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醫歲月(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

文/照片  周武屏

 雖然我在美國開業行醫將近三十年，但我最早真正「開門做醫生」，卻是在香港。 

 那是1985至1986年間。當時診所人手很簡單：我、護士出身的太太，以及一位助理小姐敏兒。三個人，便撐起了北河街一間小小的私人診所。 

 在香港行醫只有一年多，時間雖短，卻是我醫生生涯中非常難忘的一段經歷。多年後回頭看，那一年多不但讓我學會看病，也讓我更深刻體會到甚麼叫做「行醫」。 

 我選擇在石硤尾徙置區前的北河街開診所，一來是交通方便，有個小巴站，方便一般的上班族看病。二來是因為那裡住了許多與父母背景相似，1949年從大陸來港的難民。這些街坊經濟條件普遍不好，所以診金不能收得太高，但總希望能為他們盡一點綿薄之力。 

當時香港的私人診所非常貼近市民生活。政府門診雖然便宜，但輪候時間較長，因此街坊有個頭痛身熱，往往就到附近的小診所。醫生看完病，診所裡還有小藥房，可以配藥、打針，病人由進門到離開，一氣呵成，十分方便。 

 一年多裡，也發生了不少令人難忘的事情。 

 有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肺癌末期病人，全身無力，長期臥床。我和太太利用中午休息時間上門替他看病，卻找不到甚麼神經或肌肉方面的問題。當時面對一位末期病人，我也實在無計可施，最後替他靜脈注射了一針約50cc的高濃度葡萄糖液，說是補充體力。 沒想到打完針後，他竟然可以起來走動，後來還要求我每星期上門替他打一針。 我心裡明白，這很可能有心理作用。可是病人既然覺得有效，又能增加他的信心，我也只好繼續下去。

現在回想，多少有點「江湖郎中」的味道，甚至有些汗顏。不過那時我也明白，醫生面對的除了疾病，還有病人的恐懼和希望。有時候，能陪著病人走一段路，本身也是一種治療。 

 當然，私人診所也有令人哭笑不得的經歷。 

 有一次，一名男子自稱癌症末期，說骨頭轉移痛得厲害，要求打一針嗎啡。我替他打完，轉個身，他便跑掉了。這才知道，原來不是癌症末期，而是癮君子。這一課讓我從此對病人主動要求某些藥物，多了一份警惕。 

 還有一次，一位意大利籍導遊朋友帶了一名外籍遊客來看病。原來遊客尋歡後染上性病，需要接受抗生素治療。更有趣的是，那位導遊原本是一名神父，會說八國語言，後來在香港認識女朋友、結婚，改行做導遊，但仍是虔誠天主教徒。他私下還對我說：「周醫生，診金可以儘量收貴一點。」我終於在病人臀部扎了一針深層肌肉的長效抗生素，收了一個頗為可觀的診金。 

 這位前神父正邪之間的建議有點令我啼笑皆非，回心一想：他是否代表天主，雖然給這位病人救贖，也該狠狠地給予教訓。 

 我也經常到附近一家老人照護中心看診。那是一個一千多平方呎的單位，分隔成許多沒有封頂的小房間，每個老人住一格。在寸金尺土的香港，這種環境雖然無奈，卻是當年的現實。 照護中心的老人及家屬大多數家境清苦，也不方便下樓看醫生。因為診所就在附近，我便上去替他們看病，診金也盡量從廉。

徙置區街坊福利會也經常邀請我替老人家講醫學常識，當年送給我的錦旗，我一直保存至今。 

 那時候私人診所通常分兩段時間看診，從早上到下午一點，下午四點再看到晚上八點。中間三個小時，名義上是午休，實際上我和太太常常利用這三小時上門看病。年輕時不覺得辛苦，反而覺得這就是醫生的生活。 

 當年一位在美國行醫的同學來香港，知道我們診金大約45港幣，而美國醫生收45美元，便問我：「為甚麼你只開三天藥，病人就好了？」我只是莞爾一笑。「因為藥房就在診所裡。」 

 後來因為家庭團聚，我們全家移民美國。我重新受訓，開始了另一段漫長的家庭醫師生涯。美國的醫療制度與香港很不一樣，也讓我學會了更完整、更制度化的行醫方式。 

 可是，香港北河街那一年多，教會我的卻是另一件事——醫生除了治病，也是在與人打交道。我們沒有豪華設備，也沒有甚麼偉大的理想，只是每天替街坊看病，有需要便上門，遇到生活困難的人便少收一點。 

 回頭看，我在美國學會了怎樣做一位更完整的醫生；而在北河街，我很早便學會了怎樣做一位有人情味的醫生。 那一年多，賺到的錢也許不多，但留下的故事，卻足夠我回味一生。

(10/3/2026刋登於世界日報上下古今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