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運人士”被曝內鬥醜聞
2009/06/15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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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剛 胡笳等
1989年的政治風波已經過去20年了。中國大陸的巨大發展、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崛起都是當時的世人所沒有想到的，而海外民運日漸衰弱、門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萬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運組織內情的書籍。很多曾經籠罩著“民主鬥士”光環的民運人士成了一個個貪婪故事和勾心鬥角情節的主角，一些人甚至從臺灣及西方“特種機關”尋求金錢支持。最終露了餡。而他們在海外華人世界中被邊緣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鏈條中必有的一環。
20年過後，海外“民運”前景越發暗淡
“ 中國民主黨”的名頭聽上去很響亮，其實不過是最早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分化後的眾多小山頭之一。在紐約皇後區的法拉盛華人聚集區，《環球時報》記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棟很不起眼的小樓，雜亂的樓門口掛著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塊上寫著“中國民主黨”’。這就是“中國民主黨”的總部。紐約的一些華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類似的民運組織在法拉盛還有不少，其中有很多連辦公室都沒有，生存都很艱難，更談不上什麽影響力了。
這樣的境地，是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組織逐漸沒落的真實狀況。一位生活在法國的民運人士親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海外民運的前景的確通越來越暗淡，“一是人員減少，二是內鬥激烈，三是中國的發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華僑華人支持民運的人士急劇減少，民運無法依托海外華人的力量”。一位長期采訪民運人土的日本記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民族”日本支部現在對外號稱有20多人，“估計實際參加活動的不過五六個人”。
“民運組織內部的爭權奪利、民運人土的勾心鬥角”，“是導致民運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處。”《大夢誰先覺》的序言如此寫道。該書的作者丁楚，真名房誌遠，1986年赴美留學後擔任過《中國之春》的主編和“民聯”總部委員，後來被排擠出了“民聯”。他在《大夢誰先覺》中極其仔細地描寫了他所經歷的“民聯”內部的權力爭鬥。在境外，一些和“民運精英”有過親近關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樣自己就曾積極參與過民運活動的人，還有一些多年搜集民運組織資科的人陸續寫了不少相關的書籍。海外民運走向式微的內部緣由成了這些書籍的共同話題之一。
為爭權、分贓打得頭破血流
從淵源上看，海外的民運人士其實主要有兩撥人。一撥是出版了《中國之春》的“民聯”，這是所謂的“老民運”，其成員大多參與過“西單民主墻”等早期活動。另一撥是“中國民主陣線”（簡稱“民陣”）．骨幹是1989年之後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運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運組織，各路人馬都想在這些組織裏當“頭兒”。紐約的一位曾經同情和支持過民運的華人對記者說，有些從國內出去的民運人物覺得自己在中國國內坐過牢，是民運的英雄，民運組織怎麽能不圍著自己轉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個，哪怕只是空殼也是自己做老大。
就這樣，山頭越立越多，人員也越來越散。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為《民運精英大起底》的書中寫道，由於王炳章（“民聯”的創始人之一）等人組織了“中國自由民主黨”，倪育賢（1986年赴美的民運人士）又從中分裂出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運圈內人士戲稱為“王記自民黨”，後者則被戲稱為“倪記自民黨”。有人統計稱，目前海外民運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運組織卻有五六十家，其中打著“中國民主黨”牌子的組織就有四五個。
