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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陳芳明的《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2022/04/04 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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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陳芳明的《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焚毀的諾墩〉(T. S. Eliot: Burnt Norton)
時間現在與及時間過去
或者都存在於時間將來，
而時間將來包涵於時間過去，
如果所有時間都永遠地存在
所有時間都無可挽回。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王無邪 譯)
在陳芳明的這一本論文集，我挑出其中一篇〈翻譯艾略特〉進行摘要，但明顯的我只對於前半段較有興趣，從幾位譯者翻譯艾略特的歷程，是否能拼湊出自己的閱讀經驗呢？余光中、葉維廉、杜若洲……，以及文中未提及的王無邪。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8918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作者：陳芳明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6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共收入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的十篇論著，以抽樣的方式，來檢驗一個時代美學是如何在台灣文學形塑起來。本書探討了鄉土作家葉石濤、鍾肇政，外省作家朱西甯，女性作家李昂的文學作品，用以說明現代主義是如何跨越族群、性別的界線。縱然是在同樣一個美學運動的洪流裡，卻都有其各自的身世特色與藝術視野。另一方面，本書也探討了現代詩人余光中、瘂弦、楊牧的藝術奧祕。這些詩人作品的詩行之間流動著內在情緒與情欲，衝擊著當時政治權力所規訓的身體。陳芳明指出，現代詩人余光中、瘂弦、楊牧或許不至於被稱為浪子蕩娃，但他們詩中的意象與暗示，已遠遠超越了社會道德所能承受的境界。
作者簡介
陳芳明
從事歷史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陳芳明，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他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受委籌備、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以顯其治學和教學上的卓越成就。
2011年，陳芳明終於完成歷時十二載的《台灣新文學史》，為全世界的中文讀者打開新的台灣文學閱讀視野。
【Excerpt】
〈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
[引言]
文學的翻譯，是一種藝術的旅行，即屬時間的，也屬空間的。就時間的旅行而言，翻譯都必然發生在作品完成之後。在一九五○、六○年代現代主義發軔之際，被譯介到台灣的西方詩人與小說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在文學史上取得經典的地位。由於台灣處在時間的下游，所以就獲得一個能夠選擇的位置。在西方現代詩運動中扮演旗手的艾略特 (T. S. Eliot)，最初在五○年代被台灣文學接受時，已是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影響力，在普遍影響西方文學後，又進一步抵達東方的一座浮島。台灣社會所見證的艾略特，是一位風格已經確立的詩人，他的文學評價與美學信仰所引起的爭議，基本上已都塵埃落定。
