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社會，我們常會看到某些人批評民主「太亂」、「太寬容」、「縱容壞人」，甚至把民主制度內的極少數犯罪與偏差行為當成「自由放任」的證據。這些批評乍看之下似乎有些道理：民主的確允許多元聲音，也可能允許某些人的惡得以有短暫發揮空間。

很多人批評台灣，包括一些台灣民眾也常常批評台灣。其中，甚至有些人認為台灣已經快完了、沒救了。反之，在中國大陸，我們可能更常聽到的是：厲害了，我的國！（幾年前似乎是如此。最新的情況似乎已經有改變）民主台灣和專制中國大陸，究竟哪一方更可能陷入困境、危機？

若從較長的時間尺度、較廣泛的人類政治史來看，真正讓惡得到長期穩定位置，甚至變成最佳存活策略的，恐怕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專制極權體制。

民主之下的惡，多半是個人的、偶發的，甚至與個人創傷、貧困、精神疾病有關；但專制體制之下的惡，則是制度選擇出來的、被獎勵的、可遺傳與可複製的社會行為模式。

舉例來說，文革被許多中國人認為浩劫，並且浩劫長達十年。文革期間，甚至發生過如下的悲劇：有人向組織舉報了自己的母親（罪名是反毛、挺劉），結果導致母親被鬥爭而死（1970年4月11日，安徽固鎮縣民張紅兵舉報母親方忠謀事件）。當時的張紅兵心裡面的想法被記述如下：“在激烈的斗争中，我想到毛主席，浑身增添了无穷的力量。我打开收音机，收听毛主席的声音，让方忠谋发抖吧！”。

張紅兵其實很快就後悔了。他事後也曾經表示懺悔，並表示他沒有想到母親會被群眾直接處死，他也沒有這樣的意圖。

也許，如果我們能夠訪問那些當時在場的群眾，他們中很多人也許會表示，他們也沒有想要這樣的結果--處死方忠謀。

但是，當時的那種集體氣氛，卻導向了最悲劇的結果，過程中甚至都沒有人表現過絲毫猶豫或不同意。

類似張紅兵的故事，恐怕並不只有這一樁。只是因為張紅兵後來自己把故事公諸於世，並且表示了懺悔，悲劇才被廣為周知。極權體制下爆發的人性悲劇，不勝枚舉。只是，同樣是被這個統治體制所掩蓋。

也許有人會說，文革是個特殊時代，而這個時代已經過去，現在的中國大陸早已經不同。那麼，我們不妨再看看另外一件事。有一部得獎的香港微電影“Bus 44”，也是在強烈控訴大眾在面對不公義問題時的集體冷漠。一位女公車司機，在郊區路上行駛時被暴徒強暴，而大多數乘客都冷漠以對，結果事後女司機把一車乘客都載著開下了山谷，只留下一位曾經試著拯救女司機而被暴打的男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顯然暗示是發生在中國大陸。

中共統治下，中國被強調是世界上最安全、有序的國度。問題是，中共顯然把許多問題給隱藏起來了。這些問題要被揭露，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並不容易。但是，我們或可通過對民主、專制體制的制度比較分析，略窺大概。

本文希望探討以下幾個問題：為什麼專制體制總是會讓最壞的人性浮出檯面？為什麼惡在專制制度中，不是「偏差」，而甚至可能成為是「標準」？為什麼民主雖有瑕疵，卻更有能力抑制惡，而非助長它？而我們又該如何理解這種制度誘導人性的深層邏輯？

一、 人性本有寬泛可能性；制度會選擇、塑造、放大特定人性

人性本有寬泛可能性，並不是只有狹隘而固定的特質，實際展現出來的人性特質是能被制度與情境深刻塑造的。以下扼要提出一些重要的人性研究。

米爾格倫電擊實驗向我們展示：普通人在權威命令下，居然能把電擊受試者的電流提高到致命程度。

史丹佛監獄實驗告訴我們：把大學生分為囚犯與獄卒，短短 6 天就能把人變成虐待者與受虐者；而扮演囚犯的學生，會彼此互相輕視。

Hannah Arendt 更指出，納粹的惡不是瘋子做出來的，而是「平庸的人」在制度誘導下行惡。

這些例子共同說明：政治制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深刻塑造人性的力量。

民主制度透過司法獨立、言論自由、媒體監督、公民社會、權力分立、程序正義等讓人知道：行善不一定帶來巨大利益，但行惡一定會付出代價。

然而，專制極權制度傳遞的訊息卻幾乎恰相反：善良讓你受傷、誠實讓你被懷疑、正義讓你被消滅、同情讓你被視為軟弱、良知讓你需要掩埋、恩義比不上「政治安全」。於是，制度慢慢塑造出如下的人性：惡不是個人偏差，而是一種能夠保命、升官、取悅權力的工具。

二、 在專制體制中，惡比能力更能讓人獲得晉升

極權體制有一個最核心的特徵：忠誠比能力重要。

而問題就出在這裡——忠誠往往需要透過惡行才能證明。你要證明自己忠誠，不能靠專業、能力、經驗、品德、誠信。在專制體制中，這些反而是危險的。真正能證明忠誠的，是你是否願意：迫害他人、打壓同事、揣摩上意、參與政治鬥爭、做出道德上令人不齒的事。越敢下手的人，就越被認為「可靠」。越狠的人，越容易得到賞識。因此，制度逐漸篩選出：無情感者、政治上更願意背叛同儕者、能夠壓抑同情心的人、擅長政治恐嚇的人、把上級情緒與恐懼內化成行動的官僚。

