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代婦女與佛教
2017/06/28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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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宋代婦女與佛教
[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金建鋒
內容摘要：在佛教世俗化的背景下，宋代各階層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婦女。她們信仰佛教的實踐方式多種多樣，有出家為尼，虔誠參與各類佛教節日活動，營建佛寺、捐錢造像、飯養僧尼，燒香唸佛、刻寫經書，死後葬於佛寺、火葬，研佛書、通佛理等。這些佛教實踐的原因有自己或至親疾病和死亡、受家庭影響、弘法僧尼的引導、看破紅塵、婦女守節、求子和求富貴等。她們信仰佛教給自身、周邊人和社會帶來了許多重要影響。
關鍵詞：宋代；婦女；信仰；佛教
作者簡介：金建鋒（1978--），男，江西永豐人，文學博士，副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和宗教文化研究。
北宋最高統治者對佛教既提倡又適當限制，認識到了佛教對於鞏固統治的輔助作用，因為「佛氏之理，有裨政治，普利群生」，而統治者完全可以控制佛教。在儒釋道三教合一趨勢下，佛教得到了進一步普及，深入到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許慎《說文解字》：「婦者，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1]婦女在「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封建社會，深受「三從四德」等思想的灌輸，所以婦女在男權社會基本處於附屬地位，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以各種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信仰佛教，她們的佛教生活在宋代社會中佔據重要地位，可以說宋代婦女與佛教關係十分密切，相互影響。有關宋代婦女的研究自從２０世紀 ８０年代以來，在國內外學術界日益成為多學科的關注點，但大多侷限在文學、社會地位、婚姻生活、服飾等方面，而對她們的佛教生活方面關注尚少。
一、實踐：置身佛海
由於佛教的世俗化，宋代皇室階層、士大夫階層、民眾都能從各個方面接觸到佛教。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在男權強化之下，思想進一步受到壓抑，所以無形的痛苦比男性更多，她們不能像男性通過做官立業、飲酒賦詩、交朋會友等來消除，所以信仰佛教的婦女不計其數。《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一三記載，真宗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全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2]南宋高宗偏安之時，周?《清波雜誌》卷七「僧道數」條記載，全國「道士一萬，僧二十萬，乃紹興二十七年（１１５７）禮部注簿之數」[3]312。第一則文獻可看出北宋僧和尼人數情況；第二則文獻雖沒直接指出南宋尼姑數量，但是按照一般僧尼比例來說，尼姑為數也不會少。然大部分宋代婦女限於世俗的壓力不能遁入空門，她們儘管有著生活環境和文化修養的差異，但是有共同的一點是一心禮佛，參與佛教有關的事情。
宋代婦女信仰佛教群體大致分為三類：（一）與皇室相關的婦女，包括皇帝的母親、后妃，親王的嬪妃，公主、郡主、宮女等。（二）與士大夫相關的婦女，包括士大夫的母親、夫人、女兒等。（三）與平民相關的婦女。雖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婦女是宋代婦女佛教信徒中的主力軍，但流傳文獻較少，相反前兩類群體所存較多。
太虛法師在《中國佛學》開篇云：「佛法由梵僧傳入，在通俗的農工商方面，即成為報應靈感之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語之雋朴、品行之甜逸、生活之力儉，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簡要的佛學……如此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學在禪之特質。」[4]此給我們的啟示是：不同的群體對佛教有不同的相對應需求，此雖就士人而言，但也可推及婦女群體。宋代許多婦女選擇了信仰佛教，如此就涉及與之相關的實踐問題，信仰是要通過實踐表現出來的，因為婦女們的出發點、虔誠度，甚至對佛教的需求各有傾向，所以她們信仰佛教的實踐方式多種多樣，但時有並存。
