。有不愛讀書的獨裁者，也有愛讀書的獨裁者——後者往往比前者更壞，壞書讓他們更殘暴、更陰險。那些以奴役別人為樂的獨裁者，自己何嘗又不被某種邪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奴役呢？
毛澤東就是此種典型人物。毛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在北京當北漂時，在北大做過臨時工，卻未認真聽過幾堂課。不過，毛熱愛讀書，即便黃袍加身，住進中南海，亦手不釋卷。他把各種書籍堆滿那張寬大的木板床，即便在床上對情婦大發淫威，也不怕書堆倒塌下來。
毛的傳記作家指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即已遍讀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情節主要描述正直的英雄如何打擊貪官汙吏、懲奸除惡。毛最鍾愛的《水滸傳》，是中國版的俠盜羅賓漢，書中描寫官逼民反的綠林好漢歃血為盟，誓言濟弱扶傾，維護正義。然而，毛掌權之後，卻成了「秦始皇加史達林」，讓歷代暴君黯然失色。可見，愛讀書並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獨裁者，與毛澤東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兩大「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也很愛讀書。學者提摩西·賴貝克（Timothy W. Ryback） 在《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 （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一書中指出，儘管希特勒為人所知是因為焚書而非藏書，但他卻擁有一萬六千冊圖書。對希特勒來說，藏書代表了「比埃裏亞聖泉」，若按照他本人的講法，他每天晚上至少讀一本書，有時還更多。他有一次說：「在給予的同時也必須收取，而我從書中收取我所需要的東西。」然而，讀書並沒有讓毛澤東和希特勒具有絲毫的愛與憐憫之心。
中國的古書當然可以讀，但不能只讀中國的古書。百歲老人周有光指出：「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周有光從毛的藏書是「平放」還是「豎放」的細節上，看出毛「現代帝王」的本質——毛領導的革命，是中國農民起義的翻版，而非馬克思所言之「工人階級革命」。所謂「平放」的書，即中國古代的線裝書，這些書的精神內涵是厚黑學與權謀術。關於這一點，北大教授、法學家和政治學家龔祥瑞晚年亦指出：「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
將北大精神從北平帶到台大的傅斯年，是「五四」學子，學富五車，目光如炬，對毛澤東的本質認識最為深刻。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和毛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於是，傅斯年毅然離開中國，躲開了毛即將導演的焚書坑儒的慘劇。
那麼，作為「今上」的習近平呢？二〇一三年三月，習近平在訪問俄前夕接受金磚四國媒體訪問，聲稱「讀書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習近平上位後，官媒挖掘他知青時代的「偉大事蹟」，其中有一項是「帶書下鄉」。當年，習近平到陝北梁河村，他的箱子比別人的都小。有一個當地農民挑選這個最小的箱子幫著搬運，以為省力，誰知這個箱子最沉，「裡面裝的不是金元寶，而是書籍」。「愛看書」，「好學」，是梁家河村人對青年習近平的評價。在他們的記憶中，習近平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好像也有數理化。「那時候不通電，他就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著書。」村民石春陽如此回憶說。
