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大部分的病友都沒有攻擊性。」美川澄清病友只要吃藥控制，還是可以正常生活。 

「就好像生病了，生命會有修復的本能，回復最初的純真，把自己找回來。」所以美川接觸的病友，都很真，很單純。有時反而是一般所謂正常的人，心機很重，不講真心話。

「有何不可」咖啡屋，和精神復建結合 

美川接觸精神病友，緣自民國81年，台北市立療養院（今台北聯合醫院松德院區）護理長羅春嬌，邀請美川擔任「有何不可」咖啡屋的輔導老師。 

 由於受到簡院長的支持：「精神病人不一定要關在醫院。真正的治療，應該讓病人受到人性對待，回歸社會。」因此美川便和羅護理長及其他同仁整理醫院的閒置空間，設計出溫馨的咖啡屋，模擬工作的情境來訓練病友。 

因病友病況不同，來咖啡屋上班的病友須經過甄選。也就是由日間留院（即白天留在醫院治療，晚上可以回家的病友）的「個案負責人」先施以相關工作訓練，再由咖啡屋負責人面談，才能正式錄用。

開始上班後，美川從煮麵、泡咖啡、帶病友到市場買東西，一點一滴從細節（準時、注意儀容）開始訓練。再依病友進步的程度，逐漸增加上班的時數和工作量。 

除了按照時數給予薪資，全勤、準時上下班者還給予獎金鼓勵。現場不僅有美川和工作人員固定陪伴，協助解決病友工作上遇到的難題，每週還會不定時聚會討論咖啡屋的營運和病友情況。這在當年台灣，是一大創舉。 

工作的成就，為病友的生活帶來改變。「從初期臉色呆滯，到後來出現笑容、開始打扮自己。」美川難掩欣喜的說：「這就好比一朵沉睡的花朵，受到陽光雨水的滋潤，又漸漸綻開美麗的容顏。」 

主婦聯盟「共同購買」中心，為病友張開庇護的大傘 

雖然咖啡屋的訓練，是期待病友能夠自力更生。但回到社會，歧視的眼光和工作的壓力，還是導致大部分的病友回醫院掛急診，或躲到家裏不敢出來。 

現實的無情，使美川大受打擊，她不停的反問自己：「花這麼多心力去關心一個人，到底值不值得？」「這樣是不是造成醫療浪費？」 

就在美川處於低潮，急欲尋求支援的同時，當時（民國84年）「共同購買」團體，從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看到「廢油做肥皂」工廠，有一群媽媽帶領精神病友在裡面工作。引發美川把兩位已經在咖啡屋受過訓練的病友，嘗試帶入共同購買團體（士林好所在），負責做包菜、包雞蛋簡單的工作。 

「精神病友在一個受保護的環境，還是可以繼續工作。」「病人回歸社會，應該就近回歸他附近的社區。」美川再度燃起對精神病友照顧的火苗。因此在民國86年，當總倉搬到三重後，她又嘗試與總倉較近的中興醫院合作，和蔡盧浚醫師一起把日間留院的病友帶出來。並嘗試向社會局申請經費，希望可以比照當初在「咖啡屋」訓練的模式，提供病友「永續」工作的機會。 

可惜經費的申請，往往因為政治政策的因素，無法「永續」。導致病友迫不得已又回到家裏，或住進醫院。 

「現在病友生命的火花、希望又沒有了，真的好殘忍。」美川痛心的為病友發聲，並轉向勞工局申請經費。 

雖然如願申請到經費，但是配合程序，往往要在時限內做成果結案報告。美川又陷入沉思：「精神病友需要的是長期關照，況且生命的改變，隱微而內在，無法用具體的數據，看見表面的績效。」 

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用自己的力量幫助病友站起來 

接著，美川又想：「幫助病友好好活下去，不是靠救濟而是要靠自己。」因此合作社不再靠經費補助，決定靠自己的力量，以雇用員工的方式錄用病友。經過美川長期的協助，目前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已有七位精神病友（奇夢子），以良好的表現，成為不可或缺的工作夥伴。 

一路走來，雖然歷經波折，卻也引發美川、羅春嬌督導和蔡盧浚主任企圖為病友建立一個健全的醫療體系。他們認為除了支付病友薪水，在工作的場域，應有輔導員（社工人員、心理師）在旁協助。

美川持續拋出一顆又一顆動人的種子，許多醫院陸陸續續仿效成立咖啡屋、工作坊。甚至在便利商店、披薩店也開始雇用精神病友。當初美川所做的創舉，終於在醫療體系生根，引起回響。 

回首來時路，美川說：「不要把痛苦當厄運，哭一哭發洩之後，想想自己可以做些甚麼，又重新站起來。」 

有多少生命的黑夜，精神病友有美川這樣靜靜守護。那個不離不棄的身影，真叫人動容。 

文/黃淑文 主婦聯盟綠主張月刊八月號採訪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