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據缺席的國安敘事:從李文和到黃樂事件
每隔一段時間,西方輿論場就會上演同一齣戲:一個與中國有關的名字,加上機密、情報、國家安全這幾個詞,媒體標題一出,結論先到,證據隨後補上,甚至永遠不補上。當事人還沒有被起訴,司法程序甚至尚未開始,媒體與政客卻早已替他貼上「中國間諜」、「國安威脅」的標籤。黃仁勳與黃樂的風波,不過是這齣戲的最新一集。
這種現象最值得警惕的,不只是個別案件有沒有誤判,而是西方政客與部分媒體早已形成一套慣用的政治操作模式:凡是與中國沾上邊的人、事、物,都可以被重新包裝成國安問題;凡是與中國企業有商業往來,都可能被懷疑是協助中國規避制裁;凡是與中國人有私人交往,甚至連婚姻、感情關係,都可能被渲染成情報滲透。先製造懷疑,再放大恐懼,最後讓人民相信中國間諜無所不在。至於證據在哪裡?那往往是整個故事最不重要的一環。
要理解這起事件,先得回顧這類劇本過去如何上演。
1999年,台裔科學家李文和被指控竊取美國核武機密。他被羈押近九個月,檢方最初起訴59項罪名,媒體與政客早已將他塑造成「世紀叛國者」,彷彿中國竊取美國核武機密已是鐵證如山。然而,案件最後59項罪名撤銷了58項,他只承認一項與不當處理資料有關的罪名。主審法官更當庭向他道歉,並批評政府的作為讓整個司法體系蒙羞。
此後,同樣的故事不斷重演。水文專家陳霞芳在2014年遭到逮捕,相關指控後來撤銷。天普大學教授席曉興在2015年被控向中國洩露技術,後來卻發現檢方將一張普通科學圖表誤認為敏感設備藍圖,案件最終撤銷。田納西大學教授胡安明在美國「中國行動計畫」下遭到起訴,2021年獲判無罪。2020年轟動一時的方芳案,媒體以「美人計」、「情色間諜」等聳動標題大肆報導,最後卻沒有任何人因此被起訴。
這些案件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也不能因為部分案件撤銷或被告獲判無罪,就推論所有中國間諜指控都是虛構的。但它們至少共同揭露了一個嚴重問題:在反中政治氣氛下,指控一個華人與中國有關,往往比證明他真的從事間諜活動容易得多;媒體散播指控的速度,也遠遠快於司法查明真相的速度。
更諷刺的是,當案件最初爆發時,媒體可以用極大的篇幅渲染所謂的中國間諜威脅,等到指控撤銷、證據不足或被告獲判無罪時,卻往往只用不起眼的篇幅交代。當初被塑造成危害國家安全的頭條人物,最後即使證明案件存在重大問題,也很難恢復已經遭受的名譽損害。媒體製造一個間諜,可能只需要一篇報導;要還一個人清白,卻可能需要十年,甚至一輩子。
回到眼前的黃樂事件。《紐約時報》在10月底報導,美國官員認定黃樂是中國情報人員,並稱她與黃仁勳關係密切。黃仁勳隨後證實自己曾對妻子不忠,輝達董事會也因此啟動獨立調查,同時表示目前沒有理由相信美國國家安全或公司機密曾遭到洩露。
把這些資訊放在一起,反而更清楚地顯示出一件事:目前已經得到當事人確認的,是一段婚外情,而不是間諜活動。
婚外情是私德問題,涉及婚姻忠誠、家庭信任及個人道德,但它本身並不是犯罪,更不能因此直接推論存在情報交易。至於「間諜」這個嚴重指控,目前公開資訊主要來自匿名官員及所謂知情人士,並沒有公開的起訴書、具體物證,也沒有足以讓外界獨立檢驗的機密文件傳遞、通訊紀錄或資金往來證據。就目前公開資訊而言,也未見任何針對黃樂的刑事起訴。
換言之,這場風暴最核心的指控,目前仍是一個無法由外界獨立驗證的斷言。
更值得玩味的是,報導本身還透露出一些與其所營造的重大國安威脅不太一致的情況。依照報導,情報官員約一年前向川普簡報時,並不認為黃仁勳知情,而川普當時選擇不採取行動。美國政府至今也沒有向黃仁勳提供外國情報機關鎖定美國公民時通常會有的防禦性簡報。
問題來了:如果這真是一個涉及中國情報機關、輝達執行長及美國尖端晶片技術的重大國安案件,為什麼相關政府部門在掌握情報後,沒有及時向當事人提出警告?為什麼一年之間沒有採取更明確的防範措施?又為什麼直到媒體曝光,才突然演變成一場全球性的輿論風暴?
