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籍日本兵[編輯]

本條目需要精通或熟悉本主題的編者參與及協助編輯。（2011年5月20日）  請邀請適合的人士改善這篇條目。更多的細節與詳情請參見條目討論頁。您可以關注您所擅長領域的專家關注分類。

持刀的在菲律賓臺灣兵

台籍日本兵，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1942年至1945年）被日本政府徵召服役的台灣人。「台籍日本兵」在文獻中有不同的稱謂，除了「台籍日本兵」，亦有「台灣人日本兵」、「台灣人原日本兵」及「原台灣人日本兵」等稱謂，由於在1944年9月以前這些軍人在名義上是以「志願兵」的形式徵召的，所以也有「台灣特別志願兵」此稱謂。

至日本投降為止，總計台灣人當日本兵的人數有8萬多人，而被徵為軍屬的，更多達126,700多人，共20多萬人。此外，還在校讀書的青年學生，也必須參加「學徒兵」。整體而言，台灣人為了打太平洋戰爭而戰死的軍人及軍屬，總計有3萬多人^[1]，而在戰爭結束後解甲歸鄉的10餘萬名台籍日本兵中，有3萬餘人自願歸化中國國籍，並且接受中華民國政府強徵投入國共內戰，之後被中國共產黨俘虜的台籍日本兵又被投入到抗美援朝的韓戰之中，沒被強徵的台籍日本兵也有許多在日後中華民國政府引發228事件以及清鄉中被殺害甚至滅門。

背景[編輯]

在日本發動中日戰爭以前，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人民的朝鮮人、台灣人並沒有服兵役的義務。不過，客觀而言，朝鮮2,140萬左右的人口，確實是一大人力資源。因此，1938年2月，由於「陸軍特別志願兵令」的發布，日本首先在朝鮮實施志願兵制度^[2]。

在台灣，與朝鮮同性質的「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1942年才實施。不過，早在1937年秋天，台灣的殖民當局即已開始徵用軍屬以擔負軍中雜役。隨著日本對中戰爭的昇高與擴大，台灣人也被徵調為翻譯人員，經訓練後負責閩南語、粵語與北京官話。在戰爭期間，由於台灣的軍屬以及翻譯人員的數目被列為軍事機密，所以從一般資料中無法得知總人數^[2]。

老師出征之前與學生合影，攝於1942年5月21日。

日軍自西元1942年（昭和17年）中途島戰敗後，兵員消耗驟增，於是緊急徵兵籌集戰備人員。在「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開始實施以後，台灣人對於志願兵制度的反應算是相當熱烈。在1942年，共有425,921個台灣人應徵1,000左右的志願兵位置，約等於100個男子中即有14人申請（佔當時台灣成年男性總數的14%）。第二回的志願人數更多，共有601,147人應徵1,000左右的位置^[2]。

台灣的「海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在1943年與朝鮮同時實施。第一回有316,097人申請3,000個訓練生徒的位置。由於徵兵制度實施在即，海軍志願兵制度在1944年廢除，陸軍志願兵制度則在1945年廢除。至此為止，共有16,500個台灣人，其中陸軍志願兵約5,500人和海軍志願兵約11,000人加入日本軍隊作戰^[2]。

台灣的全面徵兵制度在1945年年初實施，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據日本厚生省在1973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自1937年到1945年為止，台灣總督府共招募軍屬、軍夫126750名，從1942到1945年則徵募了軍人80433人，合計共207083名；這20多萬人中有30304人在戰場上陣亡，約總數的15%。

在這些戰死者當中，共有2萬8千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此外，在台灣新竹縣北埔鄉的濟化宮裡亦供奉著33,000多名台籍日本兵（與日本厚生省統計的陣亡人數30304名不符），李登輝的大哥李登欽則以「岩里武則」之名列於其中；日本靖國神社與台灣濟化宮的台籍日本兵有重疊。

歷史[編輯]

