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式關稅退出舞台，美國制度回到正軌；真正需要回答問題的，反而是台灣自己。美國最高法院日前裁定，美國總統Donald Trump不得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以對等關稅之名片面調整關稅。這不是法律技術性的細節，而是美國在經歷川普可隨意使用關稅武器化之後，重新回到制度治理軌道的重大轉折。此時，美國正從即興式行政裁量，轉向以國會授權為中心的三層制度化防護網。外部制度穩定度確實提高，但台灣在台美經貿互惠架構中的治理問題，也因此被映照得更清楚。

美國的三層制度化防護網包括三個層次。第一層是短期的降稅調整，用以因應市場壓力。第二層是制度升級，包括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國安條款以及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報復條款。這些工具仍然存在，但未來的使用範圍將受到更嚴格的國會監督，不再能任意揮舞。第三層則是逐步形成的戰略性關稅框架，任何大幅關稅都必須經過明確立法授權，而不能依靠行政部門的自由裁量。

換言之，美國並未放棄關稅工具，但使用方式不再是川普可隨意使用的即刻武器，而是要回到制度化、法律化與可預測的模式。對台灣而言，這種制度化調整帶來的外部效果相當明確。外國政策衝擊的頻率下降，台灣企業不再需要隨時準備因美國總統一句話而調整供應鏈角色作用。政策可預測性提高，使企業的投資與配置成本下降，互惠架構本身也因制度基礎更穩固而更具可行性。

雖然美國制度變得比較清晰，但台灣內部的治理問題卻沒有同步改善，反而因對比更顯得突出。台美互惠架構之所以在台灣引發爭議，核心不在國際，而在台灣政府的資訊透明與政策審議不足。政府雖反覆強調互惠「協商成功、成果重大」，不過至今未見完整的降稅清單、敏感產業的衝擊評估、進口替代的預估效果，更沒有說明台灣讓利與美國承諾之間的交換關係。這些並非細節，而是政策本身的基礎。沒有資訊，就無法討論；沒有討論，就無法建立正當性。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互惠架構呈現台灣承擔具體、美國承諾抽象的非對稱結構。台灣被期待降低關稅、赴美投資、甚至調整半導體產能，而美國提供的承諾多為方向性的政治語彙，例如支持供應鏈合作、提升韌性或深化科技協作。在資訊不透明的情況下，這種「非對稱承諾結構」必然引發治理疑慮，這並非反美，而是台灣社會對自身治理品質提出的合理要求。

再者，經貿協商牽涉國家的資源配置、產業未來與中長期競爭力，不是以「成功」或「突破」一詞就能概括。它需要的是成本效益分析、產業衝擊評估與公開資訊的檢驗。缺乏這些程序，政策就無法說服社會，而互惠架構也難以取得正當性。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確實提高台美互惠架構的外部制度穩定性，讓可預測性比「川普時代」大幅改善。然而，台灣內部的治理問題並不會因美國司法制度的進步而自然解決。美國司法能限制美方的恣意，但無法替台灣政府補上透明治理與制度程序。制度穩定是外部條件，政策正當性則必須依靠台灣自身建立。

總結而言，美國制度回到正軌，這是台灣的重要外部利多。然而，互惠架構是否能真正互惠，仍取決於台灣是否能補上透明、審議與監督的治理基礎。外部制度提高的是可預測性，而台灣需要提升的是可信賴性。唯有兩者並行，互惠架構才能成為台灣長期利益的制度基礎，而非行政部門的政治敘事。

（作者為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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