制度不是被壞人破壞的；是制度自己在選出壞人。

三、 專制體制讓恐懼成為「主導人性」的引擎

人若活在恐懼之中，其行為就容易扭曲。在極權制度下，人人都知道：“如果我不害人，早晚就會被人害。”於是出現三種行為模式：1. 搶先害人，避免自己成為受害者。你不去迫害別人，別人就會迫害你。2. 必須比別人更殘酷，才顯示忠誠。一個表現不積極的官員，很快會被貼上「政治可疑」。3. 透過揭發他人來保護自己。這是文革、反右、整風運動裡最典型的生存策略。

一個人是否有道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藉由殘酷證明自己站在權力一邊。因此，惡不再只是病態，而是一種生存策略、政治投資、升遷考核、自我保護。

專制體制下的惡，主要是由恐懼逼出來的，而不是天生的。

四、語言腐化：當惡被包裝成「維穩」、「忠誠」、「愛國」

極權制度的另一個特徵是資訊封閉與語言控制。語言一旦被腐化，人就失去判斷力。在專制體制中：暴力叫做「維穩」、鎮壓叫做「反恐」、監控叫做「智能治理」、思想控制叫做「意識形態工作」、壓迫與洗腦叫做「愛國教育」、侵略行動叫做「民族復興」。

語言一旦被美化，人就難以看見自己的惡行本質。

專制會消滅公民社會、壓制新聞自由，就是為了阻止人看見真相、阻止人說出真相、阻止人對權力提出道德評價。於是，惡被正當化，甚至變成光榮。

制度再也不是誘導惡，而是塑造惡、合理化惡、讚美惡。

五、權力缺乏制衡：讓個人的惡擴大成群體的惡、結構的惡

在民主社會裡，即使有人變壞，也會受到限制。因為法律有獨立性、媒體會揭露、公眾眼睛看著、多元政黨會監督、選舉會淘汰不適任者。

但在專制體制中，權力沒有制衡，於是一個人的惡會變成群體的惡、官僚的惡會變成部門的惡、領導者的惡會變成全體制度的惡、層層壓迫形成噩夢般的統治。

在這裡，惡已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制度變成一台巨大機器，讓惡循環、讓惡遞增、讓惡被複製、讓惡成為規範。

民主的惡是「偶發的」；專制的惡是「結構性的」。這是兩者之間最大的差異。

六、民主會縱容惡嗎？

民主會縱容惡嗎？不，民主只是較容許人性的自然波動，而非製造惡。

實事求是地說，民主社會也會出現犯罪、仇恨言論、偏差行為、失序感、個案性的暴行。但這些現象之所以可見，是因為民主社會透明、有媒體、有公民團體，有機會讓「惡被看見」。

民主之所以看起來「亂」，不是因為民主壞，而是因為民主制度容許人看到問題、討論問題，並改善問題。

真正該問的不是民主是不是也容許壞人存在？而是民主能不能抑制惡？專制又是否會放大惡？

答案非常清楚。民主透過制衡、公開、透明，使惡不易擴大；專制缺乏制衡，使惡輕易擴大，而且還會被獎勵。民主的惡是人性的少數偏差；專制的惡是制度誘導下的必然結果。

七、為何專制國家生命週期短？

為何專制國家生命週期短？因為惡會腐蝕自身。

若觀察歷史，所有極權制度都有共同特徵：初期高效（因為藉著恐懼壓制異議）、中期腐敗（因為忠誠取代了能力）、後期瘋狂（因為權力者失去現實感）、最終崩解（因為制度內部腐蝕過深）。

這不是命運，而是惡無法長期作為社會運作模式。

惡帶來短期利益，但長期必然造成劣幣驅逐良幣、虛假取代真實、拍馬屁取代能力、應聲蟲取代專業人士、恐懼文化讓人才消失、整個系統變得愚蠢；最後，惡反噬制度本身。

歷史上幾乎沒有任何一個極權能跨越兩個世代不腐敗。因為惡得不到持久的合作，只能用壓迫維持一時。但壓迫會消耗制度能量，也會摧毀創造力與合理性。

最後，惡會把體制拖入死亡。

八、結語

民主並不容易，但專制是毀滅性的。

民主需要程序、妥協、透明、辯論，它很辛苦，也很緩慢，但它能保持社會健康，能抑制惡的擴散。專制可以很快、很整齊、很有紀律，但它以毀滅人性為代價，以扭曲道德為燃料，以犧牲普通人的善良來運作。

民主容許一些壞人存在；專制則把整個社會變成壞人。民主容許偏差行為；專制則製造偏差行為。民主容許人性自然流動；專制則強迫人性最壞的一面成為主流。

最後，我們不妨試著用一句話來做總結：專制不是選擇了惡，而是讓惡成為「最理性的選擇」。

民主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它讓我們能在不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成為自己。

因此，人類文明真正的進步，不在於如何製造偉大的強人，而在於創造不必壓抑良知也能活下去的政治制度。

那，就是民主。

台灣人務必請珍惜台灣的民主體制！中國大陸也應該致力尋求走向民主體制！那些認為中國大陸的專制體制優於台灣民主制度的朋友，希望他們能夠深思此中三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