（一）出家為尼
在中國這種傳統的孝道社會，出家為尼是信仰佛教最直接最徹底的一種方式，受到的來自社會的阻力也最大，但是還是有很多婦女堅持自己的追求選擇了出家為尼。如嬪妃公主有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在真宗不支持的態度下還「堅乞之」，最終得到允許，「進封吳國，賜號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同時，「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隨出家」[5]。還有如士大夫之女，《云臥紀談》卷下：「無際道人，乃張侍郎淵道之女。超宗道人，乃劉侍郎季高猶子之母。其於大慧老師之門俱受記者……初，無際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之人也。』後果為尼，名慧照。晚，繼其落髮師資壽無著之法席。」[6]此文詳細地交代女尼無際道人的家庭、入道機緣等，表明宋代上層婦女文化素養較高和佛教對上層婦女的深刻影響，無疑能擴大佛教在婦女群體中的接受。還有部分婦女活著時不能如願，死後遺言出家為尼。《倦遊雜錄》載：「熙寧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度為女真。敕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沖靜大師。」[7]
（二）虔誠參與各類佛教節日活動
許多宋代婦女信仰佛教之後，虔誠並且熱情地參與各類佛教節日活動。如「浴佛節」是農曆四月初八，是佛祖的生日，具有佛教信仰的宋代婦女熱情高漲，積極參與其中。她們精心準備，競相出門慶祝，去寺院爭求浴佛水。金盈之記載了宋代女性參加浴佛活動的盛大景象：「浴佛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國寺是會獨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8]
（三）營建佛寺、捐錢造像、飯養僧尼
這類方式是佛教大力提倡的佈施功德之一，對經濟狀況較好的婦女們來說也是常用的獲取心理安慰的一種便捷的慈善方式。如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二《太恭人李氏墓誌銘》：「聞鄭夫人欲飯浮圖氏且千萬，久而未償。夫人曰：是亦吾夫之願也，顧不能遽集。因以田施疏山白雲僧舍，俾收歲租以為飯僧之數，凡六年而後畢。方建炎亂離，夫人家隔絕，道經泗州僧伽塔下，炷香於頂，祈與父母相見而死，未幾家問果至。」[9]李氏禮拜供養佛教長達六年之久，其後建炎之亂，家人流離失所，夫人途經泗州僧伽塔時，便燒香祈禱希望可以與家人相見，最終果然如願以償。可見，墓誌銘宣揚了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讚揚婦女的善行。此類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為婦女的慈善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多數婦女把此類方式作為替自己或家人積德增福報的一種重要舉措，在她們眼中，慈善活動帶有現實和宗教的雙重意義，這就使之熱衷投身其中。
（四）燒香唸佛、刻寫經書
許多信仰佛教的女性囿於家庭等原因不能出家為尼，但是她們的生活基本與出家人一樣，只不過少了件僧衣而已。如韓琦《安陽集》卷四八《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性仁慈，信奉釋教，誡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10］冊1089,525又如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七《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鬱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虞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皆終部帙，所謂婦人身得度者。」[10]冊1147,501徐氏書法好，信仰佛教，就想到了刻寫經書，也說明宋代信仰佛教的婦女都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佛教貢獻自己的才智、財力等。
（五）死後葬於佛寺、火葬
中國傳統的封建喪葬制度是夫妻合葬、土葬，但佛教傳入中國後，新的喪葬方式也隨之傳入，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如馬純《陶朱新錄》記載：「內宮人有物故者，皆殯奉先寺，四時遣中使致祭，歲久，立冢纍纍相望。」[10]冊1047,205許多內宮人（女性）卒後，並不是按照土葬，而是先殯於佛寺。有些地方更為直接，《清波雜誌》卷一二「火葬」條記載：「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3]508此處江浙一帶，宋代男女死後很多實行火葬，可以說有土地緊張的原因，但同樣可看出佛教喪葬影響了社會風俗，衝擊了傳統喪葬觀念。