挑燈夜讀的場景似乎很感人。但是，習近平愛讀的究竟是哪些書呢？如今，脫胎換骨的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專門作了一場勸誠領導幹部「好讀書善讀書」的長篇報告，既然他是中共歷史上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教導大家讀書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習近平開出的書單卻是「讀馬列、讀毛著」。如此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怎麼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呢？
……
我愛讀的書跟毛、習二人不一樣。也許因為口吃的緣故，我從小就樂於一個人靜靜地閱讀。我的讀書生涯始于父母慷慨地為我購買連環畫，訂閱《兒童時代》和《少年文藝》。那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只是小縣城裡一家工廠的普通職工，家境並不富足，在其他方面他們相當節儉，惟獨在為我買書上從不說「不」。這讓我對父母永遠心存感激。上中學時，我加入了名為「墨池」的文學社，舞文弄墨起來，那是學生文學社團的黃金時代。然後，我遇到了一位剛剛在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中接受洗禮的年輕老師，他把《走向未來叢書》、《河殤》和《人妖之間》等當年大學裡風靡一時的書借給我看。由此，我毫不困難地搭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車。
當我如願以償踏進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卻大失所望。北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隨風而逝。昔日最優秀的教授，要麼流亡，要麼沉默，沒有人願意談論八九年的那場屠殺。失望之餘，我意外地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不起眼的閱覽室，裡面通常沒有幾個讀者。本來，這間閱覽室只允許研究生以上的讀者進入，本科生需要教授寫推薦信。後來，慢慢與管理員熟了，我就堂而皇之地在裡面找書看，而且專找「反動書籍」。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的名字，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思想史著作《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也是在那裡。在北大的七年，那裡是我停留時間最久的地方。我不是在老師的課堂上，而是在那間「密室」裡被鍛造成「反動青年」的。有多少個雪後的深夜，圖書館閉館了，我在凜冽的北風中吃力地騎著自行車，沿著燕南園的院牆回宿舍。那些每個字裡都搖曳著自由魂魄的書，讓我的每個細胞都像喝過酒似的翩翩起舞。
那時，台灣和香港還是遙遠而抽象的概念。數年以後，我踏上了台灣和香港的土地，發現那裡有更多的自由之書。我在香港和台灣讀書、買書，冒險帶回中國，多次被海關沒收。再以後，因為我太熱愛自由了，與敵視自由的黨國發生越來越嚴重的衝突。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支筆。在生命安全亦不得保障之際，我選擇了離開。在美國東岸維吉尼亞的鄉間，我重新鋪好一張書桌，讀自由的書籍，寫自由的文字，感覺宛如隔世。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政權，不是害怕手無寸鐵的我，而是害怕我寫的書，以及我在書中介紹的那些更了不起的書。
與暴政的對抗並未結束，過去的十年只是短短的序幕。引導我在自由之路上奮勇前行的劉曉波身陷牢獄，他失去了讀喜愛的書的自由；而我，倍加珍惜這份逃離中國之後才能享有的自由，並誓言呵護自由、禮贊自由、傳播自由。不過，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曾經在思想解凍的歷程中助我一臂之力的台灣和香港，如今逐漸被籠罩在中共極權主義的陰影下。中共企圖通過所謂「國民教育」，對香港年輕人進行「洗腦」教育，將消化不良的「一國兩制」改造成如臂使指的「一國一制」；中共亦假借在中國發財的台商之手，瘋狂併購台灣大小媒體，雖然暫時不能軍事佔領台灣，卻要先把台灣變成其意識形態的殖民地。
