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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九○年代以前的「反共義士」，或凋零於三峽忠義山莊，或抱著“起義黃金”沉浮股海，或避走美加，或斃命刑場，…命運使人噓唏。如今許多人以為「反共義士」只是個歷史名詞；其實他們精神不死，還正幽幽找尋島內的反中附體，來為反共的歷史失落索命。

    在過去，「反共義士」幫從台灣建立偏安體制的正當性；到現在，「反共義士」依然幫從台灣鞏固拒統體制的正當性。儘管後來的「反共義士」因應時代變化，化名「自由主義者」、「民運人士」、「人權鬥士」等，而棲身自由、民主、人權之列；但正因為他們是冒名而來，所以，他們的專長和需求層次也僅僅是汙名別人而已，不論是針對個人或團體。雖然他們手段不高，但在島內的用途不小。過去有個時髦說法，叫「反共不反中」；可事實演變下來，不論過程是否叫作「異化」，反中的成員正是以反共當成說嘴材料。雖然第一代「反共義士」已然過時，但他們給台灣社會集體人格所鑄就的烙印還管用，是以新一代的「反共義士」仍得借屍還魂。

    從前聽聞一個台灣政壇人物說過這樣的話：「我否定中共的專制政權，到今天我去國外，連經過中國大陸上空的飛機我都不坐，…」當時覺得這樣淘氣幼稚的話，居然出自一個資深政治犯的口中，足見台灣反共法西斯體制的烙印之深。若按前述言語的邏輯來推論，則今日中共治下所生產和製造的物品，都不該近身；甚而回到戒嚴時代，才符合其不共戴天的標準。有個笑話是，嚴凱泰說手機要用宏達電的才愛國，用蘋果的崇洋，用三星的沒品；另有一幫中學生卻說，用哪家的都愛國，因為他們都是祖國製造的。這又讓人聯想到另一個笑話：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沈鈞儒被民國政府抓起來，江蘇高等法院審判員問沈鈞儒：「抗日救國不是共產黨的口號嗎？你知道你們被共產黨利用嗎？」沈鈞儒妙答：「共產黨吃飯，我們也吃飯；難道共產黨抗日，我們卻不能抗日嗎？」連食、衣、住、行也要遵奉「反共義士」的說嘴標準的話，則在當今世上吃一頓飯，都該有六成的內容碰不得；至於衣櫥、臥室、書房、辦公室、…除去六成的用品和設備會是什麼模樣？如果，二○○六年在太平洋彼岸的一個中產階級美國家庭主婦受不了沒有中國的一年；則到如今，太平洋此岸的任何台灣人也禁不住失去中國的生活，包括「反共義士」。

    但叫人奇怪的是：「共產黨說中文，我們也說中文；難道共產黨是中國人，我們卻不是中國人嗎？」中國人身分是由票決體制來定是非的嗎？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繼承權，是聽任票數多寡來定有無的嗎？所謂的統獨消長問題，根本不是「民主機制」良窳的結果；恰恰相反，島內體制是建立在親美反共的基礎上，而統獨之爭正好證明這種基礎之上的「民主機制」的片面性與工具性。「民主獨立」或「民主統一」，都把主客簡單地對立起來，以為「民主機制」有靈，則統獨之爭消音；然則事實相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交集當是「中國」，包括主權與名號、歷史與文化。而在台灣歷經的兩次「去中國化」運動：第一次在日據時期，是日本人搞的皇民化運動；第二次則正是在「中華民國自由民主體制」下的操作，所謂「正名制憲」、「一邉一國」、「不統不獨」、「一中各表」，難道背後沒有美國人的另一隻手嗎？釣島之爭的時候，布希政府時代的副助理國務卿薛瑞福怎麼說的？「如果台灣的行動或政策看來好像與中國合作，這對美台關係來說是不好的事情！」台灣「民主機制」下的馬英九則怎麼聲明的？「絕不與大陸聯手保釣！」正因為島內「民主機制」的片面性與工具性，決定了這種體制無能解決統獨之爭；而唯有島內以統獨空耗為操作實質的「民主機制」，才是外部反中勢力所需要的亞太戰略布建。

    如今大勢所趨，兩岸簽訂《服貿協議》，「反共義士」說那是中共統戰陰謀，下一步就要控制台灣人的思想和言論了；張安樂返鄉宣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理念，「反共義士」說那是黑道禍台。「反共義士」不說，人們還真不知道，原來台灣的「民主機制」如此不堪一擊！看來「去中國化」有個壞處：過去孔子、勾踐、岳飛等中國古人都被挪來當作「反共義士」用的；但在「去中國化」以後，典型缺位，台灣的「民主反共」是江河日下了。

                                                                                   二○一三年七月二日

聽聽〈我是中國人〉的台灣之聲，「中華民國總統」也不敢唱的台灣之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Nuyl2UKAf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