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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湯晏的《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2023/01/14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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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湯晏的《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雖然這部傳記不是討論錢鍾書創作或學術成就的專著，但錢鍾書是一位學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論述錢鍾書生平時不討論錢氏作品及其學術成就；這部算是學術性的傳記，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當我細讀錢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時常有幾個問題繫在我心頭。錢鍾書像伏爾泰 (Voltaire) 一樣，留下一部為人傳誦的小說（《圍城》），他是否願後世以小說家稱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錐編》，但他是否以此為滿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發揮？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裡，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錢鍾書？他是一個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呢，還是一個伏爾泰？這些問題是我關心的，將在這部傳記裡嘗試提出答案。
——湯晏，〈引言〉
陸續讀了錢鍾書的一些作品，接著穿插閱讀這本傳記，對於錢鍾書，除了讚嘆之外，還是讚嘆，至於作者湯晏的文筆頗有畫龍點睛之效，一樣值得讚賞。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6720
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作者：湯晏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8/18
語言：繁體中文
錢鍾書是一個現象級人物，美譽環繞：「民國第一才子」、「文化崑崙」、「學貫中西」；余英時稱他是「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清華師友都說他是「天才」。但這樣一個天才，曾有長達三十年時間，在兩岸湮沒無聞，直到八〇年代臨老才獲得應有重視。時代為何辜負了他？本書作者湯晏，秉持史家作傳嚴謹精神，以簡潔流暢之筆，勾勒錢鍾書一生命運流轉。前半部述其秀異天賦的展現，後半部講他在極權統治之下，天賦異稟卻無法發揮，淪為「被壓抑的天才」。
作者簡介
湯晏
江蘇海門人，幼隨父母到臺灣。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平時喜讀史書、人物傳記與文學作品。很喜歡《紅樓夢》。已退休，居紐約。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青年胡適，1891-1917》。
【Excerpt】
〈上海，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II
錢鍾書夫婦在上海境遇雖劣，但仍不忘寫作，大有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言「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在敵偽時期，物價騰貴，生活艱苦實屬意料中事。錢鍾書家傭人也用不起，日常炊米洗衣均由楊絳一人來擔當。楊絳除教書料理家務外，還能找出時間來撰寫劇本，她的第一部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就在此時寫成的。一九四三年在上海公演，由李健吾擔任主角，盛極一時。錢鍾書則除繼續修訂《談藝錄》外，於抗戰末期，即著手寫長篇《圍城》。錢於一九四四年〈生日〉小詩有云：
行藏衹辦倚欄干，勳業年來鏡懶看。
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
老侵氣覺風雲短，才退評蒙月旦寬。
輸與子山工自處，長能面熱卻心寒。