二〇一二年一月，我攜妻兒離開中國的時候，將上萬冊藏書中精選出來的十分之一、差不多一千多冊打包成四十箱海運到美國。既然中國容不下我的一張小小的書桌，我只好將這些心愛的書籍也帶上流亡的路途。而我在這本書中介紹的五十本書，更是其中精選中的精選。這些書，曾陪伴我度過漫漫長夜，我希望它們給更多對朋友帶去祝福、啟發和安慰，正如英國學者撒母耳·詹森所說，「書是固定的發光體，只要掩蓋它的浮雲散去，它依舊在原地明亮如初」。
本書的香港版名為《解毒國民教育：通往心靈自由的五十本書》，而台灣版的名字《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則得名於吳介民兄寫的序言，謝謝吳介民兄的序言，他的鼓勵，讓我更有勇氣前行。我一直認為，認識中國是台灣捍衛自身的自由、獨立和民主的必修課，願我的這本書能幫助台灣的朋友們認識中國，成為台灣的朋友們的一本「枕邊書」。最後也感謝羅文嘉兄主持的水牛出版社接納了這本書稿，對理想的執著，讓我與從野百合學運中一步步走過來的羅文嘉兄一見如故。
我相信，這些與我們同行的書，甚至比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更加重要。願藉著這些彩虹般的好書，我們成為聲氣相投的朋友。
相當慚愧，本書提出的50本書只讀過其中3本，而很多書名甚至還是聞所未聞。
透過余杰的序文，或許可以先瞭解一二，以下摘要分享。
書名：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50本書
作者：余杰
出版社：水牛
出版日期：2013/08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5223
內容簡介
作者所選這50本書涵蓋了文學、歷史、傳記、報導文學、小說；簡體、繁體；台灣、中國和香港，深度與廣度兼具，不只是想要認識中國的必讀之書，也是喜歡閱讀者的絕佳參考書。
【Excerpt】
〈自序：讀書：通往自由之路，或通往奴役之路〉
台灣作家傅月庵在臉書上說了一段關於書的妙語：書有幾種。有的看了爽，爽過就忘了，像好萊塢電影，感官刺激十足；有的看了想，想很久忘不了，像初戀情人；最有趣的一種，因為啟發性，邊讀邊爽，事後還老想。這種書無以譬之且難得，無論文學或非文學。
傅月庵是個真正愛書的人，他寫書、讀書、買書、藏書，又開書店賣書，與書在一起的時間也許比跟妻兒在一起的時間還多。他對書當然有獨特的鑑賞力，他指出，寫那種「讓人又爽又能想」的書的人，多半通透，把現象背後的本質，渾沌之間的轉折，看得清且還抓得住，講得出。這種人過得快不快樂？很難說，但肯定不好矇，不容易上詐騙集團的當。人生只能活一次，讀這種人寫的書，你總會訝異他們的活法：「啊，原來也能這樣看待這樣過！」然後，便覺得蒼白的自己的人生，有了一些不同色彩的可能。
我也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一年差不多閱讀近千冊書籍。古人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我從進入大學開始，二十多年來「讀書破萬卷」應當沒有問題；而成為基督徒之後，亦常常覺得「下筆如有神（助）」。於是，我想寫一本書，主題是介紹傅月庵所說的那些讓人心靈自由的書，以及有膽有識的寫書人。多年的讀書生涯，讓我慢慢產生了分辨好書與壞書的直覺。好書可以建構起一條通往自由之路，壞書則挖掘了一個通往奴役的陷阱。於是，讀好書的人與讀壞書的人，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
德國思想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說，根據一個人的藏書，可以講出許多關於該人的事情——他的口味、興趣與習性。我們所保留和所丟棄、我們所閱讀和決定不去閱讀的書籍，都約略透露出我們是誰，是自由人、還是奴隸，是嚮往光明、還是安於黑暗。沙中淘金，雪中送炭，我選擇了五十本好書與讀者分享，這些書構成了我精神成長道路上的階梯。它們涉及文學、歷史、傳記、回憶錄、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法學、哲學、新聞報導等諸多領域。幸運的是，我認識其中差不多一半的作者，與十多人還有著亦師亦友的親密關係——當然，我不會因為私人友誼而影響對書本身的判斷。書是好書，人是好人，我才會下筆。
對我來說，寫書評是一件溫暖而快樂的工作，就好像孩子吃到一顆甜蜜蜜的糖，忍不住要分給身邊的同伴品嘗。我一邊寫作或長或短的書評，一邊想到寫出好書的師長和友人，他們的名字如行雲流水般展開：余英時、劉曉波、王丹、張伯笠、蘇曉康、冉雲飛、王天成、張博樹、吳思……；而那些未曾謀面的作家的名字，亦如璀璨的群星，光照幽暗的大地：周有光、陳冠中、哈金、張戎、韓寒、岳南、李政亮、齊邦媛……憑藉著這些智者和勇者的觀察與思考，可以認清過去、現在與未來，以及我們是誰、在這個世代負有何種使命與願景。