就空間的旅行而言，艾略特的文學從西方到達台灣，必須經過兩種面具的轉換。第一種是語言的轉換，第二種是美學的變易。艾略特在另一個陌生的國度使用中文發音時，面對的不只是語言意義的落差，而且是社會政經條件的落差。在接受艾略特時，台灣作家所看到的詩人精神面貌與美學狀態顯然是不同於西方的艾略特。
艾略特的名字初聞於台灣時，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文化權力結構似乎已經確立。有關這方面的歷史解釋，也許必須以更為周密的論文來處理。不過，有一個事實值得注意，一九五○年代初期的詩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都是以譯介法國象徵主義的詩人及其作品為主調。必須等到五○年代末期，英美現代詩的翻譯才逐漸蔚為風氣？。在美國文化的強勢推湧之下，艾略特的詩與詩論才以中文翻譯登陸於台灣。
[從厄略脫，艾略特到歐立德]
現代主義如果可以視為一種面具，則艾略特被介紹到台灣的過程凡經三變。在最初的文化接觸階段，厄略脫或艾略特代表的是一種嘗試的譯名。艾略特的譯名，在一九五○年代末才普遍為台灣所接受。用功最深的，當推余光中。他的推廣，意味著台灣詩壇已逐漸能欣賞並消化艾略特建立起來的美學。葉維廉與杜國清的翻譯與研究，在余光中所奠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使艾略特文學取得較為穩定的地位。到了一九六○年中期，顏元叔高舉新批評的旗幟，自美留學返台，開始有計畫重新解釋艾略特。顏元叔堅持應該把艾略特譯為歐立德，其目的不僅在肯定艾略特藝術，而且還有意把他的詩論運用於台灣現代詩的批評工作之上。如果上述三種譯名有其文化意義的話，則厄略脫應該是屬於斷片的、不完整的面具。艾略特的譯名出現時，意味著台灣文學已開始接受他的文學，是一個較為完整的面具。到了歐立德的名字重新發明時，一個新的變貌階段已經出現。台灣文學似乎已具備能力去解釋這位傑出的詩人，同時他的詩觀也漸漸被台灣批評家所挪用。艾略特文學的旅行，至此已到達一個轉折點。
厄略脫這個譯名，最初見諸於紀弦所創辦的《現代詩》，翻譯者是詩人方思。一九五四年冬天出版的《現代詩》，方思選擇《厄略脫詩論》三則，包括「實驗」、「相關」，與「聽覺的想像」。顯然台灣詩壇對艾略特的認識，最初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詩論。《現代詩》出現艾略特的譯詩，是在一九五七年的第十九期。署名葉冬的譯名介紹〈艾略特詩三章〉，都是以節譯的方式刊出，包括〈荒原〉(The Waste Land) 中有關死者的葬式之一節，〈普魯福情歌〉(The Love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的第一節，以及《大禮拜堂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劇中合唱之一節。在篇幅上，方思的譯文僅占一頁，葉冬的譯詩則不及兩頁。這說明了一九五○年代詩壇對艾略特還相當陌生，仍然還停留於試探接觸的階段，因此對詩人的形象與風格還難以把握。
《現代詩》刊出較為完整的翻譯，是薛柏谷在第二十二期所譯艾略特〈論詩的批評〉。這篇原文發表於一九二○年，艾略特的名字為當時的台灣詩壇帶來全新的觀念。因為，這篇文字強調批評的重要性絕對毫不遜色於創作，全然肯定批評本身具有自主的創造力。他更指出，帶有天分的詩人，往往也是帶有天分的批評家。
在《現代詩》的譯文中，艾略特的能見度並不鮮明。使艾略特的譯名確立下來，並且較為正式把他的文學介紹給台灣詩壇的，當推余光中。一九六○年元月，《文星》月刊的封面人物正是艾略特。在相片側面有一行標題文字：「溶美醜於一爐而創造新的美之艾略特」。在「封面人物」專欄裡，余光中發表一篇長文〈創造二十世紀之新詩的大詩人艾略特〉。較諸《現代詩》時期的翻譯，這是第一篇較具有組織的中文介紹。更具體的說，台灣詩人在這個階段，已經能夠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討論外國詩人。
同年二月，秀陶在《創世紀》譯出艾略特的經典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到了五月，白萩又譯出〈空洞的人〉。這兩篇譯文的出現，反映台灣文學開始正視這位歐洲詩人的重要性。艾略特的譯名不僅被接受，而且詩人的詩與詩觀也同樣受到矚目。作為文學傳播者下游的台灣，在選擇的立場上，較為有利地譯出屬於詩人的傑出作品。此後，有關艾略特的翻譯，就陸續在國內報刊雜誌發表。
