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範《史家與史學》：

從史料看，明清江南人口密度之高，是當時生活於
其中的人無不強烈感覺到的（我查看了明後期至清前期多任江南巡撫、
地方大員數量不少的奏折，說明洪亮吉的「人口論」既非最早，更非絕唱。）

然而，人的生存能力，謀求改善生存的欲望，
都超出書本的想像――江南的經濟水平、生活水平無疑地
要高於其它人口密度低得多的地區，這是為什麽？

當然彭慕蘭關於那時的人口數量還沒有越過「臨界點」也是一種解釋，
但多少顯出了為招架而招架的那種被動（數據的獲得與處理
都有某種「預定論」色彩）。是的，晚清以來人口仍在繼續在增長之中，
但經濟也在繼續發展之中，沒有理由認為勞動者的生活水平比以前有所下降，
這又怎麽解釋？是不是說「臨界點」原先估計得低了，還得提高標準？

直到現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
仍然有促進發展中地區經濟增長的勢能，
也為「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所證明。
今天，中國的人口已經到了十三億，江南人口不知是明清時期的多少倍了，
其它地區的人口還在挨擠到這裏，情況又怎樣呢？

我注意到了彭慕蘭在《中文版序言》裏，
對中國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期待。
雖然此時與彼時的經濟狀態有了極大的變化，但其中的前因後果，仍值得琢磨。

我並不否認人口盲目增長有成為經濟發展「瓶頸」、甚至造成生存災難的可能，
但許多歷史的和現實的事例說明：相比於原有的理論，
經濟發展在消解「人口危機」方面可能有的創造能力，應對方法的多種多樣，
也包括不同的人生存標準的懸殊，對此我們的估計都是非常不足的。
假若哪個人想站出來宣布一個數字，說這就是最後的「臨界點」了，
據我看，還得有敢冒被後來事實證偽的風險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