（六）研佛書、通佛理
有些婦女並不是簡單地吃齋唸佛，而是在接受佛教之後對佛理有一定探究。如強至《祠部集》卷三五《贈衛尉卿梁公夫人李氏墓誌銘》：「夫人喜釋氏書，且深探其理，能頹然委順，不惑於死生之際，豈非效與？」[10]冊1091,393李氏對佛理的探究及其對人生的態度，讓撰寫者發出值得倣傚的感嘆。還有一些婦女甚至能直探佛理，融會貫通，放棄形式上的誦佛書，如陸佃《陶山集》卷一五《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於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10]冊1117,185這類信仰佛教的宋代婦女對於佛教理解的基礎上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並不是簡單停留在佛教的表層，而是在深層次的方面來指導自己的人生。
二、原因：機緣促合
宋代婦女信仰佛教的實踐方式多種多樣，探討她們信仰佛教的原因，是深化認識不可或缺的。也應明白一點，即她們信仰的原因並不是單一的，往往是具有某幾個方面的綜合。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自己或至親疾病和死亡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事情，佛教教義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理論為世人提供了新視野，胡寅《斐然集》卷二《悼亡別記》：「自佛法傳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10]冊1137,555可見連宋代士大夫都陷入佛教之中，更不要說宋代婦女。久病自然與死亡聯繫起來，由於當時醫學不發達，宋代婦女往往會求助於佛教福佑，袁說友《東塘集》卷二《惠夫人墓銘》：「事父母敬，長而孝益謹。父嘗有疽疾，君憂甚，不自省食，息事候伺，親側膳服藥餌，悉躬之。病未間，則焚香泣下，暮夜致禱，不知夕之。竟也居亡（通「無」），何疾療人，謂孝敬之報宜如此。後十年，而罹父喪，哭泣盡哀，刻經文曰數十捲，卻葷茹久不復。」[10]冊1154,402惠夫人因父親有病以佛教行為焚香禱告、唸經文、不茹葷腥等來祈福。
（二）受家庭影響
許多宋代婦女從小就喜歡讀誦佛教書籍，並且親自實踐。大凡一個人從小接受某種信仰或者知識，一般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至少是與其密不可分的。如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四《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僧人扣門求館榖，黎旦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月持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10]冊1135,436秦國夫人王氏自少喜歡讀誦佛書，長久堅持，晚年甚至有多次靈驗的感通行為，如一夜曾夢僧人扣門求佈施，次日恰好就有人叫賣十六羅漢像。心靈感應的機緣巧合，促成了她更加虔誠地信仰佛教。還有她的大方捐贈，無疑受到了家族的支持。又如劉窸《彭城集》卷三九《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君晚而為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警，不怠。」[10]冊1096,377此處很明顯，范氏信仰佛教是受到丈夫的影響，並共同信仰。
（三）弘法僧尼的引導
佛教為了擴大影響，在各個階層進行靈活多樣的弘法活動。在宮廷，皇室會定期有講法活動；士大夫家族，特別是信仰佛教的家族，會不定期邀請一些高僧大德對家族成員進行講法；而下層信眾，大多只能去寺院或者接受一些游僧的講法。很多對於女性信眾的講法行為，大多是由尼姑來實行，這也是佛教傳播中的一個針對性的措施。因為尼姑作為女性，與女性信眾有著共同交流的基礎，在禮法社會，與女性信眾的溝通也較男性容易，更便於作女信眾的精神引領者。為了傳教的需要，也為了彌補閨門中女信眾活動的侷限，她們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許出入信徒家中，作為女信眾的精神導師。如蘇軾《東坡全集》卷八九《朝云墓誌銘》：「東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蓋常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10]冊1108,441可見蘇軾的侍妾王朝云跟從比丘尼義沖學習佛法經義，朝云信仰佛教至死。
（四）看破紅塵
