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處人數增加，等於貪腐愈來愈嚴重嗎？評《官員淪階下囚成常態 中共為何愈反愈腐？》

聯合報記者林則宏日前撰寫一篇題為《官員淪階下囚成常態 中共為何愈反愈腐？》的報導。這個標題看似提出問題，實際上卻先把「愈反愈腐」當成了預設結論。

問題是，這個結論究竟有什麼科學依據？

中國大陸官方公布的反貪腐查處數據逐年增加，當然值得分析；但查處人數增加，與實際貪腐程度上升，根本就是兩回事。要證明前者導致後者，必須提出足以支持因果推論的證據，而不是看到官員被查處的數字增加，就急著替反貪腐政策宣判失敗。

林則宏最大的問題，就是他究竟掌握了什麼證據，能夠證明中國大陸現在的貪腐比過去更加嚴重？如果連過去究竟有多少貪腐行為從未被發現都不知道，憑什麼斷言「愈反愈腐」？

一、「查獲多」與「實際多」是兩回事

根據中國大陸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公布的數據，2025年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101.2萬件，處分98.3萬人；2024年立案87.7萬件，處分88.9萬人。單看處分人數，2025年確實比2024年增加約10.6%。這是客觀數字，沒有必要否認。

但問題來了：查處人數增加，就等於實際貪腐人數增加嗎？

這兩個數字之間，究竟存在什麼必然的因果關係？

至少有三種可能的解釋：

第一，實際貪腐確實增加，因此查獲人數隨之上升。

第二，實際貪腐沒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但因為查緝力度加強、調查能力提升、舉報管道擴大、監督範圍延伸，過去未被揭發的案件現在陸續浮出檯面。

第三，實際貪腐與查緝力度同時發生變化，兩者共同影響最後公布的查處數字。

究竟是哪一種情況？必須進一步調查、比較與分析，不能只憑查處人數，就直接選定第一種解釋。

打個比方，某地原本只有十名稽查人員，後來增加到一百名，稽查範圍更廣、檢查次數更多，查獲的違規工廠自然可能增加。請問，這能不能直接證明當地違規工廠的實際數量增加了十倍？

當然不能。

同樣的道理，醫療篩檢範圍擴大，確診人數增加，不代表疾病發生率必然上升；警方加強查緝，查獲的犯罪案件增加，也不代表犯罪率必然提高。

這些都是最基本的統計概念。

更何況，查處數據不僅受到查緝力度影響，也可能受到案件積壓、調查範圍、違規認定標準及統計口徑變化的影響。如果不先釐清這些因素，就把查處數字增加直接解讀成貪腐惡化，這種推論究竟有多嚴謹？

還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官方公布的98.3萬名受處分人員，並不等於98.3萬名貪腐官員。紀檢監察機關處理的違紀違法問題涉及不同類型，不能把全部處分人數直接當成貪腐人數，更不能把案件數、人數與實際貪腐發生率混為一談。

因此，林則宏若要用這些數字證明「愈反愈腐」，首先就必須交代：哪些數字代表貪腐？哪些代表其他違紀問題？實際貪腐的比較基準又在哪裡？

如果連這些基本區別都沒有說清楚，就用一個聳動標題替中國大陸的反貪腐政策定性，那麼，這究竟是客觀的新聞分析，還是先有結論，再挑選符合結論的數字？

二、「愈來愈腐」需要基準，不能憑感覺下結論

「愈來愈腐」這四個字，看起來簡單，實際上卻包含一個必須經過證明的判斷：現在的貪腐程度，比過去更嚴重。

既然如此，林則宏就應該回答幾個基本問題：

第一，你所說的「愈來愈」，究竟是與哪一年相比？是與十年前相比，還是與二十年前相比？

第二，你所說的「腐」，究竟是指貪腐案件增加、涉貪人員比例上升、貪腐金額擴大，還是民眾遭遇索賄的情況更加嚴重？

第三，你是否掌握歷年可以相互比較的資料，能夠排除查緝力度、調查範圍及認定標準改變所造成的影響？

第四，你是否有資料可以證明，實際發生的貪腐行為確實持續增加，而不只是被查出來的案件增加？

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答案，那麼「愈來愈腐」的結論究竟從何而來？

要分析一個社會的貪腐趨勢，至少應該綜合考察適當的涉案比例、民眾實際遭遇賄賂的調查、公共資源遭侵吞的情況，以及監督制度與執法能力的變化。不同指標各有侷限，必須交叉檢驗，不能只挑選對自己有利的一項數字。

例如，假設某年查處一萬人，隔年查處兩萬人。如果沒有其他資料，我們根本無法判斷實際貪腐究竟增加了多少。可能是貪腐增加，也可能是過去隱藏的案件被查出來，還可能是兩種因素同時存在。

反過來說，如果查處人數減少，也不能直接認定貪腐改善，因為查緝力度減弱同樣可能造成查處人數下降。

這才是完整的邏輯。

當查處人數增加時，不能直接推論貪腐增加；當查處人數減少時，也不能直接推論貪腐減少。真正的關鍵，是有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實際貪腐程度的變化。

林則宏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沒有處理，就急著把「愈反愈腐」寫進標題，豈不是把一個需要證明的假說，直接包裝成讀者應該接受的結論？

