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假訊息不能只有一個方向:從沈伯洋、蔣萬安事件看檢調選擇性執法的危害
選舉進入最後階段,調查局呼籲民眾遇到可疑訊息應先查證、不要轉傳,並警告對於破壞選舉公平的假訊息,將第一時間偵辦。這個立場本身沒有問題,假訊息確實可能扭曲選民認知、影響選舉結果,檢調依法查辦也有其必要性。
但問題是:檢調究竟是在維護選舉公平,還是只對特定政治陣營的不利言論特別積極?法律的標準,究竟是依照行為本身,還是隨著被指控者的政治身分而有所不同?
這不是單純的政治口水,而是涉及司法公正、憲法平等原則,以及台灣民主制度能否正常運作的重大問題。
先看沈伯洋事件。
11月14日,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發現社群平台上有人發布貼文,指稱民進黨台北市長候選人沈伯洋涉及私德問題。經網路溯源,查出兩個社群帳號均由同一名黃姓女子使用。沈伯洋方面提出告訴後,調查局隨即報請台北地檢署指揮偵辦,並於當天下午前往黃女住處搜索、約談。黃女事後坦承貼文內容造假,台北地檢署於16日凌晨複訊後,諭令20萬元交保。
從發現貼文、網路溯源、確認帳號使用者,到搜索住處、約談及移送偵辦,整個過程相當迅速。
再看蔣萬安事件。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許淑華在政論節目指控蔣萬安前往饒河夜市東發號用餐「白吃白喝」,甚至質疑市長是否仗著身分享有特權。
然而,饒河街觀光夜市自治會長郭洪金鳳隨即出面還原經過,表示蔣萬安幕僚在用餐前就已拿出2000元交給她,請她協助支付餐費。用餐結束後,自治會委員也曾向店家提出結帳,只因店家婉拒收款,加上現場客人眾多,才約定隔天再行結帳。
也就是說,依照自治會長及相關人員的說法,蔣萬安團隊並非沒有付錢的意思,而是事前已交付餐費,後續只是店家拒收及結帳時間安排的問題。
蔣萬安競選團隊已就此事報案,許淑華則表示尊重並配合調查,但仍強調店家當下沒有收到錢,隔天才由自治會長結清。
因此,這件事情是否涉及不實指控、是否構成選罷法上的犯罪,仍應由檢調依法調查,不能僅憑任何一方說法就先行定罪。
然而,值得追問的是:同樣發生在選舉期間,同樣涉及對候選人的負面指控,沈伯洋事件迅速進入搜索、約談及移送程序,蔣萬安事件則是由競選團隊提出報案後,外界尚未看到相應的偵查處置。
兩案當然不是完全相同的案件,證據內容、主觀犯意、告訴時間及偵查進度都可能不同,不能單憑表面上的時間差,就直接認定檢調偏袒哪一方。
但是,這正是檢調必須向人民交代的地方:究竟採取什麼標準?不同案件的偵查速度、搜索必要性及強制處分程度,又是根據什麼具體理由決定的?
一、這不是單純的偵查速度問題,而是選擇性執法的問題
法律上有一個重要概念,叫作「選擇性追訴」(Selective Prosecution)及「選擇性執法」(Selective Enforcement)。
其核心問題是:對於性質相近、情節相似的行為,執法機關是否因為行為人的政治立場、身分或所屬陣營不同,而採取不同的調查、追訴及處分標準。
這涉及憲法第7條所保障的平等原則。憲法明文規定,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是只有一般人民不能受到差別待遇,執法機關本身也不能因為政治立場不同,就對相似案件採取不同標準。
此外,刑事訴訟法第2條也規定,實施刑事訴訟程序的公務員,對於被告有利及不利的情形,都應一律注意。
這就是檢察官及偵查機關必須遵守的客觀義務。檢調不是某個政黨的法律攻防部門,更不是執政者的政治保護傘,而是依法蒐集證據、查明事實的司法機關。
如果對在野黨候選人遭到指控的案件,迅速蒐證、搜索、約談;但對執政黨政治人物被指控的不實訊息,卻缺乏同等積極的處理,那麼人民自然會質疑,這究竟是依法辦案,還是選擇性執法?
當然,平等原則並不是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在相同時間內完成搜索或約談,而是要求不同處理必須有客觀、合理且可以檢驗的法律理由。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搜索、約談不是政治表態,更不能成為選舉施壓的工具
偵查機關最容易引起爭議的,不只是有沒有立案,而是搜索、拘提及其他強制處分的使用是否符合必要性與比例原則。
刑事訴訟法第122條規定,對於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的身體、物件、住宅及其他處所,必要時得搜索;第128條則規定搜索原則上應使用搜索票,並由法官核發。
也就是說,搜索並不是只要有人提告,檢調就可以任意進行,而必須具備法律所要求的理由及必要性。
尤其選舉期間,候選人及相關人士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高度關注。檢調如果在證據尚未充分釐清之前,就採取高強度的搜索及約談措施,即使最後沒有起訴,也可能對當事人的名譽、社會評價及選舉活動造成難以回復的影響。
更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人民逐漸形成一種印象:只要在網路上發表對特定候選人不利的言論,就可能迅速遭到搜索、約談,那麼未來會有多少人因為擔心惹上司法麻煩,而不敢發表評論?