可以確定的是，最早介紹艾略特文學的這一世代，在當時幾乎都是傑出的詩人。從他們的創作中可能很難發現艾略特的影子。不過，通過翻譯的事實，大約可以印證艾略特以星辰的高度召喚這世代的文學精神。同樣也是在一九六○年，師大英語系畢業了一位碩士，就是詩人葉維廉，英文論文題目是〈艾略特方法論〉(T. S. Eliot: A Study of His Method)。在這篇英文論文的基礎上，葉維廉於同年發表三篇中文論文，亦即〈「艾略特方法論」序說〉、〈艾略特的批評〉與〈靜止的中國花瓶：艾略特與中國詩的意象〉。葉維廉的研究，使艾略特文學的譯介有了飛躍式的進步。他的文字，代表一九六○年代的詩人已有英文寫作能力，並以英文詮釋艾略特。在整個華文世界，這是首創的先例。葉維廉在這方面的突破，稍後當進一步探討。
艾略特文學在台灣所獲得的中英文詮釋，以一九六○年為分水嶺。由於有余光中、白萩、秀陶、葉維廉等人的先後介紹，艾略特詩與詩觀似乎從此就嵌入台灣現代詩運動的脈絡。至於艾略特詩論的翻譯工程，規模最為龐大的，莫過於《笠》詩社的成員杜國清。他在一九六九年獨立譯出《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共收入詩論十八篇。這冊譯作的重要特色是，杜國清界借助許多日文的譯本。他的日文閱讀能力在那段時期也許遠勝於英文。這個例子，可以反映翻譯的現代性在台灣的複雜淵源。如果台灣社會沒有過日本殖民的經驗，知識分子的日文閱讀絕對不可能出現杜國清那樣的能力。艾略特的英文，假道日文途徑，而獲得中文的表達，是一個值得再思考的議題。
……
詩作的翻譯方面，頗具規模的工作顯然晚了許多。余光中在一九六九年出版《英美現代詩選》，其中收入艾略特的四首詩：〈一女士之畫像〉、〈波士頓晚郵〉、〈小亞波羅先生〉、〈三智士朝聖行〉。在每首詩之後，都有譯者的解釋，開創了譯詩的先例。台大外文系兩位教授談德義 (Pierre E. Demers) 與李達三 (John Deeney)，把課堂的研讀本正式出版為《艾略特的荒原》(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Waste Land)。翻譯之細膩，較諸余光中的工作還深刻。書中以英文詩為主體，輔之以中文譯註。另外一冊譯註，則是李清俊《艾略特的荒原》，是最晚出版的譯註，註解極為詳盡。因為此書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相當能夠代表台灣文學接受艾略特的程度。杜若洲的《荒原‧四首四重奏》，也是艾略特在台灣受到解釋研究後，才出版的完整譯詩。
旅行到台灣的艾略特，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個令人矚目的轉折。當時甫自美國留學返台的顏元叔，在《大學雜誌》發表一篇引起議論的文字《歐立德與艾略特》，企圖推翻沿用十餘年的艾略特的譯名，而代之以歐立德。他認為，艾略特沒有眼睛、鼻子，也沒有顯出詩人的個性。這篇文字引述艾略特自己說過的話，「在宗教上，他是英國國教徒，在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保皇黨。」顏元叔強調，艾略特是具有高度歷史意識的詩人，既尊重傳統，也創造傳統。他並認為，艾略特的詩與詩論是在建立歐洲的文學道統與宗教道統，宜乎將艾略特譯為歐立德。
顏元叔加入譯釋艾略特的行列，主要意義在於他提升詩壇對於這位西方傑出詩人的再認識。在艾略特與歐立德之間，譯名並不是重要的問題所在。從顏元叔的主張，當可發現艾略特的詩論已在台灣文學批評產生積極影響的作用。在此之前，台灣詩人翻譯艾略特，側重在藝術技巧的整頓。透過翻譯，是為了建立台灣詩人的詩藝，從而也深化在創造過程中的思想深度。顏元叔的態度，並不在於追求詩藝，而是為了強化台灣文學批評的力道。如果這樣的觀察可以成立，那麽艾略特與歐立德兩種譯法，一種是詩人型的接受，一種是批評家型的接受。前者重視的是文學創造力的開發，後者則偏向文學批評的運用。艾略特的翻譯，終於塑造了兩種台灣現代詩運動的兩種面貌。
……
〈焚毀的諾墩〉(T. S. Eliot: Burnt Norton)
時間現在與及時間過去
或者都存在於時間將來，
而時間將來包涵於時間過去，
如果所有時間都永遠地存在
所有時間都無可挽回。
(Time present and time past
Are both perhaps present in time future,
And time future contained in time past.