二戰時期台籍日本兵經歷了從「軍屬」^{[註 1]}、「軍夫」^{[註 2]}」身份到「軍人」身份的演變。由於當時日軍觀念中，並不認為非戰鬥人員為正規軍，因此有「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這樣的俗話，說明軍屬與軍夫在日軍中的地位。由於殖民地法制與日本內地不完全相同，因而徵兵制度在所謂「外地」（即殖民地，包括台灣、朝鮮等）並沒有馬上實行，而是先徵召非正規軍的軍屬、軍夫，其次則是志願兵，最後因天皇頒布關於朝鮮及台灣住民政治參與之詔書，法律第三十四號等同日本帝國憲法實施，正式實行徵兵制度。

志願軍時期(1923年－1937年)[編輯]

此段時間日本接受少額台灣人擔任翻譯。

軍屬動員時期（1937年9月－1942年1月16日）[編輯]

中日開戰後，日本為了對中國戰線的軍需物資跟補給工作，在1937年9月開始招募台灣人成為不具備正式軍人身份的軍屬。第一批台籍軍屬參加了上海的淞滬會戰。這批台籍日本兵被稱為「台灣農業義勇團」，在上海附近建設農場。隨著戰爭的擴大，台灣總督府招募更多台籍軍屬到中國戰線擔任物資運輸、佔領區建設工業農業建設等工作，包括：農業指導挺身團、台灣特設勞務奉公團、台灣特設勤勞團、台灣特設建設團等。

1938年4月起，朝鮮總督府實施「朝鮮特別志願兵制度」，召募朝鮮人以「軍人」身份加入日本軍。代表日本政策的轉變，不過並未在台灣採取相同措施。

1938年9月間，台灣總督府招募當時台北市的名人去當軍屬，築造軍事機場，包括：

• 林熊祥、顏德修（知名富戶）
• 陳逸松、李瑞漢、陳增全、吳鴻麒（知名律師）
• 邱德金、施江南、葉貓貓、翁瑞春（知名醫師）
• 張鴻圖、姜鼎元、陳金萬、黃逢春（知名企業家）
• 郭雨新、林佛樹（知名青年知識份子）。

1942年10月起台灣總督府以海軍軍屬名義，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及中學畢業的青少年至日本內地的海軍航空技術廠，專門製造各式軍用飛機，並以半工半讀和高薪為號召，吸引許多人報考。由於這些青少年多數非成年，未滿20歲，被稱為「台灣少年工」。海軍航空廠次年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在戰爭中共製造了上百架飛機。戰後這些少年工陸續回台，並在1987年組成「台灣留日高座同學會」（簡稱台灣高座會）以紀念當年的歷史。

志願兵、徵兵時期（1942年1月16日－1945年9月2日）[編輯]

台籍學生日本兵出征前於教室裡的合影。出征前，地方街、莊會召開「壯行會」，由全體莊民送行。

出征前的臺灣兵於攝影社內合影，前排右者手持日本軍旗。

在朝鮮志願兵的表現獲得日本政府肯定後，加上台灣的皇民化運動也進行得很順利，大東亞戰爭爆發之前的1941年6月20日，台灣總督府與台灣軍司令部正式宣布，志願兵制度將在1942年開始在台灣實施。當時總督府只是宣布該政策將要施行，詳細的申請方法與施行細則還都未宣布，立即獲得台灣青年的熱烈回響。據當時報導，此政策剛宣布幾天之內便有700多人向台灣軍司令部和各地憲兵隊提交志願書，到8月底突破3000名，至開戰後的1942年更達2萬人以上。

1942年1月16日，「總督府情報部」發布《陸軍志願兵訓練所生徒募集綱要》，正式接受台灣人志願從軍的申請。綱要中要求，年齡17歲以上、無重大犯罪、符合體位表準者均可申請。