一個真正嚴重的國安威脅,理應以調查、查證及防範為優先,而不是讓媒體先行公開渲染,將當事人推上輿論審判台。當事件曝光後,輝達市值一度蒸發約1900億美元,企業、投資人及整個產業都受到衝擊。這不能不讓人質疑:問題究竟出在實際存在的國安威脅,還是出在媒體將未經證實的情報敘述公開化、戲劇化之後所引發的政治與市場效應?
再仔細檢視相關報導,還可以發現一條相當熟悉的推論鏈:黃樂與黃仁勳往來密切,所以她可能藉此接近輝達機密;她曾任職的新加坡公司Megaspeed是輝達的大客戶,兩年內採購超過48億美元的晶片,所以這家公司可能協助中國規避出口禁令;兩件事情加在一起,輝達便成了中國情報滲透的國安漏洞。
然而,這整套敘事的問題就在於,每個環節都是推論,卻沒有充分公開的證據證明這些推論之間存在必然關係。
首先,Megaspeed向輝達採購大量晶片,只能證明它是一家大客戶,不能因此證明它將晶片轉運到中國。東南亞資料中心業者本來就是全球AI算力供應鏈的重要參與者,採購晶片與違法轉運是兩回事。黃仁勳也公開表示,輝達已逐一核驗交付給該公司的晶片部署情況,並未發現轉運到中國的情形。這項說法當然仍有必要接受獨立調查,但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媒體同樣沒有資格直接將其定性為走私或規避禁令。
其次,報導質疑黃樂自稱的媒體從業背景,甚至指出湖南衛視主管稱查無此人。這確實值得進一步查證,但履歷不實與從事間諜活動,兩者之間仍有極大的證據距離。履歷造假可以是求職欺騙,也可能涉及其他不當行為,但要證明一個人是中國情報人員,必須提出她與情報機關的具體關係,以及實際執行情報任務的證據。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履歷存在疑點,就直接把她定性為間諜。
這正是整個事件最值得批判的地方:只要先設定「中國間諜」這個結論,接下來所有事情都可以被重新解讀成間諜活動的證據。婚外情可以被解讀為美人計,私人交往可以被解讀為滲透,商業採購可以被解讀為規避制裁,履歷疑點可以被解讀為情報掩護,甚至當事人沒有犯罪證據,也可以被解釋為間諜活動隱密、尚未被查獲。
如此一來,還有什麼事情不能被拿來當成中國間諜的證據?
這種論述最危險之處,就是它形成了一套無法被證偽的邏輯。沒有證據,便說情報工作隱密;沒有起訴,便說政府仍在調查;沒有發現洩密,便說可能已經造成潛在威脅。無論事實如何,都能繼續維持原先的指控。這不是嚴謹的國安調查,而是先有政治立場,再用各種片段資訊拼湊出符合立場的故事。
更進一步來說,這也是西方部分政客與媒體長期操作反中輿論的一種手段。政客需要一個外部敵人來凝聚支持者、合理化政策、爭取預算及推動更嚴格的出口管制;部分媒體則需要聳動的中國威脅故事來吸引閱聽人。於是,「中國間諜」就成了一個極為方便的政治標籤。
只要把中國描繪成一個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情報威脅,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正常交流,都可以被賦予政治上的負面意義。中國留學生可能被懷疑是情報蒐集者,中國學者可能被懷疑是技術竊取者,中國企業可能被懷疑是政府情報工具,甚至華人與外國企業主管的私人關係,也可以被渲染成情報滲透的管道。
這種做法實際上是在利用人民對國家安全的恐懼,將「懷疑中國」逐步轉化成「相信中國有罪」。媒體不斷重複「中國間諜」、「中國滲透」、「中國竊取技術」等字眼,政客再引用媒體報導作為政策依據,形成一種自我循環的認知操作:媒體先製造懷疑,政客再放大懷疑,最後又以社會已經普遍存在的懷疑,證明中國威脅確實嚴重。
這不就是一種典型的洗腦手法嗎?