If all time is eternally present
All time is unredeemable.)
(王無邪 譯)
在陳芳明的這一本論文集，我挑出其中一篇〈翻譯艾略特〉進行摘要，但明顯的我只對於前半段較有興趣，從幾位譯者翻譯艾略特的歷程，是否能拼湊出自己的閱讀經驗呢？余光中、葉維廉、杜若洲……，以及文中未提及的王無邪。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98918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
作者：陳芳明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3/09/06
語言：繁體中文
內容簡介
《現代主義及其不滿》共收入文學評論家陳芳明的十篇論著，以抽樣的方式，來檢驗一個時代美學是如何在台灣文學形塑起來。本書探討了鄉土作家葉石濤、鍾肇政，外省作家朱西甯，女性作家李昂的文學作品，用以說明現代主義是如何跨越族群、性別的界線。縱然是在同樣一個美學運動的洪流裡，卻都有其各自的身世特色與藝術視野。另一方面，本書也探討了現代詩人余光中、瘂弦、楊牧的藝術奧祕。這些詩人作品的詩行之間流動著內在情緒與情欲，衝擊著當時政治權力所規訓的身體。陳芳明指出，現代詩人余光中、瘂弦、楊牧或許不至於被稱為浪子蕩娃，但他們詩中的意象與暗示，已遠遠超越了社會道德所能承受的境界。
作者簡介
陳芳明
從事歷史研究，並致力於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的陳芳明，一九四七年出生於高雄。畢業於輔仁大學歷史系、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他曾任教於靜宜大學、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後赴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任教，同時受委籌備、成立該校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獲聘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以顯其治學和教學上的卓越成就。
2011年，陳芳明終於完成歷時十二載的《台灣新文學史》，為全世界的中文讀者打開新的台灣文學閱讀視野。
【Excerpt】
〈翻譯艾略特——余光中與顏元叔對新批評的接受〉
[引言]
文學的翻譯，是一種藝術的旅行，即屬時間的，也屬空間的。就時間的旅行而言，翻譯都必然發生在作品完成之後。在一九五○、六○年代現代主義發軔之際，被譯介到台灣的西方詩人與小說家的作品，大部分都已在文學史上取得經典的地位。由於台灣處在時間的下游，所以就獲得一個能夠選擇的位置。在西方現代詩運動中扮演旗手的艾略特 (T. S. Eliot)，最初在五○年代被台灣文學接受時，已是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的文學影響力，在普遍影響西方文學後，又進一步抵達東方的一座浮島。台灣社會所見證的艾略特，是一位風格已經確立的詩人，他的文學評價與美學信仰所引起的爭議，基本上已都塵埃落定。
就空間的旅行而言，艾略特的文學從西方到達台灣，必須經過兩種面具的轉換。第一種是語言的轉換，第二種是美學的變易。艾略特在另一個陌生的國度使用中文發音時，面對的不只是語言意義的落差，而且是社會政經條件的落差。在接受艾略特時，台灣作家所看到的詩人精神面貌與美學狀態顯然是不同於西方的艾略特。