佛教是解脫的、出世的學說。一些宋代婦女因不同原因產生厭世情緒，從佛教那裡尋求到了精神慰藉，所以信仰佛教。劉克莊《後村集》卷四一《張碩人墓誌銘》：「未三十，即厭世味，修禪觀。嘗有聞於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偈，融悟透徹，解外膠，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也。」[10]冊1180,456張碩人可以說是一位由厭世進入佛教，並對佛教有所深刻理解的女性代表。又如《宋詩紀事》卷九四「無著」載：「無著，丞相蘇頌女。年三十出家，參大慧，得悟，號妙總禪師。絕句：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云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11]無著是南宋著名的女禪師，丞相之女，有詩才。《佛祖統紀》中對她也有描述，她雖然已婚，有兒有女，但始終不樂於塵世生活，三十歲時終於爭取到出家為尼的資格。後來，她追隨過真歇清了、大慧宗杲等當世禪師，與當時名公世卿也有交往，自己也成為一位享有盛譽的女禪師。
（五）婦女守節
封建社會的婚姻制度對女子是說對非常不合理的，雖然守節原因有被迫的、也有自願的，但是不管怎麼樣，守節對女性來說對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婦女在丈夫死後，以信仰佛教方式來守節，這就為擺脫守節痛苦生活帶來了心理安慰和支撐。如《宋史》卷二四二《周貴妃傳》：「周貴妃，開封人，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12]8623這位周貴妃也許限於皇室身份不得不守節，但是信仰佛教守節至少可以避免殘酷的宮廷鬥爭。又如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一《右屯衛大將軍妻吉安縣君楊氏墓誌銘》：「屯衛早逝，君年始二十，母憫其孀獨，欲奪志而嫁之。君泣而不許。母憐其節，不強也。自是屏簪珥，斥鉛華，衣服無文采，晨起掃，一室熏潔，誦佛書。柔日必齋素，終老不厭。」[10]冊1100,542雖然母親想讓楊氏改嫁，但她不願意，以信仰佛教守節，獲得了世人的尊重。
（六）求子和求富貴等
有些婦女不能生育或者想要生育男孩，所以中國的送子觀音信仰普遍。也有一些婦女為了子女富貴幸福，希望得到佛祖的保佑，信仰佛教長久不懈。如《宋史》卷二四三《韋賢妃傳》：「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神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12]8643此文可見，宋高宗之母信仰佛教是為了保佑其子，所以把其子的成功歸因於佛教等。
三、影響：潤世無聲
宋代婦女作為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她們之中很多信仰佛教，自然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自己、周邊人和社會。宋代婦女與佛教信仰是相互影響的。宋代婦女通過信仰佛教影響自己、周邊人、社會，而佛教通過宋代婦女的信仰得到了弘揚，擴大了影響。
（一）對自身的影響
宋代一些婦女在信仰佛教之後，往往會反省自身，無形中提高自我認識水平和自身修養。朱熹《晦庵集》卷九三《宜人黃氏墓誌銘》：「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13]但是，宋代也有些婦女在信仰佛教一段時間之後，對佛教有所瞭解，放棄佛教信仰，如袁燮《薭齋集》卷二一《何夫人宣氏墓誌銘》：「中年晨興誦道釋書。一日慨然曰：『虛無之言，誦之何益？孰若吾聖經，修身齊家之道具在其中乎。』觀程氏遺書，則曰：『義理之同然者，固如是。』」[14]雖然何氏先信仰佛教，後來學習儒書之後就放棄了佛教，但是從另一個側面看出佛教對提高宋代婦女自我認識水平和自身修養的體現。
（二）對周邊人的影響
女性在家族中的身份可能是祖母、母親、媳婦等，她們的言行必然影響到身邊的家族成員，有不少宋代婦女帶動了家族成員的佛教信仰。如樓鑰《攻?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按：外祖母）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10]冊1153,325樓鑰是南宋著名的學者型的官員，明州樓氏家族是個信佛家族，這裡可以看出樓鑰的母親、外祖母都信仰佛教，她們自然而然會帶動家族成員信仰佛教，所以樓鑰與佛教的關係十分密切。
（三）對社會的影響
其一，多以功利和實用為主。佛教的道德倫理色彩是十分濃厚的，重視人的價值實現，重視人的個人道德修養。比如佛教主張眾生平等、止惡揚善、慈悲為懷、仁孝、因果報應等的道德意識，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許多信眾包括婦女信仰的原因之一。但從另一方面看，佛教的功利和實用性給了人們更大的吸引力。宋代婦女信仰佛教很多看到這一點，特別是下層婦女。她們中有些人是由於家境貧寒，出家到寺院中去尋條活路；有些人是遭遇家庭變故，對世俗產生厭倦，看破紅塵，信佛尋求內安靜；有些人由於疾病、求富貴等原因，對佛產生嚮往之心。要之，她們信仰佛教是向佛有所求，這也是中國人信仰佛教的功利和實用體現，俗話說「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
