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台灣政治光譜中，對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態度，往往構成藍綠認同的重要分野。令人不解的是，儘管中共政權長期展現出威權統治、箝制言論自由、打壓人權，乃至對台文攻武嚇，仍有部分台灣人，尤其屬於泛藍陣營中的某些外省族群，對中共政權抱持正面甚至親近的態度。有人主張「兩岸一家親」，有人強調「不能刺激中共」、「要和中共合作」，甚至不乏認為台灣應主動與中共談判「統一」的聲音。這種傾向背後的心理與政治邏輯究竟是什麼？

我是台灣外省第二代，長期屬於泛藍成員，我身邊也有許多人大體和我背景類似，政治立場也類似。但是，近幾年來，我發現身邊的一些人有轉紅的跡象，而台灣社會裡顯然也有不少人有轉紅跡象。這卻讓我開始擔憂、困惑。我覺得如此不妥。但是，我發現這種轉變顯然並不是完全無理由的變化；也正因為有他們的心理理路，有背後的支撐因素，他們的這種政治立場走向也並不是輕易可以扭轉的。欲圖化解，似乎只能先從理解下手，試著盡量用體會的方式去捕捉他們的心路歷程，以便能找到關鍵轉轍器的所在。

一個重要的可能影響來源，我估計其實就是中共。中共為實現統一大業，當然是願意花大力氣來操作，最好是讓台灣民眾自動來歸，無需動武就能完成統一目標。如此，中共對台的認知作戰恐怕已經進行多年，方式多元，而且深入各個層面與各種不同的思想面向。而台灣民眾則在並不很自覺的狀態下，就接受了中共所要型塑的認知，乃至政治立場。問題是，這種影響除非有人條分縷析，甚至拿出具體證據來指證，否則中共固然不會承認他們在進行對台認知作戰，而那些中招的台灣民眾大概率也不會相信自己中了招，甚至還會努力證明自己比別人更意識清楚，更會思考。

上述這是個關鍵環節，也是個重要的條件基礎。底下我試著再從不同（或不盡同）的層面來分析，以便找出理由說明為什麼有人會轉紅，特別是早期的泛藍人士為什麼會轉紅。

本文試從以下幾個層面做出分析。

一、 關鍵的認知基礎：對中共如何評價

前面已經點到中共的認知作戰，而與此相關的一個重要基本前提是：若對中共的評價是正面、甚至高度肯定的，那麼親中、親共便成為理所當然的態度。這種肯定可能來自幾個面向：

中國大陸經濟崛起與現代化的形象：許多親中（共）者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印象深刻，認為中共成功讓一個貧弱國家走向強盛，乃至富裕。中共似乎「有辦法把事情做好」。這種務實主義下的成效導向，使得中共的威權統治在某些人眼中反而是「有效治理」的象徵。

對腐敗與混亂的反彈心理：若將中共與部分泛綠地方治理的亂象（如治安、選舉風氣等）做對比，有些人反而會誤將中共的極權視為秩序與效率的保證。

對資訊的選擇性（忽視或強調某些資訊）：部分親共人士對六四、集中營、言論審查等資訊持懷疑態度，或視之為「西方媒體抹黑」，再加上中國官方大外宣的滲透與話語掌控，對中共的負面觀感在這群人中並未深植。反之，台灣的問題現象卻可能因故被放大，而甚至形成台灣是「鬼島」的印象。從而，兩岸統一被認為無損於台灣的生活水準，甚至可因此得到提升。

二、民族情感 vs 民主偏好：情感的優先性

另一層根源在於在部分人心中，「民族認同」或「文化血緣」的情感，遠遠壓倒了對民主價值的偏好。這種情感結構往往來自以下幾個來源：

被凍結的中國記憶：許多外省人家庭自1949年後來台，對中國的印象停留在「戰亂中喪失的家園」或「無法返回的鄉愁」上。這使得中國不再是具體的政權，而是一種理想化的「文化母體」與「民族根源」。

中華民族的神話性召喚：在國民黨長期教育下，「炎黃子孫」、「五千年文明」成為一種超越現實政治的「神聖共同體」。在這個想像共同體中，民主制度只是形式，而「民族團結」才是不可動搖的核心價值。

文化身份焦慮：隨著台灣本土認同興起，一部分人對「被排除於新台灣主體性之外」產生焦慮與反彈。轉而投向更宏大的「中國」敘事，也是一種自我確認與庇護。部分綠營人士對中國（乃至外省人）的過激排斥，也容易起到這種作用。

台灣的民主制與美國的民主制被有意無意地醜化，結果遂讓許多人對民主制失望，從而更偏向對民族情感的強調。至於這種對民主制的評價，是不是公平、嚴謹，似乎很難期之於一般民眾。而即使是學者，也未必不對民主制失望（雖然應該是少數學者如此，但是，華人學者中這種人比例似乎較高。這或許與中國的長期專制體制傳統有關）。

三、對和平的童稚式期待

某些親中言論的核心訴求是「不要挑釁中共」、「兩岸要和平」、「打仗人民會死」。這種和平期待表面上看似理性、溫和，實則忽略了權力現實與中共一貫的擴張意圖。這種和平主義其實是一種去政治化的「童稚式樂觀」，背後有幾個特徵：

