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影於2014.7.18)
《冰毒》(Ice Poison)是生於緬甸，於台灣求學的趙德胤導演繼《歸來的人》(Return to Burma)、《窮人。榴槤。麻藥。偷渡客》(Poor Folk)後推出的第三部劇情長片，被稱為其「歸鄉三部曲」的最終回，在國際影壇廣受矚目。令我驚豔的是，在低預算成本和必須偷拍的艱鉅環境下，影片卻展現出嚴整的敘事結構與順暢的故事性。
讓我尤其注意到的是影片在「說故事」上對於「三」的精準把握，這不必然是導演的刻意為之，但是這有意無意的安排，卻為電影奠定了最流暢的敘事節奏。
首先是影片伊始，農作物收成欠佳，生活苦於出路的父親帶著兒子下山遍訪親戚，希望能借到錢讓兒子從事摩托車載客的生意。從「農業生產」到「摩托車生意」的轉變，也投射出全球化下緬甸農民渴望現代化的生存狀態。電影於序章即揭露兒子和父親「想要改變」的動機。然而尋求幫助的過程並不順遂，鏡頭總是以觀察者的角度在一隅記錄著父親與親戚友人的對話，而一旁由王興洪飾演的兒子更多的時候則如同觀眾一樣，靜靜地聽著。導演巧妙將緬甸人的生活現狀融入到言談中，於是長鏡頭捕捉的對話內容並不空洞，反而飽滿且讓人充滿想像。那些年輕人無論是到泰國還是馬來西亞，無不希望向外謀求出路，然而過程卻總是離奇荒誕、坎坷曲折。毒品在緬甸異常氾濫，金石採礦成為時興的致富之路，而北部，依舊戰亂。每戶人家的生活都不易。終於，在拜訪到第三位擁有榨油廠的親戚時，兒子和父親始窺得曙光。最後達成的協議是用一頭牛換一輛摩托車。反覆強調的那句「如果不能贖回牛，我就會把它殺掉賣錢」，讓改變本身充滿危險性。
對照之後出現的女主角三妹，她同樣也希望改變自己被騙賣到中國為人妻的命運，而希望能留在緬甸打工，和母親一同照看孩子。於是在她身上同樣流淌著對「改變」的渴望。這也使她在明知官方對毒品查緝越來越嚴，如果意外被捕母親也沒有錢贖她出來的情況下，仍舊決定從事載運冰毒的危險工作。而農家人嘗試種植玉米的農務生產，也被導演巧妙以兩人不間斷的勞作的雙手，融入在三妹和母親的對話中。
電影在鋪陳男女主角的首次相遇時，同樣謹循「三」的節奏。王興洪兩次擠到小巴下車的人潮中叫喊生意都無果，卻意外在第三次追上了三妹，而招攬到生意。這樣的相遇其實亦反映緬甸的種族問題，華人與緬甸當地人間缺乏信任，使得三妹在其他司機叫喊時皆未駐足，只在聽到男主角說華語時停下腳步。這同樣也體現在三妹的裝束上，她的兩頰抹有樹根加水磨成的美容液，以喬裝成緬甸當地人的樣子，避免麻煩。
男女主角在先後對改變的疾呼下，都收穫了機會。於是影片緊接過渡到兩人如何把握這些機會。男主角從事的摩托車載客工作營利不佳，所以在幾次與三妹接觸後，他最終被說服和三妹一起運送毒品，這可以說是他生活狀態的又一改變。兩人的冰毒載運一開始很順暢，一次是到人聲熙攘的市場，一次則是到靜僻的住家。之後他們悄悄登上山坡，背景融入鄉間的低矮住房和遠山，他們躺在土堆上吸食冰毒，然後哼著歌疾駛過林間小路。恍惚間，滿載未來憧憬的「改變之路」在第三次送貨時戛然而止，三妹掙扎著被抓捕的人推至牆邊，王興洪則一扳手，騎著摩托車逃離，一刻也不敢停下來。那些刮在臉上的風述說著恐懼、苦澀、無奈與瓦解，他就這樣一路開回了山上。
衝突過後，影片也流入尾聲。四處不見父親的王興洪顫抖著又吸了幾口冰毒，自言自語「天乾了要燒地」了，奮力地撥鏟地上的乾草，然後一把火燒了起來。此處呼應電影開頭，那時火苗燃燒的浮動氣焰，襯著背後的鄉野風光，還讓我恍惚有一種超現實感；而如今，沒有什麼比在草堆旁瘋癲起舞的王興洪更超現實的了。然而，這卻是實實在在的現實。
本以為電影會作收於此，不想導演又留了一筆，交代前面那頭牛的下場。於老父親和兒子王興洪而言親如家人的那頭牛，最終仍舊難逃遭屠宰的命運。鏡頭毫不迴避地直接聚焦那頭牛生命的最後，此時「牛」除了是文本中的一環，更作為一種符號，象徵了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浪潮下，掙扎著改變卻終是一場空，只能靜待屠宰的生活現狀。無法否認這樣的結尾所具有的強勁力道和昇華主題的批判力，只是對我而言，還是有些太過殘忍與赤裸了。
《冰毒》中「三」的元素不僅止於此，導演在訪談中提及的代表緬甸6500萬人階層的三個房子，也是經過精準選擇：身為農夫的兒子和父親，住家是用黃土砌的牆，在泥巴地上；而三妹的家，因為哥哥已到台灣工作，所以房子稍微好一點，有鐵皮與粗糙的水泥包覆，牆的材質也是竹或木；而第三個房子則是自己擁有榨油廠的親戚住家，又是比前兩個房子高了一個階層。
趙德胤導演以飽含社會觀察的鏡頭捕捉故鄉臘戌的小人物，真實勾勒於緬甸邊境中低階層的流浪、異動與離散，並以「尋求改變─把握改變─改變徒勞」的嚴整敘事結構，揭露出資本主義全球化大潮下，他們無奈的心境與無力改變的生存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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