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即是人道』，人心複雜且處處算計，而如何帶心待人屬一門難修的藝術學分。人心有階級、私心、貪念，要如何在一個處處皆宜的身段上，做出人人滿意的結果實難上加難。

而喬致庸對外豎立仁義典範，奠定誠實無欺的商規，變成莫敢不從的法規；對內體恤勞方，並改進合理的升遷獲利，來珍惜這工作機會並產生對企業的向心力。最不容易的是他以東家姿態，傾聽基層夥計心聲採納意見，利用讓伙計累積年資便可以配息配股，使得上下一心共同謀利。突破傳通經營觀念，讓員工可成獲得該有的報酬達到雙贏。

同時，喬致庸偏重制度，在制度的架構下把人才放下去，創造出最大的效應。他訂定新店規，重申著商家道德規範，不得讓人情世故放在事業當中。相較起徽商胡雪巖，則是較注重人的關係而所不同。胡雪巖攏絡人心，因信任而放手去做，人心總難以控制，若不以制度來制衡，往往忽略人性的貪婪，而多擔些人性風險。

在這一方面，喬致庸與胡雪巖都是用人唯才的商家，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若從制度這方面來比較起，便可以知道差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