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給表兄李建興的信--台灣人也要做中國的主人》^[24][25]

2010年，林毅夫接受《紐約客》雜誌採訪時表示，在金門時，他的想法已經經歷一場劇變，只想著：我想讓中國富強，但是絕大部分中國人都住在中國大陸；所以，如果我到大陸，可以有更大的貢獻。林毅夫也首度說出泅海游往大陸的經過，他用自由式游了近三個小時，上了岸，因認為海灘必埋有地雷，不敢擅自走動，便用手電筒打信號，解放軍駐防部隊派出一名士兵逮捕他。^[26][23]

2012年4月，林毅夫回憶當年「叛逃」事件談及外界稱他為「現代吳三桂」，對他有兩大質疑，一個是「傷害很多人」，另外則是「攜帶機密文件到對岸」。^[27]

1. 林毅夫表示：「當時政府以人間蒸發的方式把影響降到最低，原先的營長高華柱仕途未受影響，離開時的營長侯金生也正常退伍，旅長、師長也從中將、上將退伍」，並認為「選擇1979年5月16日離開，是很困難的選擇，因為女兒尚未出世。他說，我在2月16日離開高營長（高華柱），因為當時規定一個人離開三個月，過去的長官不負政治責任，到任不到三個月，當時的長官也不用負責；選擇當天離開，兩位長官因此沒事。」^[27][28]

1. 林毅夫憶述，當時到大陸只帶兩種東西，一個是能證明他是中華民國軍官的證件，另外則是水壺、救生衣等救生用品，沒帶四顆籃球和機密文件渡海。並略為激動的說：「有沒有帶機密文件，兩邊國防部都可以查。此外，他服役的連上沒有四顆籃球，而且游泳怎麼馱著四個籃球，重點是連上並沒有那些機密文件。」^[27][29]

其他相關[編輯]

同是台灣大學校友的鄭鴻生也認爲，林毅夫「雖然對國府的幻想破滅，但並沒有失去對臺灣前途的關切，而他新認識到的臺灣前途卻是在於中國的統一。......，這也是他當時冒著九死一生游到對岸的心志所在」。^[11]當時就讀台大哲學系、也參與校園運動的鄭鴻生表示，他相當程度可以理解林毅夫入伍之後的驚人之舉；當過兵的人，或多或少體會過軍隊體制的腐敗與落後，熱血青年林毅夫受到的衝擊肯定更大，「那個年代，對國民黨理想破滅的人多得是，有人加入黨外，那他在部隊裡怎麼辦？他有個機會在前線。」^[30]

有傳聞「林毅夫當年叛逃後，直屬營長侯金生因受到責難而自殺」。2002年5月31日侯金生本人即已出面澄清自己並沒有自殺，《今日新聞》報導：「侯金生表示，林毅夫當年是國家刻意栽培的軍官，所以大家對他印象相當深刻，正當林毅夫前途看好之際，卻叛逃到大陸，造成社會各界一片嘩然，當年年僅34歲就任營長的侯金生，在林毅夫叛逃三個月後就退役，不過，侯金生澄清，林毅夫『失蹤』後，他本人沒有遭到任何壓力或責備，相關連的軍士官也無人受罰，甚至連申誡都沒有，大家可以調閱當年的考勤資料就可證實。當年是自己申請退休，和林毅夫的案件沒有關連。」^[28]

有同樣由台大轉軍校發展背景的學弟陳憲良，為林正誼叛逃事件所累，被軍方暗中列為「重點考管人員」，雖有升遷，但逢重要敏感的職務或受訓機會，就會受到多般橫阻，因此陳憲良一直關心林正誼的生死^[16]。當年台大畢業投筆從戎的陸軍前上校陳憲良，受林毅夫叛逃波及，軍旅並不順遂。他曾在一場演講中批評林毅夫，「是在台灣這個母親的身上捅了很多刀」。前幾年他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當年誤傳是他叛逃，他還被軍方找去接受訪問以杜絕傳聞，但確因此案受到牽連不易升遷，後來國防部前部長蔣仲苓派他到中科院任職才有改善。

到了中國大陸之後，改名為「林毅夫」的林正誼先後輾轉各地，最後到達了首都北京。時為文革結束不久，而林毅夫的台籍身份又極為敏感，他首先準備就讀的中國人民大學就曾以「此人來歷不明」為由把他拒之門外，最終是北京大學接納林毅夫為北大經濟系碩士生；林毅夫至今對此心存感激。^[32]1980年，剛於1979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芝加哥大學榮譽教授西奧多·舒爾茨到訪北大，校方指派林毅夫為舒爾茨翻譯；舒爾茨對林的翻譯和經濟學上的領悟頗為讚賞，回到芝加哥後便安排推薦給林毅夫獎學金就讀芝加哥大學經濟系。^[22][23][32]

留學美國[編輯]

1982年林毅夫取得北大經濟系政治經濟學碩士，獲派前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首批赴美留學生。1986年林毅夫取得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授就是西奧多·舒爾茨。1986年至1987年，林毅夫以訪問學者的身份在耶魯大學經濟增長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林毅夫的妻子陳雲英得知丈夫在美國留學後，1983年亦從台灣輾轉赴美留學，與丈夫在美重聚。^[22]

台灣官方對於前往中國大陸後的林毅夫或許一無所悉，但是，在林毅夫於芝加哥大學求學時，已經有留學生知道林毅夫具有台灣背景。曾任中華民國財政部長的劉憶如就表示，她1986年時也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班就讀^[33]，她剛到芝加哥大學時，是就讀於企管系碩士班，對於林毅夫並不認識。後來，劉憶如被推舉為芝加哥大學的中國同學會會長，由於當時在芝加哥的中國學生人數少，劉憶如就將來自於香港、大陸、台灣的留學生納入同學會。因此，原本只顧讀書、不和中國學生往來的林毅夫，才會參與同學會的活動，劉憶如也就是在活動時，從林毅夫的舞步猜到林毅夫具有台灣的背景。劉憶如原本與林毅夫不熟，之後，劉憶如轉念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班，因為選修同一門課，才與林毅夫有密集的接觸^[33]。

留美結束回到中國大陸[編輯]

林毅夫於1987年結束在耶魯大學的研究攜妻兒一起回到中國大陸，任北京大學副教授，並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他是中國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家，並帶回了整整30箱的西方經濟學術資料^[34]，為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提供了基礎。1993年，林毅夫升任北京大學教授。1994年8月林毅夫與易綱、海聞、張維迎、張帆和餘明德等6人在北京大學創辦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林毅夫出任主任，是中國經濟學研究的最前沿，也一直是中國政府決策部門重要的智庫之一。^[22][32]

林毅夫說，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有三個定位：做為中國經濟學教學的革新中心、做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政策研究中心、做為中國與國際學術交流中心。在時任北大校長吳樹青的支持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為北大、乃至全中國的學術特區。大陸最早的總體經濟學、個體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等課程，都從該中心開始。大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相當於台灣戒嚴時期的「國父思想」，是受到中共當局高度關注的課程，但是1994年，林毅夫打破慣例在「政治經濟學」課程中，介紹了西方經濟理論和經濟學方法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