愛讀書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讀什麼書。有不愛讀書的獨裁者，也有愛讀書的獨裁者——後者往往比前者更壞，壞書讓他們更殘暴、更陰險。那些以奴役別人為樂的獨裁者，自己何嘗又不被某種邪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奴役呢？
毛澤東就是此種典型人物。毛沒有受過完整的教育，在北京當北漂時，在北大做過臨時工，卻未認真聽過幾堂課。不過，毛熱愛讀書，即便黃袍加身，住進中南海，亦手不釋卷。他把各種書籍堆滿那張寬大的木板床，即便在床上對情婦大發淫威，也不怕書堆倒塌下來。
毛的傳記作家指出，毛在青少年時代，即已遍讀中國古代的章回小說，情節主要描述正直的英雄如何打擊貪官汙吏、懲奸除惡。毛最鍾愛的《水滸傳》，是中國版的俠盜羅賓漢，書中描寫官逼民反的綠林好漢歃血為盟，誓言濟弱扶傾，維護正義。然而，毛掌權之後，卻成了「秦始皇加史達林」，讓歷代暴君黯然失色。可見，愛讀書並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獨裁者，與毛澤東並列為二十世紀人類兩大「混世魔王」的希特勒也很愛讀書。學者提摩西·賴貝克（Timothy W. Ryback） 在《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 （Hitler’s Private Library: The Books That Shaped His Life）一書中指出，儘管希特勒為人所知是因為焚書而非藏書，但他卻擁有一萬六千冊圖書。對希特勒來說，藏書代表了「比埃裏亞聖泉」，若按照他本人的講法，他每天晚上至少讀一本書，有時還更多。他有一次說：「在給予的同時也必須收取，而我從書中收取我所需要的東西。」然而，讀書並沒有讓毛澤東和希特勒具有絲毫的愛與憐憫之心。
中國的古書當然可以讀，但不能只讀中國的古書。百歲老人周有光指出：「毛澤東假如學多一點新知識，可以做許多好事情。他不僅沒有到外國讀書，看看他的書房裡，都是平放的書，沒有豎放的書，他沒有新書，都是看老的書。」周有光從毛的藏書是「平放」還是「豎放」的細節上，看出毛「現代帝王」的本質——毛領導的革命，是中國農民起義的翻版，而非馬克思所言之「工人階級革命」。所謂「平放」的書，即中國古代的線裝書，這些書的精神內涵是厚黑學與權謀術。關於這一點，北大教授、法學家和政治學家龔祥瑞晚年亦指出：「毛澤東深知中國傳統而沒有出國受過教育，只知中國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國。」
將北大精神從北平帶到台大的傅斯年，是「五四」學子，學富五車，目光如炬，對毛澤東的本質認識最為深刻。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和毛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傅發現毛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至多不過宋江之流。於是，傅斯年毅然離開中國，躲開了毛即將導演的焚書坑儒的慘劇。
那麼，作為「今上」的習近平呢？二〇一三年三月，習近平在訪問俄前夕接受金磚四國媒體訪問，聲稱「讀書已經成為我的一種生活方式」。習近平上位後，官媒挖掘他知青時代的「偉大事蹟」，其中有一項是「帶書下鄉」。當年，習近平到陝北梁河村，他的箱子比別人的都小。有一個當地農民挑選這個最小的箱子幫著搬運，以為省力，誰知這個箱子最沉，「裡面裝的不是金元寶，而是書籍」。「愛看書」，「好學」，是梁家河村人對青年習近平的評價。在他們的記憶中，習近平經常在煤油燈下看「磚頭一樣厚的書」，有馬列，好像也有數理化。「那時候不通電，他就在煤油燈下看書，有時候吃飯也拿著書。」村民石春陽如此回憶說。
挑燈夜讀的場景似乎很感人。但是，習近平愛讀的究竟是哪些書呢？如今，脫胎換骨的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專門作了一場勸誠領導幹部「好讀書善讀書」的長篇報告，既然他是中共歷史上唯一擁有博士學位的黨魁，教導大家讀書是理所當然的。然而，習近平開出的書單卻是「讀馬列、讀毛著」。如此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怎麼可能帶領中國走向民主憲政呢？
