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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爸的小兒子李國孝（我叫他五哥）52年秋從成都回到安仁老家，才十二歲就開始

務農。中國農民一向是處在社會的最底層，而他則是底層的最底層，他吃的苦最多。 

姐妹們相繼離家後，家裡只剩下他孤零零一個人，農活和家務事都得由他自己一

個人承擔。特別是農忙的時候，白天在地裡累死累活，回到家一頭倒在床上就起不

來，什麼時候餓醒再起來煮飯。多少個白天他餓著肚子干活，回家面對的卻是冷

鍋冷灶和空空的四壁；多少個夜晚他從惡夢中驚醒，一個人形單影隻，淚水濕透

衣衫。

1953年，全國農村開始實行合作化運動，農民們剛剛分到的土地還没有在手裡捂熱，在建立互助

組、合作社的過程中，就被集中起來。合作化後，收成從田野上直接送到國家手中，

再由國家分發給農民，國家對收獲進行全盤控制。黃炎培曾給毛澤東寫信說：“一般人民生活

苦，尤其是農民生活特別苦，農民說：我們吃不飽，哪有力氣去種田呢？”毛澤東批示道：

示道：應該“教育農民少吃點，吃稀一點，國家則要盡可能減少銷售糧，以免一般農民在有糧季

節吃得太多。”

1957年五哥考上崇慶一中的速成師范班，本以為可以跳出農門，不料一年後師范班被撤銷，他被

轉到安仁中學普通初中班，59年畢業後再次回到老家。這哪裡還是家呀？四壁破爛，

房頂漏雨，能被拔掉的牆板、地板早被人拔去當柴燒了。沒有桌子、凳子，也沒有床。五哥用幾

塊木板搭成床，幾塊磚搭成灶開始過日子，從此他就被禁錮在安仁鎮這片土地上。幸虧有六妹和

四姐

好有六妹的全力支持，才一次次度過難關。

人民公社成立後，各級報紙都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看來各盡所能，按需

分配的幸福生活開始走到中國農民的身邊。二爸的小兒子李國孝住在安仁公社，他每

天和大家到地裡干活，每人按勞動的情況由領導算給工分。因為他是“反革命”的孩子，跟別人

干同樣的活，得到的工分卻比別人少，輕一點的活，如放水、喂牛、守夜等，從不可

能叫他去做，而繁重的、艱苦的勞動卻總是少不了他，還不准有意見，他只能規規矩矩，不能亂

說亂動。

1958年7月毛澤東對赫魯曉夫說：“中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有指望了。”這一年中國農民的“幸福生

活”從“大躍進”開始。當時《大邑戰報》也和全國一樣，大唱高調：“與火箭比速

度，同太陽爭高低”，“一天當兩天，黑夜當白天，雨天當晴天”。那時有一首人盡皆知的“民

謠”, 是“天上沒有玉皇, 地下沒有龍王, 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多麼豪邁的氣魄,

