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世昌

《經濟學人》日前以「台灣病」形容台灣經濟結構的隱憂，其中，高房價是台灣長期結構失衡的典型現象。這樣的指摘引發共鳴，並非外媒言過其實，而是高房價早已深刻影響多數民眾生活，成為跨世代共同面對的壓力。

長期以來，台灣對房價的解釋，多半歸因於土地資源有限。此說法固然有其客觀基礎，台灣地狹人稠，土地取得不易，都市發展受限，土地成本自然偏高。然而，僅止於此仍無法解釋房價為何長期超過所得成長，資金持續流入不動產市場，形成難以鬆動的結構性壓力。

更值得關注的是，國內缺乏能吸納資金的多元投資管道。過去二十多年，台灣高度依賴出口導向的高附加價值產業，特別是半導體產業，雖累積了可觀資本與外匯，但對一般家庭而言，可投資的選擇仍有限。內需與服務產業報酬偏低，新創與中小企業受限，金融市場工具保守，資金難以流入實體經濟。

在這樣的環境下，房地產自然成為資金集中的去處。住宅市場普及，貸款條件寬鬆，長期被視為相對穩定資產，銀行也樂於提供高成數融資，使房市在報酬未必最高的情況下，仍成為最被信任的選項。資金持續湧入，價格隨之上升，使房市漲勢持續被推高。

新加坡提供了值得參考的案例。面臨土地供應不足與高度都市化，新加坡政府透過明確的房市調控政策，抑制投機行為。對第二戶以上住宅課徵高額額外印花稅，嚴格限制房貸成數與貸款年期，目標非打壓自住需求，而是提高投資與炒作成本，避免資金過度集中於房市。更重要的是，新加坡建立其他資金出路，完善的金融市場、公積金投資機制，以及全球資產配置，使資金可流向股票、基金與國際市場，房地產不再是唯一安全選項。

反觀台灣，部分資金雖流向海外金融資產，但對大多數家庭而言，門檻與風險仍高，多數家庭仍將本地房地產視為最明確、最可靠的資產。當國內缺乏多元、可吸納資金的投資生態系，過剩資金自然集中在房地產市場，這也反映出台灣市場的結構性壓力。

由此可見，高房價並非單純市場失靈，而是長期產業結構、金融環境與資金流向共同作用的結果。若政策仍停留在限貸、管制或短期打房，而未同步擴大投資機會、提升內需與服務產業吸引力，高房價壓力恐難化解。房價問題，終究不只是居住問題，而是一個經濟體能否為資金、也為人民，提供多元選擇的重要指標。當房地產成為幾乎唯一被信任的資產時，真正需要檢視的，並非房市，而是整體經濟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