其二，無形中抬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佛教在積極方面而言，「不可避免地使婦女在婚嫁的決定中和夫婦生活中具有更多的發言權。事實上，佛教的婚姻觀接近於把男女視為平等的觀點」[15]，這就為婦女在社會、家庭中爭取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利提供了理論支持。如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六《皇族墓誌銘》之《左承議郎妻崇縣君宋氏墓誌銘》：「君性靜慧，喜翰墨，博誦浮屠書，戒家人不殺生物。初群居，族人會廟中，有以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婦家故薄，今奉孀姑，縫衣裳外，不敢及其它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諧女諸婦必以君為言。」[10]冊1100,493宋氏信仰佛教，待人接物以佛教標準為之，獲得家族尊重，並以佛教節儉觀來阻止了奢侈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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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
金建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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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宋代；婦女；信仰；佛教
作者簡介：金建鋒（1978--），男，江西永豐人，文學博士，副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文獻和宗教文化研究。
北宋最高統治者對佛教既提倡又適當限制，認識到了佛教對於鞏固統治的輔助作用，因為「佛氏之理，有裨政治，普利群生」，而統治者完全可以控制佛教。在儒釋道三教合一趨勢下，佛教得到了進一步普及，深入到社會各階層的日常生活。許慎《說文解字》：「婦者，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1]婦女在「男主外，女主內」的中國封建社會，深受「三從四德」等思想的灌輸，所以婦女在男權社會基本處於附屬地位，但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以各種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信仰佛教，她們的佛教生活在宋代社會中佔據重要地位，可以說宋代婦女與佛教關係十分密切，相互影響。有關宋代婦女的研究自從２０世紀 ８０年代以來，在國內外學術界日益成為多學科的關注點，但大多侷限在文學、社會地位、婚姻生活、服飾等方面，而對她們的佛教生活方面關注尚少。
一、實踐：置身佛海
由於佛教的世俗化，宋代皇室階層、士大夫階層、民眾都能從各個方面接觸到佛教。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在男權強化之下，思想進一步受到壓抑，所以無形的痛苦比男性更多，她們不能像男性通過做官立業、飲酒賦詩、交朋會友等來消除，所以信仰佛教的婦女不計其數。《宋會要輯稿·道釋》一之一三記載，真宗天禧五年（１０２１），全國「僧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一十五人，尼六萬一千二百三十九人。」[2]南宋高宗偏安之時，周?《清波雜誌》卷七「僧道數」條記載，全國「道士一萬，僧二十萬，乃紹興二十七年（１１５７）禮部注簿之數」[3]312。第一則文獻可看出北宋僧和尼人數情況；第二則文獻雖沒直接指出南宋尼姑數量，但是按照一般僧尼比例來說，尼姑為數也不會少。然大部分宋代婦女限於世俗的壓力不能遁入空門，她們儘管有著生活環境和文化修養的差異，但是有共同的一點是一心禮佛，參與佛教有關的事情。
宋代婦女信仰佛教群體大致分為三類：（一）與皇室相關的婦女，包括皇帝的母親、后妃，親王的嬪妃，公主、郡主、宮女等。（二）與士大夫相關的婦女，包括士大夫的母親、夫人、女兒等。（三）與平民相關的婦女。雖占人口大多數的平民婦女是宋代婦女佛教信徒中的主力軍，但流傳文獻較少，相反前兩類群體所存較多。
