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原住民最早的團體觀念存在於親族與部落，社與社之間或有同盟，亦非永久不變，現今的族群概念實發軔於外力。

清代的生番、熟番之分視其漢化與歸附的程度而與族群無關，日治初期仍沿用清代的劃分，並將「番」字改為「蕃」字，認為番人與自然一體，所以冠上艸字，並未改變這個字所含有野蠻及輕蔑的字義。日本的人類學家透過田野調查和文獻分析，以語言、風俗、祖先發源傳說、地理分布等為判準建立原住民的分類體系，判準理論上很清楚，套用到互相交流互相影響錯綜複雜的實際現場，很難像上帝般切割得涇渭分明，學者研究主觀上的認定也各有不同，所以分類的結果亦無共識，具有採用決定權的政府官方是否比較高明？也未必，但他們的決定改變了，或創造了歷史。

以下表列歷來學者的分類及政府認定族群的變動情形：

最初的分類僅是紙上作業，被分類的人不知道也不會在意，大正2年（1913）起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蕃社戶口」將原住民所屬族群列入公文書後，因公權力的介入影響到現實生活，族群的概念方產生滲透力。國民政府來臺後延續相同的做法，戶籍資料上記載原住民族籍，在政治、教育、社會福利上產生法律效力。

族群分類之初是為行政上管理的便利，與建立族群意識無關。明治44年（1911），臺灣總督府蕃務課英文報告首次將賽夏族列入高山族，有學者認為賽夏族應歸入平埔族，因賽夏族漢化情形與其他平埔族仍有差距，為方便管理，官方仍將其列入高山族。明治42年（1909）七腳川事件，同屬阿美族的里漏社、荳蘭社、屘屘社、薄薄社、飽干社襲擊七腳川社，昭和5年（1930）霧社事件徵用同屬泰雅族的道澤群和托洛閣群攻擊霧社群，可見仍以部落的利害為主要考量。

外加的標籤經過時間的積累，包括政府的施政及學術的研究持續進行，逐漸內化，成為人我區辨的標準之一，以此為基礎的省察，族群意識因此而強化，團體範圍的邊緣擴張，百年前人類學家所畫的人為界線，現在已被視為天然的界線。

孫大川在「面對人類學家的心情--『鳥居龍藏特展』罪言」一文中，記述族裡的老人家見到日據時日本人類學家拍攝的照片和研究報告後，發展出的二種心態，其一發生在他的母親身上，「她似乎愈來愈無法進入人類學的『術語』和描述框架，譬如說卑南族是『母系社會』，對『年齡階級』的種種解釋，或有關卑南語的語法結構分析；對她而言，卑南族的一切都是『活』出來的，要將其轉換成一種知識體系或『文字』存在，似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另一種是發生在部落長老身上，「他們從查對的工作中，累積了不少對卑南族的知識，並由此逐漸建立起自己一套解釋系統。由於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熟悉日語並且是部落的意見領袖，因而亦常常是當時或往後歷代人類學者田野工作的主要報導人。有時他們相安無事，有時卻因不同的觀點而爭得面紅耳赤；更有人試圖樹立權威，完成版本的標準化工作。……他們整編、附麗、搭建起來的歷史知識，其實有許多可能是他們和人類學者循環相生、想像建構的結果。因此，人類學者們的研究態度，如果是蜻蜓點水式的，那麼我敢斷定：後代許多人類學家的複雜分析，其實是建基在已經被前一代人類學者清理或破壞過的『田野』上。」臺灣原住民族群意識的建構，歷史上存在的兩股力量：外來的學術研究與政府作為、族人的覺醒與反饋，似仍持續交錯影響進行。

參考資料：

http://blog.xuite.net/hqq.hqq/blog/25974154-臺灣原住民高山族群百年分類史系列地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