(原詩小注：《風月堂詩話》載李清照句：「詩情如夜鵲，三匝未能安。」庚信〈擬詠懷〉：「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
據楊絳說，詩中兩句「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就是指當時著書兼顧不及的心情。
在上海，錢鍾書出了一冊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這本書裡的文章都是在內地寫的，由楊絳挑選、編定。斯集問世則在珍珠港事變前後，像初版的《培根論文集》一樣只有十篇。其中五篇 (包括序言) 是他以前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寫的。其餘五篇〈窗〉、〈論快樂〉、〈吃飯〉、〈讀《伊索寓言》〉及〈談教訓〉是在湘西藍田寫的，且未曾發表過。錢鍾書的散文受西方影響很大，故在介紹他的散文之前，約略地談一下西方文人的散文傳統。西洋學者常說要瞭解培根，最好讀他的Essays (論文或譯作散文、隨筆)，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要瞭解錢鍾書也應該從他的散文著手。西方散文家大都學識淵博 (也許懷特〔E.B. White］是個例外)，錢鍾書學富五車，襲有西洋散文家的遺緒，惟他與愛默森 (Emerson) 不同，與培根也不完全一樣。愛默森的散文說教的多，讀來枯燥無味。培根的散文都是論說體，他的文字簡練精賅，他讀書多，歷史掌故道來如數家珍，讀來趣味盎然。他的這些論文是為當時英國世家子弟寫的，希望他們讀了他的論文後，更能通達人情世故。培根人品操守都不好，是一貪官。但在他的論文集裡看不出來。至少他沒有像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那樣寫出《君王論》(The Prince) 這樣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書來。錢鍾書與培根也有很有趣的相似之處。培根嚴肅及重要的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而他的論文集算是「遊戲文章」，是用英文寫的。錢鍾書寫《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寫的，但是用白話文來寫散文及小說：初讀錢鍾書的散文，覺得散漫，但細讀之下，還是有軌跡可尋，像培根論文一樣，讀得愈多，愈覺得其結構嚴密而有活力。錢鍾書的散文起首很特別，有時很有趣味，他把最重要的話放在最後，所以結論很有力，有時也很風趣，如〈吃飯〉的結尾。嚴格說來，錢鍾書的散文體裁有點像培根，行文尖刻則接近斯威夫特，斯威夫特也很有學問但不掉書袋。錢鍾書機智與「射他耳」(satire) 像斯威夫特，他們二人微妙的戲謔及精密的諷刺在別處是找不到的。錢鍾書像斯威夫特一樣，無論寫什麼總有他自己的文采，總是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因此吾人就很難說出錢鍾書的散文受哪一家的影響最大。一個優秀作家寫的文字應該有自己的風格。中國近代作家能做得到像斯威夫特那樣的只有兩位，一是魯迅，另一是錢鍾書。
《寫在人生邊上》是錢鍾書唯一的一本散文集，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風格特異，析理入微透骨，處處閃爍著作者睿智。司馬長風說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名著。他又說錢氏散文「文字活潑生動，當代無匹」。本書有一篇序言，這篇序言雖短 (只有三百字上下)，但無可諱言是一傑作，從未見過這樣簡短的序言而這樣周密，與本書書名及照顧全書內容 (除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外) 則甚是貼切，可謂天衣無縫。錢氏比喻人生是一部大書，他說作者有一大半只能算是書評家，看到有什麼意見，則可以在書邊的空白上寫幾個字，或者畫一個問號，就像中國書上的眉批或外國書上的Marginalia。最後他說：「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那末，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留下好多空白。」在這裡，錢鍾書把書名點出來了，這種畫龍點睛大手筆，中外少見。
……
III
《寫在人生邊上》的出版，也許是錢鍾書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在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雖然世局維艱，錢鍾書潛心著述，以遣漫漫長夜。錢的《談藝錄》及小說和楊絳的劇本均於此時撰寫。錢在《談藝錄》序言中說：「麓藏閣置，以待貞元。」他們對勝利是有信心的。楊絳有一憶舊文，最足以反映這一時期的生活與心境，茲錄如下，做為本章的結束。她說：「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優雅的客廳裡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苦惱。」