艾略特的名字初聞於台灣時，台灣與美國之間的文化權力結構似乎已經確立。有關這方面的歷史解釋，也許必須以更為周密的論文來處理。不過，有一個事實值得注意，一九五○年代初期的詩刊《現代詩》、《藍星》、《創世紀》都是以譯介法國象徵主義的詩人及其作品為主調。必須等到五○年代末期，英美現代詩的翻譯才逐漸蔚為風氣？。在美國文化的強勢推湧之下，艾略特的詩與詩論才以中文翻譯登陸於台灣。
[從厄略脫，艾略特到歐立德]
現代主義如果可以視為一種面具，則艾略特被介紹到台灣的過程凡經三變。在最初的文化接觸階段，厄略脫或艾略特代表的是一種嘗試的譯名。艾略特的譯名，在一九五○年代末才普遍為台灣所接受。用功最深的，當推余光中。他的推廣，意味著台灣詩壇已逐漸能欣賞並消化艾略特建立起來的美學。葉維廉與杜國清的翻譯與研究，在余光中所奠定的基礎上，又進一步使艾略特文學取得較為穩定的地位。到了一九六○年中期，顏元叔高舉新批評的旗幟，自美留學返台，開始有計畫重新解釋艾略特。顏元叔堅持應該把艾略特譯為歐立德，其目的不僅在肯定艾略特藝術，而且還有意把他的詩論運用於台灣現代詩的批評工作之上。如果上述三種譯名有其文化意義的話，則厄略脫應該是屬於斷片的、不完整的面具。艾略特的譯名出現時，意味著台灣文學已開始接受他的文學，是一個較為完整的面具。到了歐立德的名字重新發明時，一個新的變貌階段已經出現。台灣文學似乎已具備能力去解釋這位傑出的詩人，同時他的詩觀也漸漸被台灣批評家所挪用。艾略特文學的旅行，至此已到達一個轉折點。
厄略脫這個譯名，最初見諸於紀弦所創辦的《現代詩》，翻譯者是詩人方思。一九五四年冬天出版的《現代詩》，方思選擇《厄略脫詩論》三則，包括「實驗」、「相關」，與「聽覺的想像」。顯然台灣詩壇對艾略特的認識，最初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詩論。《現代詩》出現艾略特的譯詩，是在一九五七年的第十九期。署名葉冬的譯名介紹〈艾略特詩三章〉，都是以節譯的方式刊出，包括〈荒原〉(The Waste Land) 中有關死者的葬式之一節，〈普魯福情歌〉(The Lovesong of J. Alfred Prufrock) 的第一節，以及《大禮拜堂的謀殺》(Murder in the Cathedral) 劇中合唱之一節。在篇幅上，方思的譯文僅占一頁，葉冬的譯詩則不及兩頁。這說明了一九五○年代詩壇對艾略特還相當陌生，仍然還停留於試探接觸的階段，因此對詩人的形象與風格還難以把握。
《現代詩》刊出較為完整的翻譯，是薛柏谷在第二十二期所譯艾略特〈論詩的批評〉。這篇原文發表於一九二○年，艾略特的名字為當時的台灣詩壇帶來全新的觀念。因為，這篇文字強調批評的重要性絕對毫不遜色於創作，全然肯定批評本身具有自主的創造力。他更指出，帶有天分的詩人，往往也是帶有天分的批評家。
在《現代詩》的譯文中，艾略特的能見度並不鮮明。使艾略特的譯名確立下來，並且較為正式把他的文學介紹給台灣詩壇的，當推余光中。一九六○年元月，《文星》月刊的封面人物正是艾略特。在相片側面有一行標題文字：「溶美醜於一爐而創造新的美之艾略特」。在「封面人物」專欄裡，余光中發表一篇長文〈創造二十世紀之新詩的大詩人艾略特〉。較諸《現代詩》時期的翻譯，這是第一篇較具有組織的中文介紹。更具體的說，台灣詩人在這個階段，已經能夠使用自己的語言來討論外國詩人。
同年二月，秀陶在《創世紀》譯出艾略特的經典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到了五月，白萩又譯出〈空洞的人〉。這兩篇譯文的出現，反映台灣文學開始正視這位歐洲詩人的重要性。艾略特的譯名不僅被接受，而且詩人的詩與詩觀也同樣受到矚目。作為文學傳播者下游的台灣，在選擇的立場上，較為有利地譯出屬於詩人的傑出作品。此後，有關艾略特的翻譯，就陸續在國內報刊雜誌發表。