……
我愛讀的書跟毛、習二人不一樣。也許因為口吃的緣故，我從小就樂於一個人靜靜地閱讀。我的讀書生涯始于父母慷慨地為我購買連環畫，訂閱《兒童時代》和《少年文藝》。那是八十年代初，父母只是小縣城裡一家工廠的普通職工，家境並不富足，在其他方面他們相當節儉，惟獨在為我買書上從不說「不」。這讓我對父母永遠心存感激。上中學時，我加入了名為「墨池」的文學社，舞文弄墨起來，那是學生文學社團的黃金時代。然後，我遇到了一位剛剛在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中接受洗禮的年輕老師，他把《走向未來叢書》、《河殤》和《人妖之間》等當年大學裡風靡一時的書借給我看。由此，我毫不困難地搭上了八十年代的末班車。
當我如願以償踏進九十年代初的北大，卻大失所望。北大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然隨風而逝。昔日最優秀的教授，要麼流亡，要麼沉默，沒有人願意談論八九年的那場屠殺。失望之餘，我意外地在北大圖書館發現了一個小小的角落——「台港文獻中心」。那是一間不起眼的閱覽室，裡面通常沒有幾個讀者。本來，這間閱覽室只允許研究生以上的讀者進入，本科生需要教授寫推薦信。後來，慢慢與管理員熟了，我就堂而皇之地在裡面找書看，而且專找「反動書籍」。我第一次知道殷海光的名字，是在那裡；我第一次讀到劉曉波的思想史著作《思想之謎與人類之夢》，也是在那裡。在北大的七年，那裡是我停留時間最久的地方。我不是在老師的課堂上，而是在那間「密室」裡被鍛造成「反動青年」的。有多少個雪後的深夜，圖書館閉館了，我在凜冽的北風中吃力地騎著自行車，沿著燕南園的院牆回宿舍。那些每個字裡都搖曳著自由魂魄的書，讓我的每個細胞都像喝過酒似的翩翩起舞。
那時，台灣和香港還是遙遠而抽象的概念。數年以後，我踏上了台灣和香港的土地，發現那裡有更多的自由之書。我在香港和台灣讀書、買書，冒險帶回中國，多次被海關沒收。再以後，因為我太熱愛自由了，與敵視自由的黨國發生越來越嚴重的衝突。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支筆。在生命安全亦不得保障之際，我選擇了離開。在美國東岸維吉尼亞的鄉間，我重新鋪好一張書桌，讀自由的書籍，寫自由的文字，感覺宛如隔世。武裝到牙齒的共產黨政權，不是害怕手無寸鐵的我，而是害怕我寫的書，以及我在書中介紹的那些更了不起的書。
與暴政的對抗並未結束，過去的十年只是短短的序幕。引導我在自由之路上奮勇前行的劉曉波身陷牢獄，他失去了讀喜愛的書的自由；而我，倍加珍惜這份逃離中國之後才能享有的自由，並誓言呵護自由、禮贊自由、傳播自由。不過，讓我沒有想到的是，曾經在思想解凍的歷程中助我一臂之力的台灣和香港，如今逐漸被籠罩在中共極權主義的陰影下。中共企圖通過所謂「國民教育」，對香港年輕人進行「洗腦」教育，將消化不良的「一國兩制」改造成如臂使指的「一國一制」；中共亦假借在中國發財的台商之手，瘋狂併購台灣大小媒體，雖然暫時不能軍事佔領台灣，卻要先把台灣變成其意識形態的殖民地。
二〇一二年一月，我攜妻兒離開中國的時候，將上萬冊藏書中精選出來的十分之一、差不多一千多冊打包成四十箱海運到美國。既然中國容不下我的一張小小的書桌，我只好將這些心愛的書籍也帶上流亡的路途。而我在這本書中介紹的五十本書，更是其中精選中的精選。這些書，曾陪伴我度過漫漫長夜，我希望它們給更多對朋友帶去祝福、啟發和安慰，正如英國學者撒母耳·詹森所說，「書是固定的發光體，只要掩蓋它的浮雲散去，它依舊在原地明亮如初」。
本書的香港版名為《解毒國民教育：通往心靈自由的五十本書》，而台灣版的名字《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則得名於吳介民兄寫的序言，謝謝吳介民兄的序言，他的鼓勵，讓我更有勇氣前行。我一直認為，認識中國是台灣捍衛自身的自由、獨立和民主的必修課，願我的這本書能幫助台灣的朋友們認識中國，成為台灣的朋友們的一本「枕邊書」。最後也感謝羅文嘉兄主持的水牛出版社接納了這本書稿，對理想的執著，讓我與從野百合學運中一步步走過來的羅文嘉兄一見如故。
我相信，這些與我們同行的書，甚至比我們要到達的目的地更加重要。願藉著這些彩虹般的好書，我們成為聲氣相投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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