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75年 - 范蘭欽的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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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變75年

2011/12/11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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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上

歷史如果是個胡桃核，我就是我爸爸的核鉗nut cracker。

一九九三年，我九歲，一個可愛的女孩，如果那年舉辦奧運，我有資格去唱「歌唱祖國」。我爸爸想叫張學良喜歡我，喜歡我們這一家，開口講出更多的歷史，因為沒有人有這個機會，沒有人比我爸爸更有這個機會而又知道要認真的把握它。

我爸爸不只是為了記述歷史，他想把握歷史、導引歷史。他想叫張學良回家鄉，想為我們中國的近代史最重要、最戲劇性的篇章，留下一個完整的結尾。想給一段中國人最多談述的故事，留下一個或許是老套，但是一個喜劇的結局。

我與我哥哥是我爸爸的工具，愛國的工具。他要我們唱「松花江上」。那首歌，對一個八、九歲的小孩來說，很難唱。他要我們唱給張學良聽，要為那個機會做準備。可能在張學良離開大陸後就沒聽人唱過這首歌，我們要唱給他聽，打動他被禁錮的心靈，希望他能說：「好，走，備馬。」

我爸爸想做那牽馬的人。

是基於他對張學良的愛嗎？有一點，是基於對打開胡桃核的好奇嗎？有一點，但最大的原因，還是基於他對我們國家的愛。他的愛很深，我們體會不到他的愛，我們只知道他很認真的要我們唱好這首歌，他把歌詞的意義講給我聽，要我們瞭解，要我們感受到國家之痛，國家之愛，告訴我們國家的歷史，上上一代的國難家仇，我們這一代人的何去何從。

誰教導我爸爸要愛國，我們是中國人？蔣中正。我爸爸被教育說，我們的國家遭到大不幸，都是因為共匪竊據了大陸，共匪本來已該滅亡，就是因為「西安事變」使她逃生坐大。張學良是國家的罪人。因此，我爸爸對國家愛，就對張學良恨。在我見到張學良那個年紀，我爸爸心目中最大的的壞人就是他。

「這個壞人現在在哪兒呢？」我爸爸的小學老師來自竹東，她說他住在她們那個鎮再往裡面去的山中，那裡叫清泉，但當我爸爸聽到張學良這個名字的時候，張學良已離開了山裡，回到了人間，他與蔣介石的恩怨，已基本結束。

但是我爸爸小學課本中的第二號壞人楊虎城呢？他的老師答不上來。

「枕中不眠尋詩句，誤把溪聲作雨聲。擁被推敲難入夢，靜聽頭前溪水聲。」一九六四年，葛樂禮颱風，清泉被沖毀了，現在，新竹縣政府要出錢把那個日本房子修復，把張學良當初的照片布置起來，把我爸爸的紀錄片放出來，不是做為歷史恥辱柱，也不是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只是想做點生意，吸引大陸的觀光客來看。

後來，我爸爸離開了新竹，到台北上大學。他進了一個匪情研究所深造，那個研究所叫「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在台灣，研究共匪也可以當博士的。我爸爸不但研究共匪，他的老師有的也是共匪，他後來一交跌進匪窩，竟然成了共匪，人家叫他郭匪。他原來是來消滅共匪，結果他發現國民黨原來也是共匪，是赤黨。如此認定他們的是張作霖，中華民國的元首，張學良的爸爸。那張作霖是好人？

我爸爸本是訓練來做特務，結果他反因此開了眼界，看了機密，其實只是些掩蓋的常識，成了一個有獨立思考的人。

他發現歷史不是小學課本講得那麼簡單。張學良不是壞人，「西安事變」是改變了歷史，但並不是蔣介石必然失敗的因素。國共是兄弟鬩牆，但也曾共禦外侮。最近國民黨黨史會公布，他們還欠毛澤東同志七十大洋薪水呢！當然，我爸爸現在說，他那時的小學課本雖然簡單，雖然片面，但大體仍算正確，是一部簡單的中國歷史，不是現在我這一代所讀的否定中國的歷史、從異族角度來寫的無根的偽史。可以這麼說，我爸爸小學讀的歷史充滿著技術性、枝節性的錯誤，現在台灣小學生讀的歷史是有著基本性、史觀的扭曲。我爸爸那個時代教育出的是批頭腦有點不清的中國人，現在台灣想要教育出的是一批仇恨中國的外國人。

但在我爸爸的求知經驗裡，他在矯枉過正，他想撥亂反正。他愈是發現更多的歷史錯誤，愈覺得張學良是個好人，甚至偉大，一心純潔，只知愛國，愈覺蔣介石陰狠量窄，多疑好殺。在我爸爸的心目中，忠奸正邪在轉變著。他說他用手搖開了歷史（圖書館書庫的移動書架），在那一大堆標示著機密的書中，看到楊虎城全家被殺，連八、九歲的稚子也不免時，他淚潸潸下。他那時剛生下了我，知道了生命的可貴。

我父親這時候發現，歷史就在他身邊，他看得到張學良，碰得到。最先是一九七零年，他在同學王一方的家裡，那時他對張學良的看法還沒轉變，只是想他是王家的重要客人之一，後來我爸爸繞了一大圈，飛出了台灣，鑽進了書堆，回來告訴王一方：「張學良非常重要，你的責任重大。」

張群曾對張學良說：「你是個寶。」我父親發現這個寶，是因為他讀通了歷史。

是王一方給了我爸爸這個機會，他是我爸爸最好的朋友，我爸爸一直感激他，感激到那點小抱怨也微不足道。那是我爸爸每次想把握機會，與張學良做較長的口述時，王一方要出去玩，催著結束，說：「來日方長。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沒想到他卻在一九九三年的火災中燒死了。青山遺恨，我爸爸很懷念他。

我爸爸是在大學中結識了王一方，他們很快成為好友。王一方的父親是王新衡。張學良在負責「三省剿匪總司部時」，王新衡做科長，兩人相交。一九六零年張學良放寬管制，准予來台北居住，蔣經國負責張學良的安全，王新衡銜命與張學良來往，他們與張羣、張大千組成了「三張一王」的「轉轉會」，定期聚首，我爸爸就是這樣在王家看到了張學良。

我爸爸還與警衛組長李震元認識，李組長對我爸爸很好，我爸爸也給他做了口述。不但如此，我爸爸還給他之前的各個組長：段毓奇、熊仲青都做了口述。最有名，最被醜化的劉乙光，他的兒子劉伯涵也把他們家的故事全告訴我爸爸，還給了我爸爸劉乙光的日記。還有組員張行端、司機龔永玉，都很樂意的講出他們那一段的歷史。我爸爸把這些口述都寫了下來，剪入他的「世紀行過」的紀錄片中。他們的歷史，比起張學良來說，或許很微渺，或許只算雞犬附麗，但仍足道。見微知著，從那裡面也可以看到大歷史，甚至旁觀者清。

他們是壞人嗎？是大陸歷史書中所說的兇惡特務嗎？如果張學良是好人，那看管著好人，隨時奉命就要殺掉好人的人是什麼人？這些人後來又成了愛護我爸爸的長輩，他們信任他，把他們的故事說給他聽，他們本來或是敵人，後來竟成好友，歷史到這裡要怎麼解釋？如何定位？

這也像今天保護「中華民國」，保護那面中國旗，重新給蔣介石公正評價的，仍然是中國人。禮失求諸野，只要野是自己同胞，野沒被異族侵占，我們仍是一家人。家務事、兄弟事，總會有個道理，是非暫時擺著，只要劫波過去，終能一泯恩仇，共建家園。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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