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邑縣的“盛情”

與鎮壓反革命同時進行的土地改革運動，從退押開始。二爸李育滋被抓的消息傳來，對父親不啻是萬鈞雷霆，父親的笑容更少了。
成都周圍的七個縣(成都、華陽、雙流、溫江、郫縣、新繁等)的農民協會在成都市內成立了駐蓉聯合辦事處，簡稱“七聯”，處理成都市周圍土改的具體問題。我家的田產多在郫縣、溫江一帶。婆婆根本沒有田產，因為年事已高，一直跟著獨生女兒過，也被劃為地主成份。父母則賣掉西馬棚街和北通順街的住宅，完成了全部退押任務，我家的佃戶沒有一人到成都來表示過異議或不滿。
我們在窄巷子三十九號租了一個朋友家的后院居住，生活過得還算平靜，直到1951年初父親被大邑縣派人來“請”回去。
這次大邑縣派了兩個人先到“七聯”，說要“請”李光普回安仁鎮“幫助”李育滋退押。父親在大邑縣沒有一畝田產，而且我們的退押任務早已完成，本無押可退，所以他們隻好拿李育滋做借口。當時的“七聯”主任就是建政前夕任川西邊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游擊隊政委的李維嘉。李維嘉原在重慶搞地下工作，重慶地下黨被叛徒出賣而被破壞，馬識途把他派到成都。他也曾躲藏在二爸李育滋家裡並接受過父親很多幫助, 建政後和父親同任川西行署委員。他竟然同意了周鼎文等提出的違反“政策”的要求，讓他們把父親悄悄押回安仁鎮，這其中顯然暗藏玄機。
父親從二十世紀初離開安仁鎮，以后在成都求學、發展、成家立業，並取得很大成功。他雖然與老家經常保持聯系，為安仁鎮的父老鄉親做了很多好事，回去的時候卻很少。但土改期間，對土改工作組的命令，身為統戰對象的父親卻不敢說半個“不”字，何況人家大邑縣這麼“客氣”地“請”，我們除了服從還能怎麼樣？父親對大邑縣土改的情況比較了解，一個月前他就被安仁鎮的人“請”回去過；他們要父親“說服”李育滋退清所欠五石米押金和過去無窮無盡的剝削債，那時大邑縣土改工作組就威脅過父親，說如果二爸再拿不出錢來，就會對父親不客氣。所以父親知道這次株連到自己，借“幫助”二爸之名又“請”他去，顯然是凶多吉少。
父親臨行前一天晚上，媽媽挺著即將生產的大肚子，為父親准備行裝。父親坐在矮椅子上，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裡，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著我，盯得我心裡毛毛的、酸酸的，我便把臉埋在父親身上；真希望時間就此停滯下來，讓自己和父親融在一起，永不分離。婆婆不停地嘆氣，妹妹也收起平時的調皮，規規矩矩坐在婆婆身邊。誰都不說話，家裡出奇地安靜。
晚上，父母房間裡的燈亮了一整夜，聽得到他們輕輕的說話聲。父親知道，他這一去不知何時能回來，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得商量和安排；他和媽媽考慮到各種最壞的可能，也挖空心思地設想以后一家人該怎麼辦。最后，父親對媽媽說：“周鼎文當了大邑縣法院院長，看來他們這些人有問題，他原來以地下黨需要的名義從我手上拿走那麼多錢，但到底怎麼用的從來沒有一個交待；而且賣鴉片、印假鈔的事他們都沒少干。現在他請我回去不知玩的什麼把戲，可能他認為我知道得太多，或者......。要是我回不來，你就另外找一個人吧，只要他對我們的孩子好就行了。”
媽媽立即掩住父親的口，說：“千萬別說這種話，不管怎樣，你一定要回來。你一定記住，全家人都在等你，肚子裡的孩子也等著叫你爹啊！”
“萬一……。”
“沒有萬一，你不能有萬一！”　
父親一把摟住媽，久久說不出話。媽媽抬起頭來，堅定地說：“只要我們兩個人心裡都一直想著能再見面，我們就終將有見面的一天。”
“是啊，我明天一出家門就會不停地這麽想了。”　
“你放心，不管有多艱難，我一定會把孩子們養大成人，等你回來。”父親的眼睛潤濕了，他深情地看著媽媽，說：“你自己一定要好好保重啊！”
天快亮了，他們還有說不完的話。媽媽抓住父親的手，放在自己肚子上，說：“你摸摸，這孩子動得多厲害，一定是個兒子。”父親說：“這是我們盼了好多年的兒子啊，可憐的小家伙來得真不是時候，他這麼又蹬又踢的，是在忙著到人世吧。我們真是對不起他，他得跟著我們吃苦了。”
清晨，我一大早起來，大邑縣的兩個公差就到了，父親什麼也沒說，跟著他們就往外走，兩人立即一左一右把父親夾在中間。看到這種情況，我很害怕，想拉，又不敢拉父親的手；一種不可言狀的離愁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緊跟在他們后面，一直送父親到窄巷子街口。他們轉彎向金河街方向走去，父親長衫的衣襟隨著腳步飄動著，就這樣，父親一步一步離我而去，我盼望父親回頭看我，可他一次也沒有回頭。看著父親漸漸遠去的背影，一股苦澀的寒氣涌上來堵在喉頭，淚水嘩嘩地往下淌……。為什麼，為什麼呵！我久久佇立在寒風中，眼前除了一大片問號外什麼也看不見；十一歲的我，第一次嘗到離別的切膚之痛。
在窄巷子街口站了不知多久，我才在寒風的吹擊下清醒過來，心裡不斷地重復著一句話：“爹啊，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父親從此再也不能回家，他就這樣永遠離開了我的生活。
沒有父親的日子，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擔必將壓在媽媽的身上。媽媽身高一米五、體重只有四十多公斤，瘦弱的媽媽將付出怎樣的代價才能擔起五口之家的生活重擔？她該怎樣去承受更恐怖的政治運動的折磨？我們的日子將怎麼過下去？想到這些，我的心被痛苦撕得粉碎……。
兩個公差把父親押走，三個人的路費和兩個公差的“辛苦費”還得由父親負擔，否則路上就要遭罪了。回到安仁鎮，父親就和二爸一起關在安仁鎮鎮公所，從此失去了自由，也失去了跟外界的一切聯系。他每天被迫不停地寫交待、寫檢查，要交待的主要是“錢”的問題。父親多年創業的艱辛和對西康、大邑的貢獻他們根本不想聽，有關幫助地下黨省委書記車耀先買賣鴉片和拿錢給地下黨印假鈔的事又是諱莫如深的問題，資助周鼎文等人的事也被責令封口。父親把轉到香港銀行的大量財產的憑據交給他們，但這麼大一筆錢他們又鞭長莫及。所以父親無論怎麼寫都不能讓他們滿意，挨打受刑就成了家常便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