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抑或「日治」，不是歷史思辨，不是文創產業，實是政治問題，懸而待決的政治遺留問題，在台灣。

    「中華民國自由民主體制」下的教育部高中教科書審委們拒絕「日據」版歷史教科書，是反映台灣當道打造國民意識形態以馴從其體制的需要。這體制實質，或叫自由民主，或叫拜美親日，或叫拒統偏安，各吹一把號。就此次歷史教科書紛爭而言，無疑是自上世紀中葉以來，台灣扈從美日台從屬戰略體制的遺緒。

    民國政府自南京退守台北以後，台灣的政經軍社文教在內戰疊加冷戰的結構下，被編屬為對美日扈從的世界體系之列。以一九八○年代中期為界，此前的歷史教科書一律是「日據」版，因為兩蔣以反共民族主義作為動員台人的意識形態，以統一中國的想望獨佔台灣，自是以中國主體的立場來看待日帝殖民台灣的歷史。「領導八年抗戰」的教育，耳熟能詳；儘管這期間，蔣幫和日本右翼政客、戰犯的來往絡繹不絕，連《筧橋英烈傳》都是日人指導與支援拍攝的。

    八○年代中期以後，新興的本土資產階級取代退守來台的上層官僚、買辦和地主集團，「日治」版歷史教科書隨之躍上教育舞台。此時的環境，外部方面：中美建交之後，蘇聯日漸勢孤、乃至瓦解，中共導入市場經濟卻不從屬於美造世界體系。美國在亞太的擴張焦慮反映在對日對台結盟的力度加深加大，例如軍演和軍售。到了九○年代，再三出現「中國威脅論」。在這些外部勢力虎視中國的時候，作為美日台戰略秩序的一員，台北選擇從虎為倀；包括九七年香港回歸，台北亦步亦趨說那是「香港大限」。

    本世紀初十年，「恐怖攻擊」打亂美國的獨霸威信和戰略布局；大陸韜光養晦、和平發展，仍不減美國的焦慮與恐慌。是以陳水扁再怎麼「去中國」、「拚經濟」，仍不減美台之間在反中結盟上的總體力度；是以馬英九再怎麼宣示與大陸和平往來，他首任四年之內的對美軍購總額，仍超過拚了八年經濟的陳水扁，也超過拚了十二年政治的李登輝。直到今年一月，美國總統簽署《國防授權法案》，重申作為双邊關係的《美日安保條約》涵蓋到第三方的主權領土──釣魚島上，台北依然對這種安排唯唯諾諾。由此可知，島內「日治」版歷史教科書，是自身對從屬美日戰略體制的呼應。試想：大陸說「日據」，台灣也說「日據」，那兩岸豈不搞到「一中」去了？就像大陸搞「保釣」，台灣也搞「保釣」，再搞豈不保成「一中」去了？所以，「絕不與大陸聯手保釣」！

    而在內部環境方面，民國政府作為敗逃政權而退守台北，為了倉皇鞏固當權的需要，「領導八年抗戰」的集團，卻反過來組織戰敗日軍成立「白團」搞反共，郝柏村便是其中學員之一。試問：國軍民族氣節蕩然，孰令致之？至於何應欽、湯恩伯等高階將領和日本軍閥的關係，許是不堪聞問的老黃曆了。另一方面，為了反共清左，民國政府還糾合原附日仕紳、地主、買辦、保正、三腳仔、…等。後者起先畢恭畢敬；待蔣幫下台，他們的皇民夙願取而代之，使台灣成為二戰結束以來舉世最親日的前殖民地。去年十二月，王、林、蔡、廖、黃等不分藍綠的島內大員，不是在國賓飯店與日本駐台代表同慶「天皇陛下誕生」嗎？

    簡言之，因為上世紀中葉以來双戰體制的需要，台灣內部的皇民遺留從來沒真正清理過。「日治」版歷史教科書，只是這種遺留體制的反映！

    如今在史觀、史識、史德上糾纏，有其需要，卻非必要。台灣需要的是歷史反正，必要的更是政治解決；因為這種教科書紛爭的本質，是政治問題。

                                                                             二○一三年七月十八日

本文部分內容曾刊於台灣《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