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特文是英國遊記作家，小說家和報人。十八歲時在英國著名的藝術拍賣公司（Sotheby)工作，八年後當了該公司的主任。為了旅遊世界去追尋美麗，奇異事物的經驗，於1972年至1975年為《星期日時》報寫遊記。他的第一本書《In Patagonia》一出版就得了好幾個獎。他的兩本書《The Viceroy of Quidah》和 《On the Black Hill》被拍成電影。《The Songlines》是榜上一連九個月的暢銷書，他的《Utz》在布克爾獎的短名單裡。他的著作表現出他的機智，飽學和獨創力，還有更重要的他對人類的同情心。

我去拜訪娜德茲妲 孟德爾斯坦姆的那天下午，雪下得非常大。雪從我的大衣和長筒鞋溶化下來在她的廚房裡造成了小小的水泥坑。廚房裡聞者煤油和不新鮮麵包的氣味。桌面上殘留著一圈圈黏黏的紫色痕跡。有一盆秋海棠和一個輕快的俄羅斯夏日留下來的一些玻璃杯子。

      一個帶著眼鏡的胖子從她的臥房走出來，一邊怒視我一邊用灰色的圍巾圍著他的下巴，然後走了出去。

      她教我進去。她側臥著床上一團亂蓬亂的床單中，頭一邊靠在緊握的拳頭上。她的身體一動也不動，對我打了個招呼。

       “你看我那位醫生怎麼樣？！” 她以輕蔑的口吻說，“我病了。”

       他是醫生，我以為是一個來找她的克格勃（KGB）。

       臥房裡很暖和，很狹窄，散滿了衣服和書籍。她的頭髮像青苔似的粗，床邊的燈光照進去看得清清楚楚。白色金屬的牙套在她棕色的牙根間亮閃閃的。嘴裡還叼著香煙。她的鼻子是個武器。你肯定知道她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女人之一，也知道她本人知道這一點。

       聽了我英國朋友的話，我帶了三樣東西來送給她：一瓶香檳酒，一些劣等恐怖小說，幾瓶果子醬。她看了香檳酒，不太熱心地說，“柏林格酒！”她看了看那些恐怖小說，就說 “是偵探小說，下次你來莫斯科時，一定要帶了真正的垃圾貨！”而當她看到我拿出我母親做的橘子果醬時，她取下嘴裡的香煙。       

       “謝謝你，我親愛的，是橘子果醬，橘子果醬是我的童年。”她微笑地說。

     “告訴我，我親愛的。。。”她揮著手示意我坐下，揮手的時候，她的一個乳房從她的睡衣滾出來。“告訴我，”她吧乳房推回去，“你的國家還有大詩人嗎？我意思是大詩人。。。像喬伊斯，艾略特那類的？”

      “奧登還活著，且在牛津。” 我無力地說。

      “奧登並不是我所指的大詩人！”

      “沒錯，”我說。“多半的聲音都沈默了。”

      “散文家呢？”

      “不太多。”

      “美國呢？那兒有詩人嗎？”

      “有一些。”

      “告訴我，海明威是大作家嗎？”

      “並不一直是大作家，”我說。“晚年時不是。可是他被低估了。他早期的短篇小說寫得非常好。”

       “可是非常好的作家是福克納。我今在幫一個年輕的朋友翻譯福克納的東西成俄文。我得告訴你，我們碰到了很多困難。”

       “在俄國，”她咆哮著，“我們沒有什麼大作家活著。這兒的聲音也沈默了。我們有索忍尼辛，就是他也沒那麼好。索忍尼辛的問題是這樣的，當他説真話時，他說了可怕的謊話。而他認為他想像出來的一個故事時，他卻，有時候，捕捉了一點真實。”

       “那個故事。。。？”我吶吶說不出話來。“我忘了它的名字。。。那個故事裡是不是有一個女人被火車輾死？”

       “你是說瑪日玉娜的房子？”

       “是的，” 我說。“那是不是捕捉了一點真實？”

       “那種事絕不可能發生在俄國！”

       她的床對面的牆上掛著一張白色的油畫，掛得歪歪斜斜的，畫的通白色，白上加白，還有一些白色的瓶子在空白的地上。我知道畫這幅畫的藝術家是誰，他是個烏克蘭的猶太人，跟她一樣。

       “我看到妳有一張維斯堡的畫，” 我說。

       “是的，你能不能幫我把它掛直一點？我是在扔一本書時，把畫碰歪了。一本討厭的書，一個澳大利亞女人寫的。”

       我去把畫掛直。

       “維斯堡，”她說。“是我們最好的畫家。畫白色很可能是今日的俄國僅能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