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庚堯《中國史三講義》：

社會上下階層流動的加速也就是從寒微出身的士人仕進的機會增加，
現在仕進之途不是只對那些世家大族而開，
仕宦之家要面對社會上一般優秀份子公開的競爭，
不可能長期保持仕宦的身份，
他們的子孫隨時有可能恢復成平民的身份，
一般民眾只要能夠在科舉考試中表現才能就有機會踏入仕途，
有可能將來擢升為政府高級的官員，
這種情情和唐代以前仕途由少數的世家大族所壟斷就成為明顯地對比。

在唐代，從唐肅宗以後科舉考試已經逐漸地重要，
但是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仍然大多出身於世家大族，
就學者根據《舊唐書》、《新唐書》列傳的記載，
統計出從唐肅宗到唐朝滅亡為止的人物他們的出身，
能夠記載進入列傳的人物在政治上多半有相當的地位，
根據統計得出有一半以上是出身於有名的大族或高官子弟，
出身於寒士者〔祖先沒有當過官的〕不過只有八分之一，
如果以宰輔的出身來看，出身於名族和出身於寒士的比例是更加地懸殊；

到了宋代就有很大的改變，
其他的學者根據《宋史》中北宋的人物來做統計，
結果出身於平民的〔祖先沒有當過官的〕佔到一半以上，
出身於高級官員家庭的士只佔四分之一，
在比較高的官品以及宰輔裏面出身於平民的也要佔到一半以上，
而且所佔的比率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加，
時間越晚平民所佔的比例是越高，
那些平民出身的官員他們是用什麼途徑來入仕呢？
統計的結果絕大部分都是經由科舉考試來入仕，
這種現象就足以說明宋代上、下階層的流動性遠比唐代來得大，
而流動的加速和科舉考試有密切的關係。

當然對於上面所提到的統計數字拿來說明歷史演變的趨勢，
還必須要考慮到一些限制性的因素，
如我們計算到的只是直系的祖先而沒有計算到他旁系的祖先，
也沒又計算到他母系的祖先，而且列入統計的是以士人為主的階級，
他們的經濟背景是擁有或多或少的田產〔所謂地主〕，
來支持他們的經濟讓他們去讀書；
可是在地主之外，
社會上還有很多的人，能夠把他們的精神放在讀書上面。

除了地主家庭的子弟外，另外還有一些以教學為生的士人，
雖然他們的經濟條件不好但是不斷地參加科舉考試；
另外還有商人的子弟，宋代禁止商人考試可是對商人的子弟並沒有限制，
由商人培養他的子弟參加科舉考試；
可是在當時的人口結構中占有很高比率的自耕農和佃農，
他們大概很少會有培育子弟長期地讀書來參加科舉考試，
他們可能會在冬天的幾個月裏面，
讓他們的孩子到學校裏面讀一點書、識一點字，
可是到了春耕的時候就要回到家裡來幫忙。

即使有這樣的一些限制，我們看這一些數字必須要從比較上來看，
我們不能以絕對的標準來看，就比較上來講，
宋代的社會和中古時期的社會確實是不同的，
仕宦和平民的分別在中古是由於家世，
到了宋代已經變成主要是由於個人的努力和機運。
即使高官子弟在經濟上、教育的機會上仍然占有優勢，
可是在政府重要官員裏面所佔的比率已經是不如平民出身的階層，
政府的重要職位就不再由少數的家族世代壟斷，
政治權力現在是由社會上優秀份子輪流來接掌。

社會流動加速，
在政治上有另外的一種影響就是使得皇帝的權力在無形之中提高，
為什麼使得皇帝的權力在無形之中提高？
在中古時期，
皇帝權力的削弱勢受到世家大族的牽制，和世家大族的勢力有關係。

可是到了宋代之後，
門第已經消失，這股牽制皇帝權力的力量已經不在存在，
科舉考試出身的士大夫取代了世家大族成為政治上的統治階層，
他們多半出身寒微、缺乏比較深厚的家族基礎，
他們沒有世系的評鑑而且流動性很大，掌握政治權力只是一時，
這種情形和世襲的皇室比較起來顯得微弱而無力，
因此不得不對皇帝特別的推崇，
而且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他們的心情就某一種意義來講，
可以說是出自於皇帝的提拔，
宋代從宋太宗以後照例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決定錄取的名次，
最初殿試還決定錄不錄取，但是後來只要禮部考試錄取就是錄取，
殿試只來決定名次，因此皇帝和科舉出身的士大夫之間就有了師生名分，
登第的進士也就被稱為天子門生，皇帝的地位因此就更加的強化，
在一個大體上士平民化的科舉社會裏面，只有皇帝的地位是高高在上，
沒有其他的社會力量能夠跟他來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