好像扭轉乾坤, 就在共產黨領導下農民的吆喝聲起之處。安仁公社人均擁有稻田一點二畝，1958年

實際畝產僅五百多斤，為滿足上級要求，公社領導靠浮夸多報產量，致使征購任務達

到實際產量的四分之三，老百姓的糧食幾乎被收刮一空。

農民的“幸福生活”還表現為公共食堂。每家的鐵鍋都被迫送去大煉鋼鐵，公社不准任何人在家

煮飯，大家都吃食堂。公共食堂開辦初期還有飯給農民吃，公糧征收后，食堂沒有糧

食下鍋，只好在紅薯葉、蘿卜纓、藤菜杆、野菜等這些過去喂豬的東西中混一點點米飯，每人每

頓發給一碗清湯寡水的苦菜湯，農閑時甚至幾天不見一粒米。五哥餓得皮包骨，每天

還得下田干重活，眼看生命力在一點點地耗盡，樹葉、樹皮、樹根他都往嘴裡塞。餓壞了的農民

晚上去倉庫偷糧食，他們在地上挖洞通到倉庫下面，把底板撬開一條縫，讓糧食漏出

來。五哥不敢去偷，他等別人偷糧后沿途去找掉在地上的谷子，每次都有收獲。回家把谷子磨成

米，悄悄地把幾塊磚壘起來當灶，用瓦缽將米煮熟，好歹對付著飢餓的日子。

一次，九個男青年找五哥打賭，他們說：“李國孝，我們十個人每人出二兩糧，加起來共兩斤糧

的飯票，如果你能一口氣吃完就算贏；如吃不完，你就得賠我們每人四兩糧的飯票，

你敢不敢賭？”九個人懷著必勝的信心，等著即將到手的四兩飯票，想不到餓壞了的五哥竟一口

氣就把兩斤米的飯全吃光。幾個人暗暗叫苦，本想賺二兩糧，卻把自己的二兩輸掉

了。五哥吃后脹得喘不過氣來，在床上一動都不能動，整整躺了一天一夜。我們知道后很害怕，

都說五哥太傻，怎能一下子吃下那麼多東西，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可怎麼得了！當時

成都就有人在餓極時吃了過多的飯後，胃破裂而死。五哥卻說：“有飯不吃才叫傻，肚皮餓得都

貼著背心了，再有一斤我也吃得完。”

每年到下半年農閑時，川西平原的領導都要叫農民搞“歲修工程”，這也是農民“幸福生活”的

內容之一。每年被點名叫去的一定少不了五哥。他們白天擔石頭修河堤，晚上開總結

會，會上反右傾鼓干勁。工程修到哪就在哪安營扎寨，到了晚上隨便找一間大房間，地上舖些谷

草，大家擠在一起，打開隨身帶來的棉被，蒙頭就睡。五哥那時二十歲左右，他每天

干著沉重的體力活，到吃飯的時候，大家排著長隊打飯，輪到五哥時，舀飯的人把勺子一斜，他

得到的飯菜就比別人少得多。可他又敢說什麼呢？

那時候，老一代的地主分子都死了，劉文彩的後代沒有留在安仁鎮；李國孝就成了安仁鎮數第一

的“地主黑狗崽子”，一有運動就拿他開刀。他長期吃不飽飯，身體已非常衰弱，川

西的冬天少雨而干冷，在呼嘯的寒風中擔石頭，從早上挑到中午，從中午挑到天黑，飢餓像大病

一樣糾纏著他，他迷迷糊糊地擔著石頭高一腳低一腳地走，一不小心就摔跟斗，石頭

倒了出來，他撿起石頭，又步履蹣跚、踉踉蹌蹌往前走。每天晚上總結會完后的斗爭會上，他經

常被揪出來斗爭，跪著挨打受罵，積極分子指著他說：“你成天裝瘋賣傻、消極怠

工，對抗大躍進，你再敢與人民為敵，就要給你好看的了。”斗爭會開完，差不多快到深夜，五

哥晃悠著倒下就睡，打、罵、威脅都讓位給飢餓、無力和虛弱。

三年“大躍進”，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達四千萬，絕大多數是農民，他們因勞動過度，營養不

良，逐步被飢餓拖垮而死。從1958年到1962年，四川省每九人中就有一人死亡，大邑縣

的死亡率更高，每五人中就死亡一人。當時的四川省主要負責人卻不以為然地說：“中國這麼

大，哪朝哪代沒有人餓死？”

幸虧五哥是一個人吃飽全家不餓，比起那些有老有小的翻身農民要好得多，特別是六妹和四姐全

力的幫助，所以逃得了性命。但安仁鎮第一黑狗崽的身分，注定了他二十多年來一直

被人踩在腳下，過著孤苦伶仃的日子，十二歲的孩子在苦難中長大成人，並成為干農活的好把

勢。盡管他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氣，家裡又沒有老人需要奉養，卻沒有一個姑娘肯嫁給

他這個“第一名”。孤獨寂寞之時，他常獨自一人坐在田邊拉拉二胡，傾訴內心的悲涼。

二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