從“老民運”到“新民運”，為了爭奪對民運組織內部的主導和控制權，“抓特務”是民運組織中從未中斷過的常見好戲。指證對方是“中共特務”，成了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采用的內鬥手段。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寫道，很多人沒有“正經事”可做，因此只能通過開會互相揭發來表現自己的重要性，“他們要表現自己，非踩別人不可”。“民聯”當時的監委主席薛偉因為對王炳章咬牙切齒，就向出錢支持“民聯”的國民黨海工會告密，說王炳章的鐵桿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務”。按書中所述，王炳章後來對丁楚說，柯力思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民運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務，那希望多派幾個這樣的特務來。後來，就連“民聯”的創辦者王炳章都被組織中的反對者指為“中共的統戰特務”。而另一本港版的《民運精英大起底》則記述說，另外一個老牌民運人土倪育賢“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誰批評他，誰就是‘中共特工’；哪個媒體披露他的醜聞，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長期關註海外民運的研究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每到民運組織內部選舉的時候，馬上就會新發現很多“中共特務”，這已經形成了規律。
香港《明報》刊登過一篇署名文章就《大夢誰先覺》發表評論。文中寫道：說到底，民運內部的醜事，每每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唯有顯示自己是主流，別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經費資助，才能保護既得利益，先把別人說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還沒有獲得權力，眾人就爭得沸沸揚揚，還沒有掌握資源，已經為‘分贓’打得頭破血流。”
“金主”經費稍不到位，“民聯”就發不出工資
民運組織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後，真正的“金主”多是臺灣或西方國家的特種機關或反華勢力。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寫道，王炳章曾無意中跟他提起，“一個組織”對中共在美國的活動很感興趣，願意有報酬地收集留學生中中共黨員的名單和他們活動的情報。後來丁楚才知道，這是一個臺灣的組織。按照給“民聯”內的民運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補助標準撥款。而“民聯”的盟員人數曾是“最高機密”，王炳章一直對外含糊地號稱有數千人，但丁楚後來發現，這完全是個虛假數字。王炳章曾對丁楚說：“我們有時候搞的活動，會把一些留學生裹進來。只要他們參加了，就等於斷了退路，共產黨要迫害他們，他們只能跟我們幹。”
作為“民聯”最大的“金主”，臺灣每個月撥給“民聯”的資金有4萬多美元。有一次，臺灣撥給“民聯”的經費沒能及時到位，“民聯”立刻陷入工資發不出、雜誌（指《中國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說法：臺灣就是靠錢，把“民聯”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 年政治風波中最活躍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國後，宣稱自己是獨立的民運人士。《民運精英大起底》一書寫道，王丹一再聲明自己沒有接受臺灣的資助，但在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鬧得沸沸揚揚之後，他迫於壓力，還是承認自己曾收受過來自臺灣的20萬美元“政治捐款”。
《民運精英大起底》一書中，記者看到這樣一個資料：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長”後，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國和香港。該書稱，在臺灣的情報部門內，資助海外民運的項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資助王炳章“民聯”的“移山專案”，資助胡平掌權後的“ 民聯”的“文正專案”，還有資助王丹和王軍濤的“二王專案”等。據稱，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為此至少花費了500萬美元。
《民運精英大起底》中對民運組織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劉青在任13年，給自己開出的年薪為8萬美元，而每年以救濟國內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屬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萬美元經費，實際被劃歸“人道援助基金”項目的卻不到10萬美元。“六四過後，倪育賢抱著募捐箱四處化緣聲稱要將募集而來的善款用於資助遇難者及其家屬。實際上他將十多萬美元的捐款竊為己有，在紐約長島購置了豪宅。”這件事被美國《世界日報》曝光後，很多海外華人再也不向民運人士捐款了。
據記者了解，近些年來，一些民運組織為了經費與生存已經和“法輪功”、“藏獨”、“臺獨”合流，這使得海外民運更加邊緣化。
“民運精英”的品行遭到質疑
不少民運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質疑。《好嗎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寫自己與魏京生兄弟兩人情事糾葛的一本書。1995年，香港《明報》的女記者戴萍到北京采訪魏京生時，認識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濤，隨後的數年間與魏家兄弟展開了一段“迷亂的靈欲糾葛”。。