在正式申請的1942年2月1日到3月10日，約有42.6萬名台灣人提出申請，應徵1,000左右的志願兵額度。有學者估計這相當於當時全台灣成年男性總數的14%。

根據訪問在世台籍日本兵的紀錄顯示，大多數人確實是因為發自內心的赤誠而申請加入日本軍。

經過3個月的出身調查、學科筆試與口試等重重測驗後，1942年6月9日，1020名檢查合格者，分別在同年7月與次年1月入伍受訓。

結訓後，這些台籍日本兵分別在1943年4月與7月派遣至台灣軍所屬各部隊中，其中以加入日軍第48師團的留守部隊者較多，在1943年底前往東印度群島中的東帝汶加入當時在島上的第48師團戰鬥部隊中；另外也有被派遣到爪哇島、呂宋島、馬來半島的。

戰局變化使台灣總督府於1943年1月實施第二期陸軍志願兵募集。這次申請者數量更多，高達60萬人。總督府依舊堅持高標準，僅選出其中1030名入伍。同年7月起開始募集海軍特別志願兵。申請者也高達31.6萬人。

在戰局惡化下，日本終究開始在台灣實施全面徵兵。1943年9月23日，台灣軍司令部、高雄警備府與台灣總督府共同發表聲明，將自1945年起正式在台施行徵兵制度。在該制度正式實施前，日本又在台灣多次募兵，前後共招募了約4200名陸軍志願兵與1800名高砂(台灣原住民)志願兵以及1.1萬名海軍志願兵，合計約1.7萬名。

到了極度惡化的1945年1月，台灣開始正式舉辦徵兵檢查。第一批45726名受驗者中，有22070名被錄取。到日本戰敗為止約20萬人以上曾接受徵招，但這數字應該包括曾接受徵兵檢查但並未正式徵召入伍者。

對部分台籍日本兵的審判[編輯]

台籍日本兵主要從事後勤工作，但也有為數不少者在前線擔任戰鬥員為日軍衝鋒陷陣，其中部份自願或非自願的參與了日軍的戰爭罪行。戰後，據知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於拉包爾戰俘營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成戰犯，判決死刑。台籍日本兵被審判有罪，處監禁勞役者，達175人之多^[3]。而他們得到的審判條件相當差，冤獄比例高。

戰後的賠償情況[編輯]

日本戰敗後，日本政府在台灣發行的軍用手票、保險、郵政儲金等，一夕間成為廢紙，無從追討。

1977年，台灣5個民間團體，如「台灣前國軍退伍軍人及遺族協會」，「台日和平友好促進會」等組織開始對日本政府要求補償金，包括當年的軍事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以及海外日本兵軍餉等。日本政府也由國會立法通過並於1995年開始發放補償金。

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有差別待遇。二次大戰戰死和失蹤的台籍日本兵有30,304名。遺屬經過多年爭取，20世紀90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幣200萬（摺合台幣約43萬元）的弔慰金。比起日本軍的慰問金數目，相差數十倍。就日軍及軍屬未付薪資、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郵政年金等五項給付，後來付給日本軍人的是原金額的7,000倍。至於付給台籍日本兵的，則只有120倍。

2000年後台籍日本兵拿到的給付，摺合台幣只有兩三萬元。台灣國史館李展平說，許多老兵認為受到重大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台籍日本兵個案[編輯]

許昭榮：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編輯]

許昭榮擔任全國原國軍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因抗議現於台灣的政府對台籍老兵及遺族不聞不問，而於2008年5月20日自焚而死。

史尼育唔：經31年才解甲歸鄉的台籍日本兵[編輯]

史尼育唔在日治時期叫「中村輝夫」，漢名叫「李光輝」，是屬於阿美族的台灣原住民。1943年離開家鄉臺東廳新港郡都蘭莊（今臺東縣東河鄉）被日本軍派到印尼，在印尼摩羅泰島叢林中不知道日本已經戰敗，利用野外求生的知識獨自在叢林中度過31年，直到1974年12月才被人發現。回到台灣已人事全非，妻子改嫁，而當時出生僅一個月的兒子已長大成人^[4]。

李柏青：印度尼西亞獨立戰爭英雄[編輯]

李柏青（1922年－2013年10月16日），日本名宮原永治，印尼名Umar Hartono（烏瑪爾·哈托諾），臺灣臺南人，臺籍日本兵，戰後參與印尼獨立戰爭成為印尼建國英雄之一

