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七佛譯經師

佛經從梵文陸續譯成了漢文，不僅豐富了中國的漢文化，影響了漢文化，佛教的翻譯家們，為了適應華人的民族性，也在不損及梵文原典意涵的原則下，作了若干變動。
 
例如依據我國近代的歷史語言學家陳寅恪的研究所見，鳩摩羅什的譯經藝術，有三點值得注意：「一為刪去原文繁重，二為不拘原文體制，三為變易原文。」
 
因此，胡適要說：「他（羅什）譯的書，雖然掃除了浮文藻飾，卻仍有文學的意味，這大概是因為譯者的文學天才自然流露。」又說羅什所譯「最流行又最有文學影響的卻要算《金剛》、《法華》、《維摩詰》三部。其中《維摩詰經》本是一部小說，富於文學趣味。……這部半小說半戲劇的作品，譯出之後，在文學界與美術界的影響最大。（以上資料，見於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第九章）。
 
因此，佛經的漢譯，除了力求投合漢文化的習慣，也為中國文學增加了新意境、開創了新文體，拓展了新材料。原來例如胡適所見樂府中的長詩〈孔雀東南飛〉，只是寫實的敘述，而沒有一點超自然或超空間時間的幻想。這是中國文學表現的民族性。又如在《列仙傳》、《神仙傳》，也是非常簡單而且拘謹，等到受了印度翻譯過來的佛典文學影響之後，才有《西遊記》、《封神傳》的超現實作品出現。
 
——摘自《學術論考II》聖嚴法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