〈結語〉
據李濟說，有一年他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二次中美學術會議，當時蔣廷黻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對李濟說就住在大使官邸雙橡園，不必住在外頭。李濟後來回憶說：「在我快要離開的時候和他談天，我就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反過來問李濟，他說：「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蔣廷黻顯然沒有正面答覆這個問題，或者根本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後來蔣的朋友陳之邁為蔣作傳時，對這個問題做了一番解釋，他說蔣並沒有避免直接答覆李濟所提的問題，蔣廷黻以司馬遷和張騫做例，在他 (陳) 看來，蔣的意思是在兩者不可得兼的情形下，他覺得寫《史記》比出使西域好，因為他估計後世知道司馬遷的人比知道張騫的人多，他的估計不一定對，但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
由李濟向蔣廷黻提出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問錢鍾書，他想做司空圖，還是想做曹雪芹呢？我們沒有機會問他這樣的問題，故也不知道他將如何回答。但一九八○年《圍城》在大陸再版時，楊絳問過錢鍾書，還想不想再寫小說，錢鍾書的答話或可供我們參考，他答道：「興致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有會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裡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西班牙語裡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錢鍾書說這話是很含蓄委婉。他對寫小說興趣還是有的，只怕「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這可能是謙虛，但還有一層意思，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豈能寫，即使寫出來，恐怕也「不成東西」。據楊絳說：「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或評論之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這是很沉痛的話，對錢鍾書來說也是很可惋惜的。做學術研究，凡具有磨繡花針的能耐與工夫均能優為之的，但小說是有才華的人始能寫。錢鍾書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像桓譚和杜預一樣，「并有著書，咸能自序。」一九四一年他出版一冊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抗戰勝利後，他一連出了三本書：《人‧獸‧鬼》(一九四六年)、《圍城》(一九四七年) 及《談藝錄》(一九四八年)，此時正是創作旺盛的年代。在解放前夕，他已著手撰寫一長篇《百合心》，已起了一個頭，寫了約三、四萬字。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了，在黨、馬列主義的高壓政治之下，文學要為「人民」服務，錢鍾書像大陸上所有有才華的作家一樣，放棄寫作，從此封筆，並將《百合心》殘稿毀了，遑論其他。錢鍾書的創作生命遽而中止，「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只有苟全性命於亂世，做些純粹學術性的工作，在五○年代編了一部《宋詩選注》，是一部極富學術價值的書，日本漢學界一致叫好，咸稱其精，譽為所有宋詩選本中最佳者。可是在一個國家上上下下被馬列主義沖昏了腦袋，不明是非，不識好歹，於是《宋詩選注》出版後不久由於該書「人民性」不夠，即遭批判，錢鍾書痛心疾首，以後幾十年再也沒有任何重要著作問世。一直到文革末期自幹校回京後，自念老之將至，來日不多，乃將他一生讀書心得寫成一部五巨冊讀書筆記名《管錐編》，此乃日後公認為錢氏傳世之作。
