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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戰後歷史的集體記憶中，「老兵」的離亂生命史與懷鄉悲歌，經常是文學與影視作品關注的焦點。然而，在「共妻」（一妻多夫）這段被威權體制噤聲的暗角歷史中，那些被強迫、被交易、被決定命運的台灣底層女性，卻長年被鎖在歷史的陰影裡。

在過去傳統的父權與國族敘事中，這些女性經常只是歷史統計數字裡的「符號」，或是老兵故事中的「附屬品」與「照護者」。如果我們將聚光燈從「老兵的生存策略」徹底翻轉，改從女權主義、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創傷記憶與底層社會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這段歷史將展現出極為震撼且沉痛的社會真相——這是一群身處父權體制、身心障礙歧視與威權國家機器重壓下，被徹底剝奪與犧牲的台灣女性。

一、 身體自主權的徹底剝奪：家族與國家體制的「雙重買賣」
在這些女性的故事中，她們的身體與婚姻從一開始就不是自己能主導的，而是承受了來自家庭與社會制度的雙重剝削：

1. 家庭的「放生」與經濟工具化：
許多罹患智障、精障、聽障或肢疾的女性，在當時「重男輕女」與極度講求「家醜不可外揚」的本省底層社會中，往往被原生家庭視為負擔、累贅或「嫁不出去的廢物」。為了擺脫長期照護的壓力，或是為了換取一筆可觀的聘金來改善家計，原生家庭將她們「嫁」（實質上是收聘金變相拍賣）給高齡且貧困的外省老兵。名義上是為其尋求歸宿，實質上卻是家庭責任的「放生」與經濟價值的榨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