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與教師同病相憐？

96.10.17

最近有個朋友突然找出一個現象：民國八十四年以後醫師受到的衝擊和教師幾乎有相似的處境－醫病關係的改變和親師生的關係轉變有著雷同的節奏。其實這只是表象，但背後的結構性問題確實引人好奇。

在醫師部份，民國84年3月開始實施的全民健保當然影響重大，接下來醫藥分業、病歷透明、給付總額管制…….種種角力壓力排山倒海而來，衝擊不可不大，尤其是醫病關係由以前的尊卑變得更平等，某種程度可說是變得緊張了，但醫師本身的增量是緩慢的，分級制未如原來預期，也使小診所難以維持；大型醫療教學中心則抓住所有全民健保的關鍵措施，創造鉅大獲利－包括紛紛調集名醫成立自費健檢，以及醫學美容的經營等。

在教師部份，自84年起，先由師資培育鬆綁，改專賣的計劃培育成為多元的儲備培育，課程改革要求教師參與課程規劃，而解嚴後的社會，人民恢復做主的自信，對於國民教育愈來愈不能照單接受，社會及家長對學校教育的發聲導致家長參與權高漲：包括校務會議、課程發展、校長遴選，家長都有權透過代表參與，社會的期待也迫使政府一面降低班級人數，一面立法禁止體罰，一時之間親師生關係彷彿倒轉，有人覺得不只是尊卑不見了，甚至連平等都不可得。

但是實情是這樣嗎？這兩個行業在過去深受人民敬重是事實，可是建立在威權時代的權威其實是混雜著道德、階級的！有什麼機制保證醫師不犯錯，醫療機構不會從醫療制度中找尋最大利潤？長庚醫院在全民健保前就已是獲利最高的醫療機構，那種商品化、計較每個醫護人力績效的作風早就在民間傳開；過去的醫療疏失會比目前少嗎？為何過去沒事，現在有事？

同樣的，過去校園中的體罰難道比現在少嗎？過去教師不適任的比例會比現在少，狀況比現在輕微嗎？我想教師都不贊同吧！

那麼問題出在我們被帶往一個消費者最大的時代，帶往一個媒體挑個案放大的時代，我們的醫師及醫院被迫用一堆「免責同意書」「手術說明書」讓病人簽，我們的教師想投體罰險，然後一起感歎「時代不同」「世風日下」，這有對症下藥嗎？我們需要更深沈的思考與因應。消極的免責不會帶來動力，反商品化、恢復醫療與教育的公共角色，同時接受去神聖化才是均衡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