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暁康 2026-4-7
伊朗被征服也好、投降也好,總之這個神權怪胎滅亡了,
雖然伊朗將復甦其偉大文明,抑或陷入長期混亂,尚不得知,
但是伊斯蘭與基督教的「文明衝突」將告一段落,
中東曾經的強權〈兩伊~伊拉克、伊朗〉,一世俗一神權,
皆告飛灰湮滅,則無疑是個歷史終結,也無所謂善惡,
因為暴力從來是歷史的助產士、接生婆,幾千年如此,
評價是事後史家們的論說,今日也不必管它。
一、羅馬不亡,哪來歐洲?
世界完結過多次。3000 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倫。
公元前 612 年亞速的尼尼微破城。100 年後,
控制黃河流域三個世紀的周室東遷,天下大亂。
西方希臘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 338 年終結了。
又到前30年左右,延續30個王朝的古埃及、
亞力山大大帝的希臘,同時滅於羅馬人。
公元5世紀前後,黑白匈奴大泛濫,古典世界瀕於坍塌;
西羅馬傾覆;中國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
印度芨多王朝滅亡!每一次崩潰,當時都是世界末日!
但其後又總有更燦爛的文明湧現。
1989 年 64 血光之災後,中國人對自己的未來,
除了大崩潰的恐懼,沒有其他更樂觀的看法。
鄧小平說,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就崩潰,亞洲就混亂。
知識菁英們說,中國一旦失去權威,
就重新陷入封建割據,軍閥混戰,生靈塗碳。
海外名流,每每也拿東歐或蘇聯的解體說故事,
言其後果不堪。這一來,嚇住中國老百性了!
他們說,算了吧,鬧個兵荒馬亂,
還不是咱們當百姓的遭殃!
我自己也頗相信此類崩潰說。
這些看法,與其說是冷靜分析未來,
不如說是某種強迫性的歷史記憶使然,包括:
羅馬帝國解體後的黑暗中世紀;
大清帝國崩潰後的軍閥割據;東歐共產體制消亡後的亂局。
中國人一時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這些歷史記憶互相嚇唬。
難怪哈佛大學的史華茲教授 B I Schwartz,
在 1990 年夏天的討論會上嘆道:
傳統中國的政治總是徘徊在一個固定的形式上,
不曾出現其他的選擇 Alternative,
似乎只要能維持天下不亂,
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種政治形態的可能性。
換一種思路去對付那種令人窒息的預設的崩潰說,
或許有柳暗花明之感。
二、古代世界的終結
布朗教授 Peter Brown 笑瞇瞇的對我們說:
對我這個愛爾蘭人來說,羅馬帝國的完結是無所謂的。
他在普林斯頓大學專搞古代史,
1989 年發表《古代後期的世界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
提出一個看法,從公元一世紀到八世紀,
許多古代文明毀於蠻族鐵蹄!過去史家都認為,
世界漸漸進入無文化黑暗的中世紀。
但恰好在這時,從古羅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
拜占庭的東正教和穆斯林的回教,
構成一個新的文明格局。一直延續到今天。
那天我們邀布朗教授應來講〈古代世界的終結〉。
他開宗明義就提出一個問題:
公元475年西羅馬滅於哥特人之手,
這個龐大政治結構的終結,意義何在?
史學界對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最難解的一個矛盾就是:
一方面,西方歷史是連續的歷史 (羅馬法、拉丁文);
另一方面,西歐的文明恰恰又因羅馬帝國滅亡才成長起來。
如何解釋這種連續和斷裂?
演講前,布朗向我們推薦另一本書《穆罕默德與查理曼大帝》。
此書成於 1935 年,
作者亨利 皮倫 Henli Pirenne 是比利時的反日耳曼主義者,
曾被關進納粹集中營。書寫完十天後去世。
此書以極豐富的材料,證明西羅馬滅亡後,
羅馬的經濟和文化並沒有完結,而在較小的結構中存活下來,
演成新質。特別是公元 732 年的普瓦蒂埃之戰,
橫掃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
被剽悍的法蘭克國王大錘 the Hammer 查理 Charles 擊敗,
從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進入西歐。
偏安於戰亂紛飛的昔日〈羅馬世界〉之外的西歐,
因此自成格局。皮倫此說,
舉將中世紀史提前了300年。
三、大結構控制力可疑
布朗說,把羅馬的政治結構,與它的經濟、文化分開來看,
是皮倫的一大貢獻。皮倫不覺得羅馬政治結構的終結有多重要。
他把地中海看作一個生態單位,是羅馬網絡的中心,
有如中國的長江和運河。地中海交通快捷,
從羅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陸路卻要一個月,
而且運費高出56倍。因此,公元 472 年羅馬城的陷落,
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捱了 1000 年,其實都不重要。
倒是公元 642 年伊斯蘭海軍攻占亞力山大利亞港口,
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權,羅馬帝國真正不存在了。
所以,羅馬的滅亡,是一種生態的滅亡。
然而皮倫又指出,正因為〈地中海生態〉消失了,
昔日帝國的貿易和稅收不復存在,
西歐君主只有靠土地稅來維持財政,農民只依附地主,
職業軍隊沒有了,世界統一的感覺也沒有了,
這才逼出一個封建主義。
我不知道皮倫的這種〈分離法〉能否用於中國歷史。
雖然我們頗為中國的封建社會這樣漫長而苦惱,
其實我們壓根兒沒有真正封建過。漫長的不是封建制,
而是別的什麽東西。是不是羅馬式大的政治結構?
金觀濤先生說有〈超穩定結構〉,然而,
超穩定的東西,不是政治結構,而是文化連續性。
按照皮倫的說法,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
不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那麽,
說中國社會不易高度整合轉型;
中國不整合不統一便沒有現代化可言;
中國一旦失去共產黨的權威就會飛灰煙滅 »» 都是鬼話。
我想,羅馬的政治結構,又何嘗不是一種生態現象呢?
帝國體制的功能,集中於征服世界,從北非到撒哈拉,
從西班牙到不列顛,結構這樣大,就是不自然的東西!
其控制力是很可懷疑的。帝國在漫長的邊境駐紮大量常備軍,
沿英格蘭北部、萊因河甚至北非,都築起永久性的壁壘,
頗像中國的長城。但羅馬世界內部另有個看不見的疆界,
僅僅環繞地中海,羅馬人說,巴格達很近而不列顛很遙遠。
布朗教授說他在北英格蘭看到古羅馬的〈長城〉就想,
羅馬人的生活多麽乏味呀,如果它不滅亡,
我們就沒有亞瑟王的故事,沒有後來的城堡,
而城堡就代表一種新生活方式。
事實上,從北非出土的羅馬莊園,已經有很高的墻,
顯示對周圍控制力很大,莊園主儼然一個小皇帝,
只為了享受繁華才去羅馬。後來都不去羅馬,
只呆在自己莊園里。羅馬的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羅馬退出歷史以後,歐洲的政治結構變成較小的單位。
帝國式的結構叫人不堪忍受,
封建的政治單位相對小而分散,有競爭,
人的生存狀態,也多元一些。
這是帝國終結的一大意義。
處在邊陲的民族和文化,逐漸走向中心舞台。
他們的心態,比較容易超越大羅馬情結。
歐洲中世紀,除了基督教,沒有其他大一統的結構。
眾口一詞的黑暗中世紀,也值得懷疑。
君不見,巴黎聖母院,科隆大教堂,都是那時的傑作。
即使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
也打出一個洛克的容忍,打出政教分離制度性的妥協,
神歸神,人歸人,奠定了歐洲近代社會的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