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鵬教授序言

   常生先生自去年推出《蘇軾行蹤考》後，又一鼓作氣，寫成姊妹篇《蘇轍行蹤考》，再次問序於我。我是其書寫作動機的知情者、寫作過程的見證者，故義不容辭。細讀其書，深覺有三不可及。

   一曰精神不可及。他的研究、考察和寫作過程，極富犧牲精神和專業精神。古往今來，著述多為稻糧謀，而常生先生寫數百萬字的二蘇行蹤考，沒有絲毫的功利目的，既不以此獲得稿酬版稅，也不藉此換取名聲榮譽，純粹是出於對二蘇的熱愛、對二蘇的崇敬。他不但不以此換取名利，反而為此耗盡了平生積蓄。他原來的職業是房地產開發、建築規劃設計，很能賺錢，生活本來可以過得豐裕安逸，可為了實地考察二蘇一生的行踪，自費花了好幾百萬元，弄得現在生活緊張拮据。前天與他微信談起書稿的修訂問題，他說：“修訂正在努力中，比較難改的是大量的圖，修正起來佔了太多的時間。我每一篇都有十幾幅圖要修改，非常辛苦。現在最需要的是美工、文字編輯跟我一起工作，但我請不起。而我最大的壓力是金錢的壓力，這二十年花了好幾百萬人民幣，都沒賺錢，再過兩個月，家庭財務就要枯竭。這兩本書都不完美，如需仔細修改，可能還要兩年，但家庭財務不允許，下個月我必須開始想辦法投稿賺錢養家。”他說得沉重，我聽來傷感。《蘇軾行蹤考》和本書都是自費出版，因為配圖多，需要彩印，光是印刷費用就是一筆不小的支出。出版後，他又都是免費寄贈，沒有一毫的收入回報。在物欲橫流的當今之世，居然有這樣無私之人！這讓我想起明末毛晉，本來是富室巨戶，可鍾愛刻印書籍，尤其愛好買宋元善本珍本刻印，讓珍本化一為萬、廣為流傳，最後刻得一貧如洗！晚清大詞人朱祖謀，曾做學官，生活很富裕，可因為刻印詞集，也弄得窮困潦倒。中國文化，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不計成本、不計利益的傳承者，才得以生生不息。常生先生，也是這種富有犧牲精神的文化傳承人、學術創造者！

   愛蘇軾兄弟者，古今都不乏其人，但很少有人像常生先生這樣愛之如命，更罕見像他這樣愛之拼命、搏命者。他身體不好，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好多東西不能吃，身體瘦弱。他在武漢求學的這幾年，每次跟我們同門餐敘，他幾乎不動筷子，總是默默地看著年青的同門大快朵頤。雖然病體虛弱，可研究二蘇，卻特別拼命，每天淩晨三、四點就起來寫作，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他給我的微信，說得最多的話題之一是他的健康狀況，常常覺得來日無多，希望在有生之年完成蘇軾兄弟行蹤考後，再寫《蘇軾蘇轍史傳》，綜合研究蘇氏兄弟倆的人生、文學、哲學思想。一年之內，要寫出一部五十多萬字、七百多幅插圖的學術專著，對於年富力強的學者而言，也並非易事，而對於年過七十又疾病纏身的本書作者而言，就更為艱難。可他以搏命的精神，硬是寫成了這部專著。

專業精神，對於學者而言，本無足稱道。但對於本書作者而言，卻是難能可貴。他原本跟古代文學專業不沾邊，本科就讀於臺北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畢業後一直從事房地產開發，先後在臺灣、上海、廈門、武漢以及馬來西亞沙巴、泰國曼谷、美國洛杉磯等地做房地產開發、規劃、興建、銷售、企劃等工作。在房地產界打拼30年後，因學術研究的興趣，53歲又重回學校讀書。先是進入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就讀市政暨環境規劃碩士班；2004年，考入南京東南大學建築學院攻讀城市規劃博士學位，其間跟隨中國建築名師朱光亞教授學習中國建築。因為對蘇軾、蘇轍兄弟的特別愛好，想深度瞭解宋代歷史，年過花甲的他，在獲得建築學博士後，又轉考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讀博士。2017年順利拿到史學博士學位後，又因為研究蘇軾兄弟的需要，考入武漢大學，跟隨我攻讀文學博士學位，廣泛閱讀並深入研討宋代史學、文學、地理、考古、建築學文獻，硬是把自己的業餘愛好變成了專業、把“票友”打拼成專家。他以學術的眼光、專業的水準來研究蘇軾兄弟。而他因為有數十年從事實業的經驗，人生閱歷豐富；有自然科學的專業基礎，又經過文史專業的嚴格訓練，所以，他比很多蘇軾研究專家視野更開闊，方法更多元，研究更精深。他的無私、執著、專注，不可及也。