按照戴萍書中所寫，她先是成了魏小濤的女朋友，在兩人到美國同居後，魏京生還是絲毫不為兄弟關系所礙，跟她發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濤在註意到哥哥對自己的女朋友異常感興趣後，刻意遠赴歐洲給他們騰出機會。戴萍在書裏還寫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國還有另外兩個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計地排擠魏京生身邊的其他女人，魏京生雖然心裏很厭煩她，卻仍然討好和拉攏她，因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聽她說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筆基金，兩億美元，沒地方花，專門等著捐給哪個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政府組織呢”。戴萍還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魏小濤曾告訴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轉變成民運人士，是因為他曾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額卻被別人頂替，“不然老大也不會去西單民主墻惹禍。”戴萍還曾驚訝地聽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門的電話會議中表示，盡管中國政府承諾賴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國。由此，戴萍寫下了她對魏京生心態的看法：“與敵人之間的關系只能是對抗的，因此賴昌星也就是他對抗共產黨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對倪育賢品行提出更嚴厲的質疑。據該書所述，2005年，這位“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因涉嫌對兩名華裔少女進行“強暴”、“性侵犯”、“強迫觸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檢察院的起訴。該書寫道，這兩名少女是親姐妹，她們的父親正是倪育賢的“政治庇護者”楊匡君，楊原本經營小本買賣和長途販運貨物，為了獲得在美國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賢拉入“中國自由民主黨”。
《民運精英大起底》的編著者武聞在後記中寫道，“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民運精英們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鬧劇和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有在中國得逞……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幅亂象，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憂。
面對近年不斷出現的“揭秘民運內部”的書籍和文章，大部分民運人士選擇了回避或低調處理。他們中的很多人現在紛紛要求回國。戴萍在《好嗎兄弟》一書中寫道魏京生的辦公室主任回過一次國，發現國內的變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訴戴萍，“我的目標是賺夠40萬就回國”。
（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環球時報》）
1989年的政治風波已經過去20年了。中國大陸的巨大發展、中國在當今世界的崛起都是當時的世人所沒有想到的，而海外民運日漸衰弱、門庭冷落也令很多人感慨萬千。最近，海外出版了一批披露民運組織內情的書籍。很多曾經籠罩著“民主鬥士”光環的民運人士成了一個個貪婪故事和勾心鬥角情節的主角，一些人甚至從臺灣及西方“特種機關”尋求金錢支持。最終露了餡。而他們在海外華人世界中被邊緣化，似乎是一系列因果鏈條中必有的一環。
20年過後，海外“民運”前景越發暗淡
“ 中國民主黨”的名頭聽上去很響亮，其實不過是最早的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簡稱“民聯”）分化後的眾多小山頭之一。在紐約皇後區的法拉盛華人聚集區，《環球時報》記者好不容易找到一棟很不起眼的小樓，雜亂的樓門口掛著一堆小牌子，其中一塊上寫著“中國民主黨”’。這就是“中國民主黨”的總部。紐約的一些華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類似的民運組織在法拉盛還有不少，其中有很多連辦公室都沒有，生存都很艱難，更談不上什麽影響力了。
這樣的境地，是這些年來海外民運組織逐漸沒落的真實狀況。一位生活在法國的民運人士親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海外民運的前景的確通越來越暗淡，“一是人員減少，二是內鬥激烈，三是中國的發展增大了吸引力，海外華僑華人支持民運的人士急劇減少，民運無法依托海外華人的力量”。一位長期采訪民運人土的日本記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民族”日本支部現在對外號稱有20多人，“估計實際參加活動的不過五六個人”。
“民運組織內部的爭權奪利、民運人土的勾心鬥角”，“是導致民運必然走向衰退的致命之處。”《大夢誰先覺》的序言如此寫道。該書的作者丁楚，真名房誌遠，1986年赴美留學後擔任過《中國之春》的主編和“民聯”總部委員，後來被排擠出了“民聯”。他在《大夢誰先覺》中極其仔細地描寫了他所經歷的“民聯”內部的權力爭鬥。在境外，一些和“民運精英”有過親近關系的人、一些像丁楚一樣自己就曾積極參與過民運活動的人，還有一些多年搜集民運組織資科的人陸續寫了不少相關的書籍。海外民運走向式微的內部緣由成了這些書籍的共同話題之一。