錢鍾書生於憂患，《管錐編》是避世主義 (escapism) 下的作品，也是錢鍾書妥協下的結果。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不會去寫這種書的，他會去創作小說或寫文學史。也許有人要問，如果錢鍾書生在一個有創作自由的國家，換一個環境，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麽樣的錢鍾書？以他的才華可做之事很多，他可能是一個伏爾泰或斯威夫特。他也可以做批評家，同時也可以從事文學創作，如像在西方的大詩人艾略特，或如小說家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如果在批評家與小說家不可得兼情形下，我們相信創作小說給他精神上的滿足多，他會選擇做一個小說家，他可能是一個曹雪芹或中國的托爾斯泰，他有這種潛力。錢鍾書在文學上的天才，就像莫札特之於音樂，狄馬喬 (Joe DiMaggio) 之於棒球，是很自然的事。但很不幸，他沒有那樣幸運，給他一個發揮天才的機會，可謂生不逢辰，他生在二十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文化大革命，因此把一個三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天才毀了。時代辜負了他。錢鍾書有志著述，但今日留下來的著作，不夠傳述其才華於萬一，的是「千古文章未盡才」，用曹子桓的一句話來說：錢鍾書是「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與吳質書〉)。
雖然這部傳記不是討論錢鍾書創作或學術成就的專著，但錢鍾書是一位學者、一位作家，所以不可能在論述錢鍾書生平時不討論錢氏作品及其學術成就；這部算是學術性的傳記，英文叫intellectual biography。每當我細讀錢先生生平及其著作時常有幾個問題繫在我心頭。錢鍾書像伏爾泰 (Voltaire) 一樣，留下一部為人傳誦的小說（《圍城》），他是否願後世以小說家稱之？他在逆境中完成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管錐編》，但他是否以此為滿足？他的天才是否已充分發揮？如果在太平盛世或在一個創作自由的環境裡，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麼樣的錢鍾書？他是一個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呢，還是一個伏爾泰？這些問題是我關心的，將在這部傳記裡嘗試提出答案。
——湯晏，〈引言〉
陸續讀了錢鍾書的一些作品，接著穿插閱讀這本傳記，對於錢鍾書，除了讚嘆之外，還是讚嘆，至於作者湯晏的文筆頗有畫龍點睛之效，一樣值得讚賞。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866720
被壓抑的天才：錢鍾書與現代中國
作者：湯晏
出版社：春山出版
出版日期：2020/08/18
語言：繁體中文
錢鍾書是一個現象級人物，美譽環繞：「民國第一才子」、「文化崑崙」、「學貫中西」；余英時稱他是「中國古典文化在二十世紀最高的結晶之一」，清華師友都說他是「天才」。但這樣一個天才，曾有長達三十年時間，在兩岸湮沒無聞，直到八〇年代臨老才獲得應有重視。時代為何辜負了他？本書作者湯晏，秉持史家作傳嚴謹精神，以簡潔流暢之筆，勾勒錢鍾書一生命運流轉。前半部述其秀異天賦的展現，後半部講他在極權統治之下，天賦異稟卻無法發揮，淪為「被壓抑的天才」。
作者簡介
湯晏
江蘇海門人，幼隨父母到臺灣。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平時喜讀史書、人物傳記與文學作品。很喜歡《紅樓夢》。已退休，居紐約。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青年胡適，1891-1917》。
【Excerpt】
〈上海，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五〉
II
錢鍾書夫婦在上海境遇雖劣，但仍不忘寫作，大有王勃在《滕王閣序》中所言「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在敵偽時期，物價騰貴，生活艱苦實屬意料中事。錢鍾書家傭人也用不起，日常炊米洗衣均由楊絳一人來擔當。楊絳除教書料理家務外，還能找出時間來撰寫劇本，她的第一部四幕喜劇《稱心如意》就在此時寫成的。一九四三年在上海公演，由李健吾擔任主角，盛極一時。錢鍾書則除繼續修訂《談藝錄》外，於抗戰末期，即著手寫長篇《圍城》。錢於一九四四年〈生日〉小詩有云：
行藏衹辦倚欄干，勳業年來鏡懶看。
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
老侵氣覺風雲短，才退評蒙月旦寬。
輸與子山工自處，長能面熱卻心寒。
(原詩小注：《風月堂詩話》載李清照句：「詩情如夜鵲，三匝未能安。」庚信〈擬詠懷〉：「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
據楊絳說，詩中兩句「書癖鑽窗蜂未出，詩情繞樹鵲難安」，就是指當時著書兼顧不及的心情。