說得更直接一點：你可以懷疑中國大陸的反貪腐政策無效，也可以提出證據批評其制度缺陷，但你不能因為自己懷疑，就把懷疑當成事實。

三、反腐已持續十多年，「過去積壓案件現在才被查出」也不能無限適用

當然，反過來說，也不能因為查處人數增加，就一概解釋成查緝更加嚴格。

中國大陸持續推動反貪腐工作已經十多年。如果每年都有大量官員遭到查處，批評者當然可以進一步追問：為什麼仍然有這麼多案件？反貪腐的嚇阻效果究竟如何？制度是否真正減少了新的貪腐行為？為什麼不能更有效地預防貪腐？

這些問題不但合理，而且值得深入調查。

尤其當查處數字長期處於高位，甚至不斷創新高時，確實不能永遠只用「過去積壓的案件現在才被查出」來解釋一切。因為這種解釋本身也需要證據，必須檢驗歷年案件的形成、查處及揭露情況，不能把它當成萬用答案。

但是，請注意：「反貪腐的嚇阻效果可能不足」與「愈反愈腐」仍然是兩個不同的命題。

前者是在質疑反貪腐政策能否有效預防新的貪腐行為；後者則進一步宣稱，貪腐程度正在惡化。

要從前者推導出後者，仍然需要證據。

假設一個國家持續加強取締貪腐，卻仍然查獲大量案件，可能代表貪腐問題根深蒂固、制度預防不足，也可能代表查緝能力不斷擴大，或者兩者兼有。究竟哪一種因素占主導地位，不能只憑查處數字就下結論。

同樣地，反貪腐工作持續十多年，並不保證貪腐必然消失；但也不能因為十多年後仍有官員被查處，就斷言貪腐一定愈來愈嚴重。

真正值得批判的，是反貪腐制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夠防止新的貪腐，以及是否能夠建立持續而可靠的監督機制。

如果林則宏能夠提出具體證據，證明中國大陸的實際貪腐發生率長期上升，即使查緝力度也在加強，那麼他的結論就有進一步討論的基礎。

但如果他只是列舉官員落馬、遭到查處的新聞，再把這些案件當成「愈反愈腐」的證據，那麼，他就沒有真正回答最關鍵的問題。

可以質疑反貪腐的成效，但不能用尚未證明的結論，取代應該完成的分析。

四、真正該問的問題，是反貪腐有沒有效，而不是先把結論寫在標題上

如果林則宏真正關心中國大陸的貪腐問題，那麼，有許多更值得研究的問題。

例如：

一、反貪腐是否依法辦案？不同職位、不同派系及不同背景的官員，是否受到一致的法律標準對待？

二、權力監督是否有效？是否存在權力過度集中、監督不透明，或缺乏有效外部制衡的問題？

三、反貪腐的嚇阻效果如何？除了查處既有案件，是否能夠降低新的貪腐行為發生？

四、民眾實際遭遇索賄、行賄壓力或利用職權謀取私利的情況，究竟有沒有改善？

五、歷年查處數據的增加，究竟有多少來自實際貪腐的變化，又有多少來自查緝能力、調查範圍及案件揭露率的變化？

這些問題都有研究價值，也都可以成為批判中國大陸反貪腐制度的切入點。

但是，這些問題需要資料、比較與分析，不能只靠一個標題就把答案決定下來。

新聞記者的工作，應該是把複雜問題說清楚，讓讀者理解不同數據代表什麼、哪些結論可以成立、哪些仍有待證明。

如果只因為看到官員遭到查處，就直接宣稱「愈反愈腐」，那麼，這種報導不但沒有釐清問題，反而可能讓讀者誤以為查處人數與實際貪腐程度之間存在必然關係。

這才是值得批判的地方。

台灣媒體當然可以批評中共，也不需要因為中國大陸宣稱推動反貪腐，就放棄對其制度的檢驗。但同樣地，批評中共不能成為降低新聞論證標準的理由。

如果對中國大陸的負面事件，總是急於尋找最負面的解釋，卻不願意認真檢驗其他可能性，那麼，報導就很容易從事實分析滑向立場先行。

批評可以尖銳，結論卻不能靠立場決定；標題可以醒目，證據卻不能因此省略。

結語：林則宏，請先證明「愈來愈腐」，再來下結論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中國大陸查處的官員增加，究竟能不能證明貪腐愈來愈嚴重？

答案很清楚：單憑查處人數增加，不能。

這不代表中國大陸的貪腐問題不嚴重，也不代表反貪腐政策一定成功。它只代表一件事：如果要判斷貪腐究竟增加還是減少，就必須提出足以支持這項判斷的證據。

林則宏，你的標題既然用了「愈來愈腐」這樣明確的趨勢判斷，就應該回答：你所依據的比較基準是什麼？實際貪腐程度如何衡量？你又如何排除查緝力度加強、調查範圍擴大及案件揭露率提高等因素？

尤其是，你怎麼知道過去究竟有多少貪腐行為從未被發現？如果連這個最基本的問題都無法回答，又如何證明現在比過去更腐敗？

不知道過去有多少貪腐，不能證明現在貪腐更多；看到更多官員被查處，也不能直接證明反貪腐愈反愈失敗。

這不是替中共辯護，而是最基本的邏輯與證據要求。

說到底，台灣媒體可以批評中國大陸，但如果長期以妖魔化中共、醜化中國大陸的角度出發，凡是負面事件都往最負面的方向解讀，那麼，再聳動的標題也無法掩蓋論證上的缺陷。

林則宏這篇報導真正值得質疑的，不是他為什麼批評中共，而是他是否拿出了足以支持自己結論的證據。

批評中共，不代表可以不講邏輯；反對中共，也不代表可以把尚未證明的推論當成事實。結論越重，證據就必須越扎實。這是新聞專業的底線，也是任何理性評論都不應該放棄的基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