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習會後，北京方面隨即提出10項對台措施，從經貿、觀光到青年交流，釋出具體善意。然而，民進黨政府仍以「統戰」與「國安風險」加以否定，朝野對立未見緩解。在東亞地緣政治架構下，若內部持續撕裂，外部壓力只會加劇。為兩岸和平計，鄭賴會有其必要，作為在野黨主席，鄭麗文若能主動請見賴清德，此行才算完成，如果能說服賴政府落實，更是功德圓滿。
藍綠共識 須底線一致
鄭麗文在出訪前即公開表示，願於返台後與賴清德會面，說明訪陸成果。這不僅是政治善意，更是一種責任的展現。國民黨作為在野黨，縱能與對岸建立溝通平台，終究無法取代政府的公權力。若執政者不願傾聽、拒絕接觸，則任何來自民間或政黨層級的突破，都難以轉化為具體政策，只淪為各說各話的政治表演。
回顧歷史，2005年的連胡會曾在兩岸低潮中開創轉機。當時由連戰與胡錦濤會面，建立國共平台，為後續兩岸關係鋪路。如今鄭麗文會見習近平，其意義更為深遠，可視為升級版的歷史節點。但與當年不同的是，當前國際環境已高度複雜，兩岸問題不再只是內部政治議題，而是深度嵌入美中戰略競爭之中。正因如此，朝野對立所帶來的風險，遠比表面上更為嚴重。有人或許認為，藍綠分別傾向不同國際力量，可形成某種平衡，讓台灣在大國之間左右逢源。然而，這種看似靈活的機制，在現實中卻潛藏三大致命問題。
其一，是對外信任的流失。大國最重視的是可預測性，當台灣政策隨政黨輪替而劇烈擺盪時，美國會質疑承諾是否穩定，大陸則會懷疑協議是否可靠。結果不是加分，台灣在國際上的談判籌碼反而削弱。
其二，是政策擺盪轉化為戰略風險。國防、外交與經濟政策若缺乏延續性，將使整體國家方向出現不確定性。當外界無法判斷台灣的長期路線時，誤判與衝突的機率自然升高。
其三，是外部勢力的介入風險。當政黨被標籤為「親美」或「親中」，外部力量便可能透過各種方式影響選舉與政治發展，支持對其有利的一方。長此以往，將侵蝕台灣政治自主性，使內政問題外部化，甚至淪為大國競逐的場域。
更深層的問題，在於這並非單純的政黨選擇，而是結構性的困境。台灣的安全長期依賴美國，經濟則與中國大陸高度互動，地理上又無法脫離台海現實。這些條件不會因政黨輪替而改變，也無法透過意識形態加以迴避。因此，真正可行的路徑，不是兩條完全相反的路線輪流上場，而是建立「底線一致」的共識架構。所謂共識，不是消除差異，而是在關鍵議題上維持穩定底線。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複雜的國際環境中維持穩定，並保有自主空間。
民意所趨 朝野要回應
回到當前情勢，習近平雖持續強調和平統一為優先選項，並多次透過會見國民黨主席與馬前總統釋出善意，但他也承受著歷史使命的壓力。若和平前景長期無法推進，強硬路線勢必抬頭。近年解放軍軍演頻繁，已顯示其軍事實力不斷強化且做好隨時攻台準備。在此背景下，若台灣內部仍無法形成基本共識，對外訊號混亂，風險只會不斷累積。
鄭麗文此行所促成的十項措施，固然具有實質意義，但更關鍵的是如何落實。這不僅需要行政部門的政策接軌，更需要朝野之間的信任基礎。鄭麗文既已表達願向賴清德當面報告，北京之行已然完成，台北見面更不應成為難題。正如鄭麗文說的，「都在台北市，見一面有這麼困難嗎？」民進黨內部反對交流的聲浪大，鄭麗文如果主動，一方面減輕賴清德的壓力，二方面讓鄭習會的成果落實。若賴政府體察民意歙然風從，朝野兩大政黨也算是合力為台灣人民做出一件有意義的事。
民主文教基金會最新民調顯示，超過6成4民眾認為兩岸必須加強交流以維持和平穩定。兩岸和平從來不是單一政黨可以完成的工程，而必須建立在內部共識之上。尤其習近平主動展現善意，朝野若持續各行其是，不僅削弱台灣的利基，更可能使台灣在大國競逐中失去主動。賴清德雖然認為和平必須要靠實力，但交流更有必要。鄭麗文既已跨出一步，賴政府應以更高的政治格局回應。為兩岸和平計，賴鄭必須一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