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作冊般”三殷商器《作冊般甗》《作冊般鼎》《作冊般青銅黿》考
(一)清初出現的偽銘器《作冊般甗》
在清中葉的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收錄了一件當時出現的殷商銘器叫做《作冊般甗》(般甋),其銘文曰:
『王宜人方,無悔,咸。王賞作冊般貝。用作父己尊。來冊。』
其中,用了“宜”字,在清初,甲骨文未出世,也沒有人知道殷商甲骨文裡有沒有“宜”,當然其是照傳統史料裡的說法,如《詩經•鄭風•女曰雞鳴》:『弋言加之,與子宜之』,西漢徐敖的《毛傳》釋為『宜,肴也。』而且西漢的《爾雅•釋天》指『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後來西漢末劉歆成立班子編成《周禮》裡,講『大師宜於社,造于祖。』也就是,一如唐人孔穎達說的:『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以求福宜,故謂之宜。』清初偽造《作冊般甗》者就用了傳統說法,以商王“宜”了以後,伐東方的東夷叫做人方的部族,但不知如何來寫才是正確,結果用了“王宜人方”就露偽了。
因為,殷商之用“宜”字,是如“宜羊”、“宜牝”、“宜牛”、 “宜大牢”等,意謂用羊來進行宜祭叫做“宜羊”,用牛來進行宜祭叫做“宜牛”等等,於是一看銘文裡“王宜人方”不就成了商王用人方全部君民都殺來祭祀之後,再出發伐人方?可見文字不通,絕非殷商的文字,而就是清初金石家的偽造了。不過,今日研究者還拿此偽銘和《左傳‧昭公十二年》『紂克東夷而隕其身』一比較之下,認為這就可以證明該時確有此事的證據之一。當然,所謂被商王賞賜的“作冊般”此一商史官,就是清初金石家腦中的虛構的人物了。
但是,後之造偽銘者不知此係偽銘,而內中的史官“作冊般”完全是幻想裡的人物,查無此人,於是《作冊般鼎》(作冊豊/豐鼎)(《集成》2711)又出而露醜了。
(二)《作冊般鼎》(作冊豊/豐鼎)
此鼎不知來歷,如今在國博。其銘文一見就是出自《作冊般甗》之後,而是該金石家依《作冊般甗》偽銘文的內容再編續集,而且還出了紕漏。在這件銘文裡,偽作者讓《作冊般甗》裡的“作冊般”死掉了,他的兒子叫做“作冊豐”,癸亥日,商王來到作冊豐為其父作冊般所立的祖廟(“作冊般新宗”),賞了作冊豐貝,而商王的“太子”又賜作冊豐東大地方的貝,於是作冊豐作祭其亡父己(作冊般的日名)的祭器。銘文如下:
『癸亥,王徙於作冊般新宗。王賞作冊豊貝,太子賜東大貝。用作父己寳彝。』
其偽因:
(一)所據“作冊般”即查無此人的偽銘文《作冊般甋》銘文作者的清初金石家的所創的人物。
(二)商代沒有“太子”之稱,要到周代才有,故此一偽造的殷商器用了“太子”兩字,立知其偽於後人。
(三)《作冊般甗》裡的作冊般,作器祭其父“父己”,結果到了作冊般之子的作冊般,所祭的亡父竟然和其亡祖父一樣的日名“父己”?寫此偽銘者實在太不審了,也就是,造偽水準低下。
但到了近來在所謂的2003年河南安陽河附近冒出來的《作冊般青銅黿》,更是把此一實無其人的“作冊般”第三次搞笑出場,自露其偽。此吾人已於2020年以〈談偽文物〈作冊般銅黿〉搞笑銘文釋解〉〈仿商青銅器〈作冊般銅鼋〉偽造於1999~2002年間考釋〉判其今人在2003年前新出偽造以愚學者。
(三)2003年搞笑登場的銘文的〈作冊般銅黿〉
吾人〈談偽文物〈作冊般銅黿〉搞笑銘文釋解〉全文:
『像是偽文物,因為在文物市場上可以賣到好價錢,因此投入的人才濟濟,可以以假亂真哄騙水平不佳的文物鑑別人員,因而始終不稍減。即便有各種科學鑑定,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況且又有不肖高端文物人員投身其中,推波助瀾,因此到處陳列的假文物充斥坊間,自不足為奇。而替這些假文物背書還寫個考釋文等等的,也不知凡幾,遍及於高端中國古典學界而不足掛齒。但也反應出,學界水平究竟如何了。