二曰方法不可及。因為他兼具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專業素養，知識結構完善，能綜合運用多種研究方法來研究二蘇。這本《蘇轍行蹤考》，跟《蘇軾行蹤考》一樣，是詩史互證、史地互證、文圖互證。

   詩史互證，是用二蘇本人的詩歌文章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考察二蘇一生的行程路線、生活場地。蘇轍的詩歌跟蘇軾的詩作一樣，帶有強烈的日記性、自傳性、紀實性特徵，與歷史文獻相互釋讀印證，可以更深入細緻地解讀其文本內容，瞭解二蘇的思想脈絡、心態情感、人生歷程。  

   史地互證，不僅僅是歷史與地理相互印證，歷史典籍與地理方志相互印證，更是以實地考察所得與歷史記載、當地傳說相互印證。歷來古代文學研究，重文獻考據，而輕實地考察，而常生先生將地理學、社會學、城市規劃研究中注重實地勘查的理念方法應用於古代文學研究。蘇轍平生停留之地、居住之所，常生先生都反復多次做過實地勘查、現場體驗，以求歷史本來之真，證後人傳說理解之訛。南宋目錄學家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評程大昌《禹貢論》說：“宇宙廣矣遠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為回歸蘇轍創作的歷史現場，真切感受作品的表現現場，常生先生不惜代價、不顧安危，親歷現場、實地考察蘇轍的生長地、經行地、生活地，以盡可能還原、復活蘇轍的創作現場和表現現場。他的實地考察，不是走馬觀花、遊覽觀光式地察看人人熟知的名勝古跡、紀念堂館，而是追尋二蘇的腳步，常常去探訪那些人所不知、人跡罕至的二蘇曾經到達過、描寫過的偏僻之地、難尋之所，故多有新的發現，糾正了歷代方志和前賢研究成果中的不少訛誤。

   更難得的是，常生先生以他做房地產開發的經驗和建築學的專業技能，將實地勘查所得與歷史文獻互證的結果，自己繪製地圖予以可視化呈現，使文圖互證，繪製出各式各樣的路線圖、位置圖、結構圖、分佈圖，使二蘇一生的行走路線和流寓之地的空間位置一目了然，大大強化了歷史的空間感，改變了歷來有關古代作家生平研究重時間考察而輕空間地理定位的傳統格局。

   詩史互證、史地互證、文圖互證這三種方法，分開來看，似乎很平常，既不是高精尖的技術，也不是獨家不傳之秘方，但整合為一，交相為用，在古代文學研究中就相當少見。雖然海外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學，也很重視實地考察，比如日本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為研究杜甫而重走杜甫路；早稻田大學內山精也教授為研究蘇軾而到黃州居住一個多月，實地考察和體驗黃州山川形勢；臺灣中山大學簡錦松教授近年來也提倡並身體力行做古代詩歌的現地研究，多次到祖國內地實地勘查唐詩宋詞所涉及的交通驛道和地理環境，但像常生先生這樣完全自費，如同探險一般去深山野水中尋訪二蘇的足跡及其遺址，並親自手繪各種行跡路線圖、空間定位圖，很是罕見。

不僅考察地理山川的現貌，還運用考古學方法追溯考察地形地貌的歷史變化，比如黃州赤壁之下長江自宋代至今的變化情況、連雲港市海岸線自宋代至今的陸地拓展情況、杭州市與錢塘江岸之間的變化情況、長江在宋代鎮江與現代鎮江的地形位置變化情況、宋代汴京主要運河汴河的變化情況、洪澤湖自宋代至今的擴大範圍狀況、泗州城被洪澤湖淹沒的過程與現況等，都一一深究，因為這些問題牽涉到二蘇行走足跡的地理變化。常生先生實地勘查之深入細緻、所繪地圖之切實準確，運用多學科方法之嫺熟貫通，在古代文學研究界，又是不可及的。