可以確定的是，最早介紹艾略特文學的這一世代，在當時幾乎都是傑出的詩人。從他們的創作中可能很難發現艾略特的影子。不過，通過翻譯的事實，大約可以印證艾略特以星辰的高度召喚這世代的文學精神。同樣也是在一九六○年，師大英語系畢業了一位碩士，就是詩人葉維廉，英文論文題目是〈艾略特方法論〉(T. S. Eliot: A Study of His Method)。在這篇英文論文的基礎上，葉維廉於同年發表三篇中文論文，亦即〈「艾略特方法論」序說〉、〈艾略特的批評〉與〈靜止的中國花瓶：艾略特與中國詩的意象〉。葉維廉的研究，使艾略特文學的譯介有了飛躍式的進步。他的文字，代表一九六○年代的詩人已有英文寫作能力，並以英文詮釋艾略特。在整個華文世界，這是首創的先例。葉維廉在這方面的突破，稍後當進一步探討。
艾略特文學在台灣所獲得的中英文詮釋，以一九六○年為分水嶺。由於有余光中、白萩、秀陶、葉維廉等人的先後介紹，艾略特詩與詩觀似乎從此就嵌入台灣現代詩運動的脈絡。至於艾略特詩論的翻譯工程，規模最為龐大的，莫過於《笠》詩社的成員杜國清。他在一九六九年獨立譯出《艾略特文學評論選集》，共收入詩論十八篇。這冊譯作的重要特色是，杜國清界借助許多日文的譯本。他的日文閱讀能力在那段時期也許遠勝於英文。這個例子，可以反映翻譯的現代性在台灣的複雜淵源。如果台灣社會沒有過日本殖民的經驗，知識分子的日文閱讀絕對不可能出現杜國清那樣的能力。艾略特的英文，假道日文途徑，而獲得中文的表達，是一個值得再思考的議題。
……
詩作的翻譯方面，頗具規模的工作顯然晚了許多。余光中在一九六九年出版《英美現代詩選》，其中收入艾略特的四首詩：〈一女士之畫像〉、〈波士頓晚郵〉、〈小亞波羅先生〉、〈三智士朝聖行〉。在每首詩之後，都有譯者的解釋，開創了譯詩的先例。台大外文系兩位教授談德義 (Pierre E. Demers) 與李達三 (John Deeney)，把課堂的研讀本正式出版為《艾略特的荒原》(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Waste Land)。翻譯之細膩，較諸余光中的工作還深刻。書中以英文詩為主體，輔之以中文譯註。另外一冊譯註，則是李清俊《艾略特的荒原》，是最晚出版的譯註，註解極為詳盡。因為此書出版於一九九二年，相當能夠代表台灣文學接受艾略特的程度。杜若洲的《荒原‧四首四重奏》，也是艾略特在台灣受到解釋研究後，才出版的完整譯詩。
旅行到台灣的艾略特，在一九六八年有一個令人矚目的轉折。當時甫自美國留學返台的顏元叔，在《大學雜誌》發表一篇引起議論的文字《歐立德與艾略特》，企圖推翻沿用十餘年的艾略特的譯名，而代之以歐立德。他認為，艾略特沒有眼睛、鼻子，也沒有顯出詩人的個性。這篇文字引述艾略特自己說過的話，「在宗教上，他是英國國教徒，在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保皇黨。」顏元叔強調，艾略特是具有高度歷史意識的詩人，既尊重傳統，也創造傳統。他並認為，艾略特的詩與詩論是在建立歐洲的文學道統與宗教道統，宜乎將艾略特譯為歐立德。
顏元叔加入譯釋艾略特的行列，主要意義在於他提升詩壇對於這位西方傑出詩人的再認識。在艾略特與歐立德之間，譯名並不是重要的問題所在。從顏元叔的主張，當可發現艾略特的詩論已在台灣文學批評產生積極影響的作用。在此之前，台灣詩人翻譯艾略特，側重在藝術技巧的整頓。透過翻譯，是為了建立台灣詩人的詩藝，從而也深化在創造過程中的思想深度。顏元叔的態度，並不在於追求詩藝，而是為了強化台灣文學批評的力道。如果這樣的觀察可以成立，那麽艾略特與歐立德兩種譯法，一種是詩人型的接受，一種是批評家型的接受。前者重視的是文學創造力的開發，後者則偏向文學批評的運用。艾略特的翻譯，終於塑造了兩種台灣現代詩運動的兩種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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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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