太虛法師在《中國佛學》開篇云：「佛法由梵僧傳入，在通俗的農工商方面，即成為報應靈感之信仰。在士人方面，以士人思想之玄要、言語之雋朴、品行之甜逸、生活之力儉，遂形成如四十二章經、八大人覺經等簡要的佛學……如此適於士人習俗之風尚，遂養成中國佛學在禪之特質。」[4]此給我們的啟示是：不同的群體對佛教有不同的相對應需求，此雖就士人而言，但也可推及婦女群體。宋代許多婦女選擇了信仰佛教，如此就涉及與之相關的實踐問題，信仰是要通過實踐表現出來的，因為婦女們的出發點、虔誠度，甚至對佛教的需求各有傾向，所以她們信仰佛教的實踐方式多種多樣，但時有並存。
（一）出家為尼
在中國這種傳統的孝道社會，出家為尼是信仰佛教最直接最徹底的一種方式，受到的來自社會的阻力也最大，但是還是有很多婦女堅持自己的追求選擇了出家為尼。如嬪妃公主有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聖寺抱對佛願舍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在真宗不支持的態度下還「堅乞之」，最終得到允許，「進封吳國，賜號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同時，「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餘人，皆隨出家」[5]。還有如士大夫之女，《云臥紀談》卷下：「無際道人，乃張侍郎淵道之女。超宗道人，乃劉侍郎季高猶子之母。其於大慧老師之門俱受記者……初，無際居家，日有相者過之，曰：『此寶座說法之人也。』後果為尼，名慧照。晚，繼其落髮師資壽無著之法席。」[6]此文詳細地交代女尼無際道人的家庭、入道機緣等，表明宋代上層婦女文化素養較高和佛教對上層婦女的深刻影響，無疑能擴大佛教在婦女群體中的接受。還有部分婦女活著時不能如願，死後遺言出家為尼。《倦遊雜錄》載：「熙寧中年，王禹玉丞相奏亡妻慶國夫人鄭氏，臨終遺言，乞度為女真。敕特許披戴，賜名希真，仍賜紫衣，號沖靜大師。」[7]
（二）虔誠參與各類佛教節日活動
許多宋代婦女信仰佛教之後，虔誠並且熱情地參與各類佛教節日活動。如「浴佛節」是農曆四月初八，是佛祖的生日，具有佛教信仰的宋代婦女熱情高漲，積極參與其中。她們精心準備，競相出門慶祝，去寺院爭求浴佛水。金盈之記載了宋代女性參加浴佛活動的盛大景象：「浴佛之日，僧尼道流云集，相國寺是會獨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8]
（三）營建佛寺、捐錢造像、飯養僧尼
這類方式是佛教大力提倡的佈施功德之一，對經濟狀況較好的婦女們來說也是常用的獲取心理安慰的一種便捷的慈善方式。如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二《太恭人李氏墓誌銘》：「聞鄭夫人欲飯浮圖氏且千萬，久而未償。夫人曰：是亦吾夫之願也，顧不能遽集。因以田施疏山白雲僧舍，俾收歲租以為飯僧之數，凡六年而後畢。方建炎亂離，夫人家隔絕，道經泗州僧伽塔下，炷香於頂，祈與父母相見而死，未幾家問果至。」[9]李氏禮拜供養佛教長達六年之久，其後建炎之亂，家人流離失所，夫人途經泗州僧伽塔時，便燒香祈禱希望可以與家人相見，最終果然如願以償。可見，墓誌銘宣揚了佛教因果報應之說，讚揚婦女的善行。此類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為婦女的慈善活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多數婦女把此類方式作為替自己或家人積德增福報的一種重要舉措，在她們眼中，慈善活動帶有現實和宗教的雙重意義，這就使之熱衷投身其中。
（四）燒香唸佛、刻寫經書
許多信仰佛教的女性囿於家庭等原因不能出家為尼，但是她們的生活基本與出家人一樣，只不過少了件僧衣而已。如韓琦《安陽集》卷四八《故安康郡太君陳氏墓誌銘》：「性仁慈，信奉釋教，誡不害生物，每見窮悴、可憐之人，必亟自損刻而振施之。遇尊長諱日，則先期齋潔，躬誦佛書，以嚴追薦。如是者三十年，益久益勤。」［10］冊1089,525又如周必大《文忠集》卷四七《跋徐夫人所書〈華嚴經〉、〈梁武〉》：「鬱林蔡侯子羽，故母徐氏三衢人，宣和間刑部侍郎諱敷言之女，潛心內典，學虞世南書。嘗手寫《華嚴經》、《梁武》，皆終部帙，所謂婦人身得度者。」[10]冊1147,501徐氏書法好，信仰佛教，就想到了刻寫經書，也說明宋代信仰佛教的婦女都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佛教貢獻自己的才智、財力等。
（五）死後葬於佛寺、火葬
中國傳統的封建喪葬制度是夫妻合葬、土葬，但佛教傳入中國後，新的喪葬方式也隨之傳入，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活。如馬純《陶朱新錄》記載：「內宮人有物故者，皆殯奉先寺，四時遣中使致祭，歲久，立冢纍纍相望。」[10]冊1047,205許多內宮人（女性）卒後，並不是按照土葬，而是先殯於佛寺。有些地方更為直接，《清波雜誌》卷一二「火葬」條記載：「浙右水鄉風俗：人死，雖富有力者，不辦蕞爾之土以安厝，亦致焚如。僧寺利有所得……男女骸骼，淆雜無辨。旋即填塞不能容，深夜乃取出，畚貯散棄荒野外。」[3]508此處江浙一帶，宋代男女死後很多實行火葬，可以說有土地緊張的原因，但同樣可看出佛教喪葬影響了社會風俗，衝擊了傳統喪葬觀念。