尤其值得諷刺的是,這些政客及媒體一方面高舉民主、自由、人權與法治,另一方面卻經常在沒有提出具體證據之前,就透過輿論將特定人士定罪。司法程序講究無罪推定,媒體報導卻往往先入為主;法律要求證據,政治宣傳卻只需要一個足以煽動恐懼的故事。
更荒謬的是,當有人質疑證據不足時,還可能被反過來指責為替中國辯護,甚至被貼上親中、反美或協助中國宣傳的標籤。這等於是把正常的事實查證與理性質疑,也納入政治敵我分類之中。如此一來,任何人只要不接受官方或媒體所塑造的中國威脅敘事,就可能成為另一個被懷疑的對象。
這種政治環境下,人民究竟還有多少空間可以獨立思考?
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情報活動,也不是說美國不應該防範真正的技術竊取與情報滲透。世界各國都有情報機關,各國也都會依法保護自己的國家安全。安姆斯、漢森、蒙特斯等間諜案件,就是確實存在、且有具體證據支持的案例。
正因為真正的間諜活動確實存在,才更應該嚴格區分事實與猜測,而不是把所有與中國有關的人都當成潛在間諜。真正的國家安全,不是靠製造恐懼來維持,更不是靠不斷編造或放大中國間諜故事來證明政府的警覺性。
一個成熟的法治國家,指控一個人從事間諜活動,應該提出資金流向、機密文件傳遞、具體通訊紀錄、情報機關聯繫及實際執行任務等可供檢驗的證據,而不是靠私人關係、匿名消息來源、履歷疑點,或人們對「中國」二字的本能聯想。
目前,輝達的獨立調查尚未有結論,相關國會簡報及調查程序也仍有待進行。在這些程序完成之前,負責任的態度,既不是斷言黃樂就是中國間諜,也不是在缺乏證據下斷言整件事情純屬捏造,而是承認我們目前還不知道真相。這才是尊重事實、尊重司法及尊重當事人基本權利的態度。
然而,我們更應該追問的是:為什麼西方政客與媒體總是如此熱衷於編造、渲染及放大中國間諜故事?為什麼每當中國在科技、經濟及國際競爭上取得進展,就經常伴隨著中國竊取技術、滲透企業、威脅國安的各種敘事?難道中國的產業競爭力,只能靠間諜活動來解釋嗎?難道中國企業的成長、科技的進步,以及國際市場的擴張,都不能從自身的研發投入、產業鏈完整度、人才培養與市場競爭力來理解嗎?
把中國的發展一律歸因於竊取、滲透與間諜活動,既是對中國產業發展的刻意矮化,也是對自身競爭力不足的一種政治卸責。當無法在市場上有效競爭時,便將對手描繪成不公平的威脅;當無法解釋對手為何進步時,便將其成就歸因於竊取技術。這種思維不但無助於真正理解國際競爭,更容易讓人民陷入被政治宣傳操縱的認知陷阱。
冷戰留給世人的最大教訓,從來不是所有間諜指控都是假的,而是當政治恐懼凌駕於證據、意識形態取代理性判斷時,任何人都可能成為被犧牲的對象。今天可以因為一個人的華人身分而懷疑他是間諜,明天就可能因為一個企業與中國有商業往來而將其視為國安威脅。
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不只是有沒有中國間諜,而是有人不斷利用「中國間諜」這四個字,製造恐懼、操弄輿論、洗腦人民,甚至把未經證實的指控當成打擊政治與經濟競爭對手的工具。當一個社會連要求提出證據都可能被視為替敵人辯護時,那麼真正受到威脅的,恐怕已經不只是國家安全,而是這個社會最基本的理性、自由與法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