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灣戰後歷史的集體記憶中，「眷村」往往被賦予竹籬笆內的溫情、忠膽愛國或歲月靜好的色彩。然而，在正規眷村之外的冷僻角落——那些無名的小吃攤、偏遠的河川地開墾區、或是被稱為「啞巴村」的邊緣聚落，曾經真實存在著一段被威權體制長期噤聲、被傳統倫理視為禁忌的歷史：老兵「共妻」（一妻多夫）現象。

文史學者管仁健在其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台灣戒嚴時代老兵「共妻」現象研究》中，深入剖析了這個看似荒謬且違背倫常的社會現象。他指出，「共妻」絕非單純的淫亂或道德敗壞，而是戰後台灣極度失衡的人口結構、嚴苛的軍方政策，以及社經弱勢族群在命運邊緣「弱弱相濟」的無奈生存策略。

一、 時代交織的枷鎖：百萬雄性性苦悶與「限婚令」

1949年前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帶入了數十萬以青壯年男性為主的軍警特務與流亡學生。一時間，台灣社會遭遇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單一性別大遷徙，外省族群的人口男女比例甚至一度高達 1.6:1 至 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