在上海，錢鍾書出了一冊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這本書裡的文章都是在內地寫的，由楊絳挑選、編定。斯集問世則在珍珠港事變前後，像初版的《培根論文集》一樣只有十篇。其中五篇 (包括序言) 是他以前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寫的。其餘五篇〈窗〉、〈論快樂〉、〈吃飯〉、〈讀《伊索寓言》〉及〈談教訓〉是在湘西藍田寫的，且未曾發表過。錢鍾書的散文受西方影響很大，故在介紹他的散文之前，約略地談一下西方文人的散文傳統。西洋學者常說要瞭解培根，最好讀他的Essays (論文或譯作散文、隨筆)，其實我們也可以這樣說，要瞭解錢鍾書也應該從他的散文著手。西方散文家大都學識淵博 (也許懷特〔E.B. White］是個例外)，錢鍾書學富五車，襲有西洋散文家的遺緒，惟他與愛默森 (Emerson) 不同，與培根也不完全一樣。愛默森的散文說教的多，讀來枯燥無味。培根的散文都是論說體，他的文字簡練精賅，他讀書多，歷史掌故道來如數家珍，讀來趣味盎然。他的這些論文是為當時英國世家子弟寫的，希望他們讀了他的論文後，更能通達人情世故。培根人品操守都不好，是一貪官。但在他的論文集裡看不出來。至少他沒有像馬基維利 (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 那樣寫出《君王論》(The Prince) 這樣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的書來。錢鍾書與培根也有很有趣的相似之處。培根嚴肅及重要的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寫的，而他的論文集算是「遊戲文章」，是用英文寫的。錢鍾書寫《談藝錄》和《管錐編》都是用典雅的文言文寫的，但是用白話文來寫散文及小說：初讀錢鍾書的散文，覺得散漫，但細讀之下，還是有軌跡可尋，像培根論文一樣，讀得愈多，愈覺得其結構嚴密而有活力。錢鍾書的散文起首很特別，有時很有趣味，他把最重要的話放在最後，所以結論很有力，有時也很風趣，如〈吃飯〉的結尾。嚴格說來，錢鍾書的散文體裁有點像培根，行文尖刻則接近斯威夫特，斯威夫特也很有學問但不掉書袋。錢鍾書機智與「射他耳」(satire) 像斯威夫特，他們二人微妙的戲謔及精密的諷刺在別處是找不到的。錢鍾書像斯威夫特一樣，無論寫什麼總有他自己的文采，總是有他自己獨特的風格，因此吾人就很難說出錢鍾書的散文受哪一家的影響最大。一個優秀作家寫的文字應該有自己的風格。中國近代作家能做得到像斯威夫特那樣的只有兩位，一是魯迅，另一是錢鍾書。
《寫在人生邊上》是錢鍾書唯一的一本散文集，這是一本薄薄的小書，但風格特異，析理入微透骨，處處閃爍著作者睿智。司馬長風說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名著。他又說錢氏散文「文字活潑生動，當代無匹」。本書有一篇序言，這篇序言雖短 (只有三百字上下)，但無可諱言是一傑作，從未見過這樣簡短的序言而這樣周密，與本書書名及照顧全書內容 (除第一篇〈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外) 則甚是貼切，可謂天衣無縫。錢氏比喻人生是一部大書，他說作者有一大半只能算是書評家，看到有什麼意見，則可以在書邊的空白上寫幾個字，或者畫一個問號，就像中國書上的眉批或外國書上的Marginalia。最後他說：「假使人生是一部大書，那末，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一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留下好多空白。」在這裡，錢鍾書把書名點出來了，這種畫龍點睛大手筆，中外少見。
……
III
《寫在人生邊上》的出版，也許是錢鍾書在敵偽時期的上海，在精神上最大的慰藉。雖然世局維艱，錢鍾書潛心著述，以遣漫漫長夜。錢的《談藝錄》及小說和楊絳的劇本均於此時撰寫。錢在《談藝錄》序言中說：「麓藏閣置，以待貞元。」他們對勝利是有信心的。楊絳有一憶舊文，最足以反映這一時期的生活與心境，茲錄如下，做為本章的結束。她說：「抗戰末期，勝利前夕，錢鍾書和我在宋淇家初次會見傅雷和朱梅馥夫婦。我們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飯後經常到他家去夜談。那時候知識分子在淪陷的上海，真不知「長夜漫漫何時旦」。但我們還年輕，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過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雲開日出。我們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樸素優雅的客廳裡各抒己見，也好比開開窗子，通通空氣，破一破日常生活裡的沉悶苦惱。」
〈結語〉