不理解威權政治的本質：將中共視為「可以談判的對象」，是基於民主社會中互信與妥協的邏輯，卻忽略了中共是內外一致壓制異見的政黨，其承諾極不可信。

迴避衝突的心理投射：這類思維常來自對戰爭的恐懼，進而把台灣自身的主體性讓渡出去，只求「不要惹麻煩」。這是一種集體逃避式的心理防衛。

四、親近生嫌隙：藍綠矛盾與「近恨心理」

除了對中共的誤判與對和平的幻想，台灣內部的政治分裂與長年積怨，也是促使部分人親中的重要背景。這其中又以藍綠之間的長期對立、族群矛盾（尤其是省籍問題）為代表。許多外省族群在政治情感上長年感受到被邊緣化、排擠或妖魔化，而這種傷痕性認知往往會轉化為對綠營甚至整個本土派的反感。

依我觀察，我以為在兩蔣時期（尤其早期），綠營人士確實普遍較受委屈，而且，這種委屈並沒有完全得到化解。然而，藍營人士卻偏向認為彌補已經足夠，再要計較就過分了。反之，近期，藍營人士可能覺得受到委屈，而綠營人士對此也同樣並不在意，或者覺得我們的委屈都還沒有得到足夠的彌補呢，你們那算什麼。雙方各自覺得較受委屈，而衝突也就難以消弭。

另外，心理學上有個現象：人們往往對「近者」懷有更強烈的愛恨情緒。因為本來期待親近、合作，結果卻因政治衝突而不斷失望與受挫，導致這種「被自己人傷害」的心理投射比敵人更難以忍受。在這種情境下，「親中（共）」反而不是出於真誠擁抱中共，而是一種「轉向外人以懲罰自己人」的心理防禦。甚至，中共在這種情境下會被建構為「可以談的對象」、「還比較理性」，以對照出本土勢力的「頑固」、「無理取鬧」。這種認知模式其實更像是一種台灣內部情緒與認同撕裂的延伸，而非對中共的真正認同。

五、強權之下的屈服與認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還有一種更深層的心理結構，即「被強權所吸引」的倒錯邏輯。一如斯德哥爾摩症候群的受害者，有些人反而會對加害者產生某種「理解」乃至「認同」。具體表現包括：

把弱視為錯，把強當成對：在某種現實主義觀點下，覺得「中共都那麼強了，我們還能怎樣？」、「不如順勢而為」——這種看似冷靜的現實感，實則是一種對正義與自主的自我放棄。

自我責備與內化壓迫：部分人甚至將中共的威脅歸咎於「台灣自己不夠聰明」、「太挑釁」等，這種觀點將壓迫合理化，反映出一種長期殖民式的服從心理。

六、華人菁英對美國的愛恨與幻滅

再者，若要深入理解某些台灣人（特別是知識階層）親中（共）立場中隱藏的情緒結構，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要素：對美國的愛恨與幻滅。許多華人知識份子、留學生、企業菁英乃至政治人物，長期以來都對美國抱有某種憧憬與嚮往。但這份憧憬常常也伴隨著現實經驗中的挫折感與被拒感，包括種族歧視、制度困難、文化排斥，乃至於政治現實中美國對台灣的模稜兩可，甚至是看到美國在全球範圍內的挫敗，而產生出某種「反動」心理(reaction formation)。

這種「愛而不得」的情緒，容易轉化為另一種對美國價值與霸權的反感，進而投射到中國身上：如果西方世界不接納我，那麼我也不必再認同他們的民主、自由、人權價值；我寧可選擇一個雖然強硬但「屬於我族」的體系。這不是理性判斷的結果，而是文化心理上的轉向與自我修復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親中」不再只是政治立場的選擇，而是一種自我身份重建的方式：對美國的幻滅讓中共變得看起來不那麼可怕，甚至某種程度上可親。

結語：理性、感性皆需反思

上述各種動因影響下的表現，應該並不等同於「背叛」或「賣台」，而更是一種錯綜複雜的情感結構、歷史創傷與身份尋找的總和結果。這些因素交織之下，使得中共政權在某些人眼中，竟可能比民主台灣更「可靠」。台灣社會中一部分人對「中國」這個概念的理解仍深受情感結構、歷史背景與心理防衛所左右。若民主制度與台灣主體性的認同要更穩固，我們必須誠實面對這些現象，不僅從制度面加強民主教育與歷史記憶的重建，也應深入探討個人心靈如何在面對強權、情感與現實之間作出判斷與選擇。

我嘗試理解上述這些現象，並非要為其背書，而是為了讓我們大家更有深度地認識台灣內部的心理與政治裂痕，從而尋找更有力的公共說服與價值重建策略。

最近台灣的藍綠鬥爭，我認為結果大體會是藍營再敗。對藍營其實很不利。我希望藍營能夠藉此重新自我檢討。而同時，我也希望綠營能夠調整姿態，雖然要選擇正確走向，但是不必太多情緒反應，對藍營不必有那麼多的仇恨，而是要有更多的理解。在更多理解的基礎上與藍營互動，乃至勸導轉紅的人士。台灣內部的和諧、一致（基本認知與立場的一致），會是真正對抗中共的關鍵條件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