這就是所謂的「寒蟬效應」。
言論自由不代表可以任意捏造事實、惡意誹謗,但民主社會同樣不能因為要防止假訊息,就讓人民對公共人物的批評、質疑及政治監督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如果偵查權的使用缺乏一致標準,甚至被人民認為帶有政治目的,那麼司法權就可能從維護法治的力量,轉變成影響政治競爭的工具。
這也是國際法學與政治學討論「法律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Law)時,所關注的核心風險。
三、檢調雙重標準,危害的不只是個別當事人,而是台灣的民主制度
這件事真正嚴重的地方,在於它可能產生一連串制度性的負面影響。
第一,危害人民的言論自由。
當人民認為不同政治立場會受到不同的司法待遇,就可能開始自我審查,不敢批評執政者,不敢質疑政治人物,甚至不敢轉傳尚待查證的公共議題。久而久之,民主社會原本應有的監督力量,就會受到壓縮。
第二,破壞選舉公平。
選舉本來就應該讓候選人接受人民檢驗,政見、能力、施政紀錄及公共言行,都應該成為選民判斷的依據。
但是,如果檢調的偵查行動在選前對不同陣營產生不對等的影響,就可能改變候選人的政治活動空間,也可能影響選民對事件的認知。
司法機關應該是選舉公平的守護者,而不是選舉競爭中的另一個變數。
第三,摧毀司法公信力。
司法最重要的價值,不是辦案速度有多快,也不是搜索了多少人、起訴了多少人,而是人民相信法律不會因為政治身分而有所不同。
一旦人民認為法律是看人辦事,今天在野黨被查,明天執政黨卻可以不受相同標準檢驗,那麼受損的就不只是某一個案件,而是整個司法制度的公信力。
第四,反而讓防制假訊息的工作失去正當性。
假訊息治理原本具有維護選舉公平的正當目的,但如果檢調執法被認為存在政治選擇性,人民就可能不再相信政府所提出的反假訊息理由。
甚至當真正具有危害性的假訊息出現時,社會也可能因為不信任執法機關,而對相關調查及澄清抱持懷疑態度。
這是非常嚴重的制度性損失。
四、連法務部都強調相似案件必須採取一致標準,檢調更應接受檢驗
值得注意的是,法務部檢察司官員日前在選舉查察分區座談會上,就特別提醒各單位,必須遵守客觀中立及法定程序,對於相似案件的偵查作為與強制處分結果,應採取一致且符合比例原則的作法,以避免爭議。
這項提醒其實已經點出了問題的核心。
既然法務部自己都知道,選舉期間相似案件的偵查及強制處分必須有一致標準,那麼檢調就更應該讓人民看見,這項標準究竟如何落實。
因此,至少應該做到三件事:
第一,建立選舉期間假訊息案件的統一處理標準,對於案件來源、事實查證、證據強度及偵查進度,建立可以檢視的紀錄。
第二,對於搜索、拘提等強制處分,應嚴格遵守法定要件及比例原則,不能因為案件涉及特定政治人物,就降低必要性及合理性的要求。
第三,對於不同政治陣營提出的告訴及告發,應有一致的受理、查證及偵辦標準,避免人民產生選擇性執法的疑慮。
偵查不公開當然有其必要,並不代表檢調必須公開所有偵查細節;但偵查不公開也不能成為拒絕接受制度性監督的理由。
人民不需要知道每一份偵查卷宗的內容,卻有權要求執法機關證明,法律標準並沒有因為政治身分不同而改變。
結語:當司法失去中立,危害的將是整個台灣
賴清德總統曾提醒,選舉應該讓人民依據候選人的政見、能力及表現做出選擇,而不是受到假訊息或惡意操作影響。
這個道理當然正確。
但同樣的道理也應該適用於執政黨自己。不能一方面要求人民不要受到假訊息影響,另一方面卻對政治人物自身的言論及不實指控採取不同標準。
更不能讓檢調的偵查權,在選舉期間成為某些政治人物可以迅速啟動、某些政治人物卻未必受到同等處理的工具。
我們必須認清,假訊息確實可能危害民主,但失去公平標準的假訊息查察,同樣可能危害民主。
一個正常的民主法治社會,最重要的不是讓檢調成為最有權力的機關,而是讓人民相信,無論被調查的人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無論被害人是誰,法律都會依照相同的標準適用。
如果這項基本原則逐漸被破壞,人民不再相信司法中立,政治對立就會進一步轉化為對司法制度的全面不信任。
從個案的差別待遇,到人民不敢自由發言;從司法公信力的流失,到選舉公平受到質疑;最後甚至讓政府原本具有正當性的反假訊息工作,也失去社會信任。
這才是檢調選擇性執法可能帶給台灣最深遠、也最值得警惕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