據李濟說，有一年他出席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二次中美學術會議，當時蔣廷黻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蔣對李濟說就住在大使官邸雙橡園，不必住在外頭。李濟後來回憶說：「在我快要離開的時候和他談天，我就問他：『廷黻，照你看是創造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還是寫歷史給你精神上的快樂多？』」蔣廷黻反過來問李濟，他說：「濟之，現在到底是知道司馬遷的人多，還是知道張騫的人多？」蔣廷黻顯然沒有正面答覆這個問題，或者根本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後來蔣的朋友陳之邁為蔣作傳時，對這個問題做了一番解釋，他說蔣並沒有避免直接答覆李濟所提的問題，蔣廷黻以司馬遷和張騫做例，在他 (陳) 看來，蔣的意思是在兩者不可得兼的情形下，他覺得寫《史記》比出使西域好，因為他估計後世知道司馬遷的人比知道張騫的人多，他的估計不一定對，但他的用意是很清楚的。
由李濟向蔣廷黻提出的問題，我們也可以問錢鍾書，他想做司空圖，還是想做曹雪芹呢？我們沒有機會問他這樣的問題，故也不知道他將如何回答。但一九八○年《圍城》在大陸再版時，楊絳問過錢鍾書，還想不想再寫小說，錢鍾書的答話或可供我們參考，他答道：「興致還有，才氣已與年俱減。要想寫作而沒有可能，那只有會遺恨；有條件寫作而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那就只有後悔了。遺恨裡還有哄騙自己的餘地，後悔是你所學西班牙語裡所謂『面對真理的時刻』，使不得一點兒自我哄騙、開脫或寬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寧恨毋悔。」錢鍾書說這話是很含蓄委婉。他對寫小說興趣還是有的，只怕「寫出來的不成東西」，這可能是謙虛，但還有一層意思，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豈能寫，即使寫出來，恐怕也「不成東西」。據楊絳說：「他自信還有寫作之才，卻只能從事研究或評論之作，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這是很沉痛的話，對錢鍾書來說也是很可惋惜的。做學術研究，凡具有磨繡花針的能耐與工夫均能優為之的，但小說是有才華的人始能寫。錢鍾書是一個有才華的人，像桓譚和杜預一樣，「并有著書，咸能自序。」一九四一年他出版一冊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抗戰勝利後，他一連出了三本書：《人‧獸‧鬼》(一九四六年)、《圍城》(一九四七年) 及《談藝錄》(一九四八年)，此時正是創作旺盛的年代。在解放前夕，他已著手撰寫一長篇《百合心》，已起了一個頭，寫了約三、四萬字。但一九四九年共產黨來了，在黨、馬列主義的高壓政治之下，文學要為「人民」服務，錢鍾書像大陸上所有有才華的作家一樣，放棄寫作，從此封筆，並將《百合心》殘稿毀了，遑論其他。錢鍾書的創作生命遽而中止，「從此不但口『噤』，而且不興此念了。」只有苟全性命於亂世，做些純粹學術性的工作，在五○年代編了一部《宋詩選注》，是一部極富學術價值的書，日本漢學界一致叫好，咸稱其精，譽為所有宋詩選本中最佳者。可是在一個國家上上下下被馬列主義沖昏了腦袋，不明是非，不識好歹，於是《宋詩選注》出版後不久由於該書「人民性」不夠，即遭批判，錢鍾書痛心疾首，以後幾十年再也沒有任何重要著作問世。一直到文革末期自幹校回京後，自念老之將至，來日不多，乃將他一生讀書心得寫成一部五巨冊讀書筆記名《管錐編》，此乃日後公認為錢氏傳世之作。
錢鍾書生於憂患，《管錐編》是避世主義 (escapism) 下的作品，也是錢鍾書妥協下的結果。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不會去寫這種書的，他會去創作小說或寫文學史。也許有人要問，如果錢鍾書生在一個有創作自由的國家，換一個環境，錢鍾書將是一個什麽樣的錢鍾書？以他的才華可做之事很多，他可能是一個伏爾泰或斯威夫特。他也可以做批評家，同時也可以從事文學創作，如像在西方的大詩人艾略特，或如小說家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如果在批評家與小說家不可得兼情形下，我們相信創作小說給他精神上的滿足多，他會選擇做一個小說家，他可能是一個曹雪芹或中國的托爾斯泰，他有這種潛力。錢鍾書在文學上的天才，就像莫札特之於音樂，狄馬喬 (Joe DiMaggio) 之於棒球，是很自然的事。但很不幸，他沒有那樣幸運，給他一個發揮天才的機會，可謂生不逢辰，他生在二十世紀動亂頻仍的中國——軍閥割據，抗日戰爭，國共內戰及文化大革命，因此把一個三百年來難得一見的天才毀了。時代辜負了他。錢鍾書有志著述，但今日留下來的著作，不夠傳述其才華於萬一，的是「千古文章未盡才」，用曹子桓的一句話來說：錢鍾書是「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與吳質書〉)。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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