（六）研佛書、通佛理
有些婦女並不是簡單地吃齋唸佛，而是在接受佛教之後對佛理有一定探究。如強至《祠部集》卷三五《贈衛尉卿梁公夫人李氏墓誌銘》：「夫人喜釋氏書，且深探其理，能頹然委順，不惑於死生之際，豈非效與？」[10]冊1091,393李氏對佛理的探究及其對人生的態度，讓撰寫者發出值得倣傚的感嘆。還有一些婦女甚至能直探佛理，融會貫通，放棄形式上的誦佛書，如陸佃《陶山集》卷一五《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於金榜之上，以謂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10]冊1117,185這類信仰佛教的宋代婦女對於佛教理解的基礎上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並不是簡單停留在佛教的表層，而是在深層次的方面來指導自己的人生。
二、原因：機緣促合
宋代婦女信仰佛教的實踐方式多種多樣，探討她們信仰佛教的原因，是深化認識不可或缺的。也應明白一點，即她們信仰的原因並不是單一的，往往是具有某幾個方面的綜合。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一）自己或至親疾病和死亡
生老病死是每個人不得不面對的事情，佛教教義的生死輪迴、因果報應等理論為世人提供了新視野，胡寅《斐然集》卷二《悼亡別記》：「自佛法傳入中國，以死生轉化，恐動世俗千餘年間，特立不惑者，不過數人而已。」[10]冊1137,555可見連宋代士大夫都陷入佛教之中，更不要說宋代婦女。久病自然與死亡聯繫起來，由於當時醫學不發達，宋代婦女往往會求助於佛教福佑，袁說友《東塘集》卷二《惠夫人墓銘》：「事父母敬，長而孝益謹。父嘗有疽疾，君憂甚，不自省食，息事候伺，親側膳服藥餌，悉躬之。病未間，則焚香泣下，暮夜致禱，不知夕之。竟也居亡（通「無」），何疾療人，謂孝敬之報宜如此。後十年，而罹父喪，哭泣盡哀，刻經文曰數十捲，卻葷茹久不復。」[10]冊1154,402惠夫人因父親有病以佛教行為焚香禱告、唸經文、不茹葷腥等來祈福。
（二）受家庭影響
許多宋代婦女從小就喜歡讀誦佛教書籍，並且親自實踐。大凡一個人從小接受某種信仰或者知識，一般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至少是與其密不可分的。如孫覿《鴻慶居士集》卷四《宋故秦國夫人王氏墓誌銘》：「自少喜誦佛書，晨香夜燈，不避寒暑。晚益精練，感通佛祖至神交於寢寐之間。一夕，夢僧人扣門求館榖，黎旦有鬻十六羅漢像者，視所畫肖焉。售之不計其直。以至廩恤貧乏供施佛僧，捐棄金繒，殆無虛。月持律嚴甚，未嘗殺生物供饌。」[10]冊1135,436秦國夫人王氏自少喜歡讀誦佛書，長久堅持，晚年甚至有多次靈驗的感通行為，如一夜曾夢僧人扣門求佈施，次日恰好就有人叫賣十六羅漢像。心靈感應的機緣巧合，促成了她更加虔誠地信仰佛教。還有她的大方捐贈，無疑受到了家族的支持。又如劉窸《彭城集》卷三九《金華縣君范氏墓誌銘》：「君晚而為浮屠、老子之學，精志勤力，將以悟道而致永年。夫人聞而悅之，相與一意戒警，不怠。」[10]冊1096,377此處很明顯，范氏信仰佛教是受到丈夫的影響，並共同信仰。
（三）弘法僧尼的引導
佛教為了擴大影響，在各個階層進行靈活多樣的弘法活動。在宮廷，皇室會定期有講法活動；士大夫家族，特別是信仰佛教的家族，會不定期邀請一些高僧大德對家族成員進行講法；而下層信眾，大多只能去寺院或者接受一些游僧的講法。很多對於女性信眾的講法行為，大多是由尼姑來實行，這也是佛教傳播中的一個針對性的措施。因為尼姑作為女性，與女性信眾有著共同交流的基礎，在禮法社會，與女性信眾的溝通也較男性容易，更便於作女信眾的精神引領者。為了傳教的需要，也為了彌補閨門中女信眾活動的侷限，她們在一定程度上被允許出入信徒家中，作為女信眾的精神導師。如蘇軾《東坡全集》卷八九《朝云墓誌銘》：「東坡先生侍妾曰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葬之豐湖之上，棲禪山寺之東南……蓋常從比丘尼義沖學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10]冊1108,441可見蘇軾的侍妾王朝云跟從比丘尼義沖學習佛法經義，朝云信仰佛教至死。
（四）看破紅塵
佛教是解脫的、出世的學說。一些宋代婦女因不同原因產生厭世情緒，從佛教那裡尋求到了精神慰藉，所以信仰佛教。劉克莊《後村集》卷四一《張碩人墓誌銘》：「未三十，即厭世味，修禪觀。嘗有聞於清道者濟書記。暮年數偈，融悟透徹，解外膠，見本性，非但世俗人不能道，雖大浮屠、老居士未必能也。」[10]冊1180,456張碩人可以說是一位由厭世進入佛教，並對佛教有所深刻理解的女性代表。又如《宋詩紀事》卷九四「無著」載：「無著，丞相蘇頌女。年三十出家，參大慧，得悟，號妙總禪師。絕句：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商。云山海月都拋卻，贏得莊周蝶夢長。」[11]無著是南宋著名的女禪師，丞相之女，有詩才。《佛祖統紀》中對她也有描述，她雖然已婚，有兒有女，但始終不樂於塵世生活，三十歲時終於爭取到出家為尼的資格。後來，她追隨過真歇清了、大慧宗杲等當世禪師，與當時名公世卿也有交往，自己也成為一位享有盛譽的女禪師。