董長雄：戰後被日本政府忽視的戰犯[編輯]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因成為戰犯而被判絞刑所寫的遺書，一直被放於日本靖國神社，未交到遺屬手上。

2003年，台灣「全國原台籍老兵暨遺族協會」會長許昭榮被日本人告知此事，並經由他將遺書影印本帶回台灣，交給董長雄家屬。

台籍日本兵董長雄，二戰期間離開妻子和年幼的獨子，被日本政府徵召到印尼管理戰俘營。日本投降後，這名憲兵隊通譯被盟軍國際審判庭視為戰犯，並判處絞刑，當時有26名管理員被處死，但只有兩人被處絞刑。 臨刑之前寫了遺囑。這份遺囑，日本政府並沒有交給遺族，而是存放於日本靖國神社。他臨死前遺願，希望死後獨子董英明能接受日本教育。但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多年，終其一生，不曾受到日本政府的照顧。

董長雄遺書中寫著：

在遺書中為獨子董英明請求：

只是日本政府沒有依照其遺願(大日本帝國並無復興)，讓董英明到日本接受教育，更讓董長雄的遺書留在日本靖國神社五十多年。

台灣國史館台灣文獻館長劉峰松、編纂李展平到屏東縣做戰後史田野調查，在楓港找到董長雄的兒媳孫素珠。她說，房租兩千塊錢，一年頂多三個月有工作。這台籍日本兵的後代家徒四壁，日本政府從未關照他們家。

2003年日本政府曾請許昭榮代為探視董英明，了解其近況，但知道董英明已因癌症病故後，即不再聞問。

簡傳枝：自願的台籍日本兵[編輯]

簡傳枝，於2005年84歲的宜蘭縣民，60年前志願從軍當日本兵，日本名「竹內傳一」。 簡傳枝花了五年時間，以日文、中文完成「台灣籍日本兵手記」，並提供給在台灣的國史館參考。

簡傳枝說：「當年自願當日本兵的台灣囝仔（臺灣語，年輕人、小孩子之意），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沒有侵犯他國的意圖！」他透露說：「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可說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供給量少的下等豬肉。因為只有當兵才能不被歧視，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

簡傳枝說，1942年，42萬多名台灣人自願當日本兵，但經過嚴格篩選後，只錄取502人；有台灣人未獲錄取當日本兵者，甚至想不開去自殺。他那年21歲，在七堵鄉公所畜產課課員，志願從軍並獲錄取。

簡傳枝說，當時台籍日本志願兵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極為風光。那時自願進入日本陸軍，將生命奉獻給日本的台灣籍日本兵，為的只是表現台灣人也有資格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根本沒有要侵犯中國或他國的意圖。

簡傳枝問：「如果當年日本沒有戰敗，台灣現在還可能是日本的領土，何來背叛之說？」當年他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現在還以曾身為日本兵為榮，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過。

簡傳枝同時保存一個「大東亞從軍記章」，是參加戰爭，日軍送的紀念品。簡傳枝說：「但在反日宣傳教育下，戰後出生的年輕人往往對上一代曾為日本兵的長者，誤會是侵害中國人、幫助仇敵、當成背叛者！這應該是60年來台灣籍日本兵共同的沈鬱吧！」

吳連義：戰後殘留越南的最後一位台灣人[編輯]

吳連義，1943年畢業於嘉義農林（今嘉義大學），翌年被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派到越南北部的日本軍農業試驗場工作，戰後成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棄民」。吳連義後來滯留越南在當地娶妻生子，居於寧平省，2006年辭世，遺願望落葉歸根。^[5]

統計[編輯]

死亡統計[編輯]

BC級戰犯^{[註 3]}[編輯]

募集[編輯]

賠償金[編輯]

1987年日本政府決定對台籍日本兵之賠償^{[註 5]}。

支給狀況[編輯]

日本赤十字社審査、裁定（總理大臣裁定權限委任）：

• 受付29,913件
• 給與29,645件
• 卻下268件　

總額：529億9,000萬日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