   三曰配圖不可及。古代文學研究著作，通常插圖很少，即使偶有插圖，也是點綴。而本書的配圖，多達700餘幅，約占全書篇幅的一半。繪圖不僅數量大，而且種類多，有行蹤路線圖、地點位置圖、城市街坊圖、景點分佈圖、建築結構圖、山川環境圖、河流水系圖、流域圖和示意圖、概念圖、簡繪圖、疊加圖、現況圖、航拍圖以及古今繪畫、實景照片等。除了實景照片、古今繪畫和航拍衛星圖外，其他各類地圖都是作者親自手繪，且不說地圖所包含的學術含量、技術含量，僅僅是繪圖和地圖背後所需實地考察、文獻考證的工作量就是巨量的。蘇轍一生停留過、生活過的城鎮，上自都城，中到州縣，下至鄉鎮，都一一定位考察其具體所在位置、空間結構，並繪圖呈現。讀者可以對著地圖，穿越時空，去感受歷史上有關城池的佈局、蘇轍住所的具體方位。蘇轍一生的行蹤，北到遼國中京，南達雷州半島，中及河北大名、山東濟南、河南許昌、汝州、商丘、周口、江西高安、安徽績溪等地，本書作者都追隨其足跡，實地探訪其行程路線，並繪成行跡路線圖。既有從起點到終點的全程路線圖，也有局部細化的路段圖。過往的古代作家年譜和有關生平考訂論著，最多考釋作家的經行地點、寓居地點所屬行政區劃，很少注意考察作家從此地到彼地的行程路線，更罕見把行程路線一一繪在不同圖層的地圖上。前賢著作偶爾畫路線圖，也只是示意圖，沒有周邊環境的渲染，更沒有經緯度和等高線的標識。一部《蘇轍行蹤考》，相當於半部宋代交通路線圖、城郭佈局圖。這是前無古人的創舉！

   三蘇雖然一直是研究熱點，相關論著汗牛充棟，但從來沒有人像本書作者這樣把蘇氏兄弟一生的行跡考述得如此清楚，在地圖上繪製得如此明白。本書名為“行蹤考”，實為“行蹤圖考”。我最看重、最欣賞的是這些配圖，特別是行蹤路線圖。這不僅對二蘇研究極有參考價值，對整個宋代文史研究也極具參考性和啟示性。比如，北宋使遼大臣眾多，沿途寫有不少詩歌作品，但他們走的是什麼路線，行程有多遠，日期需多長，過去所知有限。仁宗至和二年（1055），劉敞和歐陽修都先後出使遼邦，我一直不知道他倆走的是什麼路線。看了本書《北宋時代自宋邊界雄州至遼中京大定府路線說明圖》就一清二楚，從北宋邊界白溝驛至大定府，途經哪些地方、每段驛路里程是多少，都標得明明白白。再如，北宋時期，從汴京到福建主要走什麼路線，我歷來也不清楚。我做鄧肅年譜時，發現他有一次從汴京回故鄉福建沙縣，途中經過徽州並留有詩作，但因沿途作品少，不知具體行程路線。看了本書蘇轍從開封經杭州到安徽績溪的路線，也就豁然明白，鄧肅應該是先乘船沿汴河、運河南下到杭州，再逆浙江、新安江經桐廬、建德、青溪抵徽州，然後過婺源、越玉山，穿浦城、建陽，回到沙縣。又如，宋代從四川眉州到汴京，有哪幾條交通路線可行？讀罷本書，可知三蘇父子曾走過三條路線，一是西線，出劍門關，翻越秦嶺，過鳳翔、西安，經洛陽、鄭州到達汴京，李白《蜀道難》描寫的就是這條蜀道的一段。一是中線，先沿長江東下，到荊州後上岸陸行，經荊門、襄陽，過南陽、洛陽，最後到汴京。唐代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詩中規劃的從蜀中回洛陽的路線：“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就是蘇轍走的這條路線。另一條是東線，即沿長江東下走水路，至揚州轉運河再北上汴京。瞭解了蘇軾兄弟一生西行北往、東下南遷的路線，也就基本瞭解了宋人由東至西、由北至南的主要交通路線。我相信，常生先生這兩部蘇軾、蘇轍行蹤考，今後不僅會成為二蘇研究的必備參考書，也必定成為宋代文史研究者常置案頭的參考書。

   常生先生曾跟我說：「六十歲的時候，認為自己最驕傲的是能讀完三個博士；六十五歲最驕傲的是能夠寫完《蘇軾行蹤考》《蘇轍行蹤考》；七十歲最驕傲的是跟著蘇軾、蘇轍走完一生；到了現在，七十二歲了，終於明白，最驕傲的只是能放下心裡所有的東西。」在我看來，《蘇軾行蹤考》《蘇轍行蹤考》，不止是他個人的“驕傲”，也是當今時代整個宋代文史研究界的驕傲。畢竟是在我們這個時代才能產生這樣的傑作。

   此書雖说有三不可及，但可學習，可仿效，可踐行。故樂為序，冀廣其傳。

                                                王兆鵬

                                               二零二零年六月六日於武昌南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