（五）婦女守節
封建社會的婚姻制度對女子是說對非常不合理的，雖然守節原因有被迫的、也有自願的，但是不管怎麼樣，守節對女性來說對肉體和精神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婦女在丈夫死後，以信仰佛教方式來守節，這就為擺脫守節痛苦生活帶來了心理安慰和支撐。如《宋史》卷二四二《周貴妃傳》：「周貴妃，開封人，生四歲從其姑入宮，張貴妃育為女，稍長遂得侍仁宗，生兩公主，帝崩。妃日一疏食，屏處一室，誦佛書，困則假寐，覺則復誦，晝夜不解衣者，四十年。」[12]8623這位周貴妃也許限於皇室身份不得不守節，但是信仰佛教守節至少可以避免殘酷的宮廷鬥爭。又如范祖禹《范太史集》卷五一《右屯衛大將軍妻吉安縣君楊氏墓誌銘》：「屯衛早逝，君年始二十，母憫其孀獨，欲奪志而嫁之。君泣而不許。母憐其節，不強也。自是屏簪珥，斥鉛華，衣服無文采，晨起掃，一室熏潔，誦佛書。柔日必齋素，終老不厭。」[10]冊1100,542雖然母親想讓楊氏改嫁，但她不願意，以信仰佛教守節，獲得了世人的尊重。
（六）求子和求富貴等
有些婦女不能生育或者想要生育男孩，所以中國的送子觀音信仰普遍。也有一些婦女為了子女富貴幸福，希望得到佛祖的保佑，信仰佛教長久不懈。如《宋史》卷二四三《韋賢妃傳》：「韋賢妃，開封人，高宗母也……然好佛老。初，高宗出使，有小妾言，見四金甲人執刀劍以衛。太后曰：『我祠四神謹甚，必其陰助。』既北遷，常設祭，及歸，立祠西湖上。」[12]8643此文可見，宋高宗之母信仰佛教是為了保佑其子，所以把其子的成功歸因於佛教等。
三、影響：潤世無聲
宋代婦女作為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群體，她們之中很多信仰佛教，自然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到自己、周邊人和社會。宋代婦女與佛教信仰是相互影響的。宋代婦女通過信仰佛教影響自己、周邊人、社會，而佛教通過宋代婦女的信仰得到了弘揚，擴大了影響。
（一）對自身的影響
宋代一些婦女在信仰佛教之後，往往會反省自身，無形中提高自我認識水平和自身修養。朱熹《晦庵集》卷九三《宜人黃氏墓誌銘》：「初好佛書，讀誦拜跪，終日忘倦。一旦忽屏不事，曰：『不在是也，無愧心足矣。』」[13]但是，宋代也有些婦女在信仰佛教一段時間之後，對佛教有所瞭解，放棄佛教信仰，如袁燮《薭齋集》卷二一《何夫人宣氏墓誌銘》：「中年晨興誦道釋書。一日慨然曰：『虛無之言，誦之何益？孰若吾聖經，修身齊家之道具在其中乎。』觀程氏遺書，則曰：『義理之同然者，固如是。』」[14]雖然何氏先信仰佛教，後來學習儒書之後就放棄了佛教，但是從另一個側面看出佛教對提高宋代婦女自我認識水平和自身修養的體現。
（二）對周邊人的影響
女性在家族中的身份可能是祖母、母親、媳婦等，她們的言行必然影響到身邊的家族成員，有不少宋代婦女帶動了家族成員的佛教信仰。如樓鑰《攻?集》卷八五《亡妣安康郡太夫人行狀》：「奉佛素謹。甫三旬。已閱《大藏經》，取《龍龕手鑑》以正奇字。越國（按：外祖母）嘗再誦及半，又與二舅補之。近年猶作梵唄，時舉因果以示人。晨餐以前無非佛事，寒暑如一。」[10]冊1153,325樓鑰是南宋著名的學者型的官員，明州樓氏家族是個信佛家族，這裡可以看出樓鑰的母親、外祖母都信仰佛教，她們自然而然會帶動家族成員信仰佛教，所以樓鑰與佛教的關係十分密切。
（三）對社會的影響
其一，多以功利和實用為主。佛教的道德倫理色彩是十分濃厚的，重視人的價值實現，重視人的個人道德修養。比如佛教主張眾生平等、止惡揚善、慈悲為懷、仁孝、因果報應等的道德意識，這是佛教傳入中國以後，許多信眾包括婦女信仰的原因之一。但從另一方面看，佛教的功利和實用性給了人們更大的吸引力。宋代婦女信仰佛教很多看到這一點，特別是下層婦女。她們中有些人是由於家境貧寒，出家到寺院中去尋條活路；有些人是遭遇家庭變故，對世俗產生厭倦，看破紅塵，信佛尋求內安靜；有些人由於疾病、求富貴等原因，對佛產生嚮往之心。要之，她們信仰佛教是向佛有所求，這也是中國人信仰佛教的功利和實用體現，俗話說「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
其二，無形中抬高女性的社會地位。佛教在積極方面而言，「不可避免地使婦女在婚嫁的決定中和夫婦生活中具有更多的發言權。事實上，佛教的婚姻觀接近於把男女視為平等的觀點」[15]，這就為婦女在社會、家庭中爭取個人自由和社會權利提供了理論支持。如范祖禹《范太史集》卷四六《皇族墓誌銘》之《左承議郎妻崇縣君宋氏墓誌銘》：「君性靜慧，喜翰墨，博誦浮屠書，戒家人不殺生物。初群居，族人會廟中，有以侈服相尚者，君曰：「新婦家故薄，今奉孀姑，縫衣裳外，不敢及其它也。由是尊老皆敬之，教諧女諸婦必以君為言。」[10]冊1100,493宋氏信仰佛教，待人接物以佛教標準為之，獲得家族尊重，並以佛教節儉觀來阻止了奢侈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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