像是在民間,有人收藏了不知何處文物市場弄來一個號稱商末的〈作冊般銅黿〉,一隻銅黿上頭還造了相連的四個箭鏃,如果屬實,這些箭鏃為何被壓在地下三千年都沒有折斷碰傷還是一奇。總之此偽文物2003年被某博物館收入,還找了李學勤、裘錫圭等人寫考釋文,考釋其上的一段銘文。此二君等等果爾寫下了考釋文,實則此假刻之銘文完全狗屁不通。稍有常識即可判斷必為今人偽造之低下水平之下下作。其銘文如下:
『丙申,王[辵必]于洹,獲。王一射, 射三,率亡廢矢。王令寢馗貺于作冊般,曰:奏於庸,作汝寶。』
此段銘文到2019年鄭州的中國文字學會第十屆學術年會裡,還有研究者為文考釋,即蔡英杰的〈作冊般銅黿銘文考釋商補〉。按,從此一銘文一見即可知係偽作,其理由如下:
(一)『奏於庸』此語不倫不類。此一黿形器,下係無底空心,不是樂器,當然也不是什麼鏞,而且『奏於庸』本身此三字就文理不通。若要說的通,應指奏於庸這個地方。『庸』當是地名或處所之名。朱鳳翰在考釋時為說通,於是講此為《周禮‧春官》裡的“典庸器”的“庸器”,但還是放在此三個字裡說不通。因為,商王令作冊般要把此銅黿“奏於庸”(奏於庸器),不知何謂?蔡英杰自我改字,把“奏”改成“登”,而釋成『紀之于庸器』,可惜只是其幻想,該一字實為“奏”而不為“登”。只能說是偽造此銘文者的水平太差,文理不通至於如此,想為其飾偽也無能為了。
(二)商王所賜臣下銅器,如係真品,大多有兩種方式記錄賞賜時間,一是前有干支紀日,銘文末會有紀年日,如:
1.帝乙的小臣俞尊:前有『丁巳』紀日,末有『唯王十祀又五,肜日』(王十五年的肜日)。
2.帝辛的宰椃角:前有『庚辛』紀日,末有『在六月,唯王廿祀羽又五』(在六月,王廿五年之羽祭』。
或後講事畢,如商末的且子鼎,前有『丁卯』干支紀日,末有『往省返』指前往省察後回返。或只寫某事發生之時或為了什麼因由。
真器多皆以上之形式,但偽器則多不明商周銘文章法而不然,而此偽造的〈作冊般銅黿〉講『丙申』,以下就沒有任何有關事畢,因為,商周銅器,根本不會有商王周王射到了什麼動物而賜給臣下此一動物造銅器,出土那麼多商周銅器,沒有此種笑料。
(三)銅為王所獨佔,必須賜臣下,臣下才可以造銅器。商王會賞臣下『貝』,而周王會賞賜臣下『金』,都指的是銅,而且臣下一定會視為光榮而紀在銘文上,但此偽器,沒有紀商王賞下了銅,而只賞了一隻黿含外殼,如何造銅器。而此篇銘文,一字未提賞『貝』,難不成叫作冊般造的是黿的標本。而今却是個銅黿,不就分明是偽器了。而且以此律現今的偽商周銅器,馬上就可以揭發不少。
(四)而且,此商王狩獵事件裡,射四箭皆中的是商王,為何賞給了作冊般當看家寶,於理不通。作冊般是個史官,跟隨商王紀事而已,在此商王狩獵裡建了何功,銘文都一字不提。
(五)更不合理的是,商王射龜,射中了是什麼了不起的事嗎。龜行甚慢,幾乎可以看成是死靶了。商王平常習射,此乃相當於不動的固定靶,商王習射應還有更難的活動飛靶,則此一簡單的射龜,有何功可慶,弄隻龜來表功不乃顯示商王射技甚差,只堪射龜而已。如此不通的故事情節,虧此偽造銅黿及銘文者想得出來。造隻龜不如造隻銅飛龍更能使人信以為真。
如此看來,此篇銘文真是水平低下,除非不食人間煙火,天天坐在學術象牙塔死胡同裡,不知真偽,才會信以為真。』
吾人〈仿商青銅器〈作冊般銅鼋〉偽造於1999~2002年間考釋〉全文:
『至遲在2002年,市面上有人收藏了不知何處文物市場弄來一個號稱商末的〈作冊般銅黿〉,一隻銅黿上頭還造了相連的四個箭鏃,如果屬實,這些箭鏃為何被壓在地下三千年都沒有折斷碰傷還是一奇。總之此偽文物被某博物館收入,還找了李學勤、裘錫圭等人寫考釋文。考釋其上的一段銘文。實則此假刻之銘文內容不通。此吾人於〈談偽文物〈作冊般銅黿〉銘文釋解〉一文裡已有所剖析。一見銘文,即知此所謂商末青銅器係偽造於1999年至2002年間,因為2003年就被忽悠成真品而被收入某博物館。但何以知道製造日期呢?原來,這銘文內暗藏破譯其偽的密碼:
(一)“無廢矢”三字的出處。在1998年,《文物》上刋載了驚天動地的所謂出土西周青銅器而實為偽器的《柞伯簋》及其銘文,造型奇特,底部有現代獎杯的喇叭型流線形的現代線條美,乃出樣出新的極品,其之所以是偽器,吾人有另文剖析。但該一簋的喇叭型流線形底,刻有所謂銘文,內中就出現了『無廢矢』之語。原來該偽器銘文裡出現了一個所謂的“柞伯”,各研究者都認為即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裡談到的“周公”的眾兒子們的封國之一的“胙”國的君主。該偽器銘文裡談周天子的大射之禮,乃係沒具有先秦封建時代禮數度制的知識的造偽者把現代的故事套在西周天子大射儀內,天子叫下屬分二隊比射,獲勝者得到周天子的禮物青銅片十塊。好比現代某公司老板在尾牙時叫員工分為二隊比賽,拿出黃金十兩,勝者全得一樣。銘文故事裡柞伯十發十中,『無廢矢』,《柞伯簋》一出,此〈作冊般銅黿〉造偽者腦中閃現的點子就出來了,《柞伯簋》講周天子的射擊比賽,那麼就偽造個商代青銅器講商天子的射擊比賽吧。並把《柞伯簋》『無廢矢』三字也套用在新出偽器〈作冊般銅黿〉內吧。
(二)商王射黿的錯誤故事來由:不止此也。在1998年中華書局出版了一部何寧的著作《淮南子集釋》。其注解裡犯了一個錯誤,但此一偽造銘文者,他沒有發現,而照抄了何寧的注釋來編銘文故事,於是也就犯下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偽造出一個故事:商王射獵會去射龜類的黿一事。造偽者在1998年看到了《文物》所載所謂周秦漢的慶國墓地出現胙國的《柞伯簋》就產生了也要偽造一個商王射獵的假青銅器的想法,於是查找一下文獻,想看看君王射獵可以射哪些動物呢。他一翻查當年隨手拿到剛出爐的當年出版的何寧的新書《淮南子集釋》裡,在《淮南子‧時則訓》裡的釋文裡,何寧表示了『蛟、鼍、黿皆魚屬也』。因為《淮南子‧時則訓》裡講季夏之月,『乃命漁人,伐蛟取鼍,登龜取黿』。何寧一看漁人的工作有取黿,於是就釋黿也是魚類。當然此乃係錯誤,黿只是因為在水裡,所以就叫漁人一併捉取,而不是另設黿人去取黿。不過,何寧有釋黿『不害人,易得,故言取』,但作偽者粗心大意,沒有看全何寧注釋的全部相關的文字,因著何寧錯講黿也是魚類,而且《淮南子‧時則訓》裡有『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先荐寢廟』之語,於是編想出商王射黿等同於『射魚』的銘文故事的劇情出來。
(三)『奏於庸』不通語句的構思來源
1998年公開的所謂《柞伯簋》內中講到周天子把十塊青銅塊賞給十發十中的柞伯,並且”[辵止口]錫[禾兄]見“,在1998年《文物》上發表時,即被釋為”又賜樂器柷閑“,而『《集韻》云:“見,音橺”。而間天與柬、官等字相通,可見亦可釋為管或朄(訓小鼓),均為樂器』[1]
因為此為偽器,內中用字真義如何其實無甚好考。只是此種釋義出爐,就被〈作冊般銅黿〉偽造故事及銘文者看中了,也在此偽造之〈作冊般銅黿〉裡,拿樂器來作文章,即商王把此上頭有四根箭鏃的黿賜給了作冊般,並且還讓他『奏於庸』(在鏞的樂器上演奏),『奏於庸』的點子就來自於《柞伯簋》裡銘文的”[辵止口]錫[禾兄]見“。
而此一造偽者也有一些先秦文獻的基本知識,如知道《詩經‧齊風‧猗嗟》裡講一一次射禮射『四矢』,所以銘文裡寫商王『王一射,[? ]射三』,共計四矢,抄周朝的文獻,但商王是否也是一次射四矢呢,文獻無徵。
由以上的舉證,可以明確證明,在1998年發表了《柞伯簋》之時,加上了當年又出版了何寧的《淮南子集釋》被造〈作冊般銅黿〉的造偽者拿來當寫作的素材的取材,而寫出銘文,並依銘文商王射黿的故事為匠作造偽器的題材,而造了隻青銅偽商銅器〈作冊般銅黿〉出來,因此可以考定,此〈作冊般銅黿〉必作於1998年發表了《柞伯簋》及何寧的《淮南子集釋》出版之後的1999年起的二三年間寫銘文及造偽器,而至遲於2002年上市,讓買家相中後出售給博物館當鎮館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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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龍正、姜濤、袁俊杰:〈新發現的柞伯簋及其銘文考釋〉,《文物》1998年第9期。
(四)結語
如此看來,此三器都是以一個查無此人的“作冊般”為主角的後人偽造的偽銘之器,完全沒有任何研究的價值可言,其上的金文也都是後人假造的金文字,應從金文編等字書裡塗消之。(2026,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