為爭權、分贓打得頭破血流
從淵源上看，海外的民運人士其實主要有兩撥人。一撥是出版了《中國之春》的“民聯”，這是所謂的“老民運”，其成員大多參與過“西單民主墻”等早期活動。另一撥是“中國民主陣線”（簡稱“民陣”）．骨幹是1989年之後流亡境外的一批人。1993年海外民運的零零星星衍生出一批小民運組織，各路人馬都想在這些組織裏當“頭兒”。紐約的一位曾經同情和支持過民運的華人對記者說，有些從國內出去的民運人物覺得自己在中國國內坐過牢，是民運的英雄，民運組織怎麽能不圍著自己轉呢，如果不成，就自己搞一個，哪怕只是空殼也是自己做老大。
就這樣，山頭越立越多，人員也越來越散。最近在香港出版的一本名為《民運精英大起底》的書中寫道，由於王炳章（“民聯”的創始人之一）等人組織了“中國自由民主黨”，倪育賢（1986年赴美的民運人士）又從中分裂出一個“中國自由民主黨”，為防止混淆，前者被民運圈內人士戲稱為“王記自民黨”，後者則被戲稱為“倪記自民黨”。有人統計稱，目前海外民運的核心人物也就一二百人，而民運組織卻有五六十家，其中打著“中國民主黨”牌子的組織就有四五個。
從“老民運”到“新民運”，為了爭奪對民運組織內部的主導和控制權，“抓特務”是民運組織中從未中斷過的常見好戲。指證對方是“中共特務”，成了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采用的內鬥手段。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寫道，很多人沒有“正經事”可做，因此只能通過開會互相揭發來表現自己的重要性，“他們要表現自己，非踩別人不可”。“民聯”當時的監委主席薛偉因為對王炳章咬牙切齒，就向出錢支持“民聯”的國民黨海工會告密，說王炳章的鐵桿支持者柯力思是“中共特務”。按書中所述，王炳章後來對丁楚說，柯力思從來沒有做過一件對民運不利的事情，如果他是中共特務，那希望多派幾個這樣的特務來。後來，就連“民聯”的創辦者王炳章都被組織中的反對者指為“中共的統戰特務”。而另一本港版的《民運精英大起底》則記述說，另外一個老牌民運人土倪育賢“最常用的手段是抹黑，誰批評他，誰就是‘中共特工’；哪個媒體披露他的醜聞，就是‘中共喉舌’”。一位長期關註海外民運的研究者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每到民運組織內部選舉的時候，馬上就會新發現很多“中共特務”，這已經形成了規律。
香港《明報》刊登過一篇署名文章就《大夢誰先覺》發表評論。文中寫道：說到底，民運內部的醜事，每每就是為了爭奪‘權力’和‘資源’，唯有顯示自己是主流，別人‘非主流’如此才能得到經費資助，才能保護既得利益，先把別人說成‘共特’，那自己肯定就不是‘共特’……還沒有獲得權力，眾人就爭得沸沸揚揚，還沒有掌握資源，已經為‘分贓’打得頭破血流。”
“金主”經費稍不到位，“民聯”就發不出工資
民運組織在海外生存靠的是“捐款”，而主要的“捐款”者背後，真正的“金主”多是臺灣或西方國家的特種機關或反華勢力。丁楚在《大夢誰先覺》中寫道，王炳章曾無意中跟他提起，“一個組織”對中共在美國的活動很感興趣，願意有報酬地收集留學生中中共黨員的名單和他們活動的情報。後來丁楚才知道，這是一個臺灣的組織。按照給“民聯”內的民運人士每人500到1000美元的生活補助標準撥款。而“民聯”的盟員人數曾是“最高機密”，王炳章一直對外含糊地號稱有數千人，但丁楚後來發現，這完全是個虛假數字。王炳章曾對丁楚說：“我們有時候搞的活動，會把一些留學生裹進來。只要他們參加了，就等於斷了退路，共產黨要迫害他們，他們只能跟我們幹。”
作為“民聯”最大的“金主”，臺灣每個月撥給“民聯”的資金有4萬多美元。有一次，臺灣撥給“民聯”的經費沒能及時到位，“民聯”立刻陷入工資發不出、雜誌（指《中國之春》）印不了的境地。按照丁楚的說法：臺灣就是靠錢，把“民聯”牢牢控制在手中。
1989 年政治風波中最活躍的人之一王丹自1998年出走美國後，宣稱自己是獨立的民運人士。《民運精英大起底》一書寫道，王丹一再聲明自己沒有接受臺灣的資助，但在陳水扁“國務機要費’”弊案鬧得沸沸揚揚之後，他迫於壓力，還是承認自己曾收受過來自臺灣的20萬美元“政治捐款”。
《民運精英大起底》一書中，記者看到這樣一個資料：據臺灣“國安局”密件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臺灣“軍情局長”後，受臺灣“軍情局”控制的民運組織達17個，遍布美日英德法等國和香港。該書稱，在臺灣的情報部門內，資助海外民運的項目都是有案可稽的，比如資助王炳章“民聯”的“移山專案”，資助胡平掌權後的“ 民聯”的“文正專案”，還有資助王丹和王軍濤的“二王專案”等。據稱，臺灣“軍情局”十多年間為此至少花費了500萬美元。
《民運精英大起底》中對民運組織的一些核心人物使用捐款的方式有一些描述：“中國人權理事會主席”劉青在任13年，給自己開出的年薪為8萬美元，而每年以救濟國內受政治迫害人士及其家屬為名而募集的三四百萬美元經費，實際被劃歸“人道援助基金”項目的卻不到10萬美元。“六四過後，倪育賢抱著募捐箱四處化緣聲稱要將募集而來的善款用於資助遇難者及其家屬。實際上他將十多萬美元的捐款竊為己有，在紐約長島購置了豪宅。”這件事被美國《世界日報》曝光後，很多海外華人再也不向民運人士捐款了。
據記者了解，近些年來，一些民運組織為了經費與生存已經和“法輪功”、“藏獨”、“臺獨”合流，這使得海外民運更加邊緣化。
“民運精英”的品行遭到質疑
不少民運代表人物的‘私生活’也遭到披露和質疑。《好嗎兄弟》是香港女作家戴萍寫自己與魏京生兄弟兩人情事糾葛的一本書。1995年，香港《明報》的女記者戴萍到北京采訪魏京生時，認識了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濤，隨後的數年間與魏家兄弟展開了一段“迷亂的靈欲糾葛”。。
按照戴萍書中所寫，她先是成了魏小濤的女朋友，在兩人到美國同居後，魏京生還是絲毫不為兄弟關系所礙，跟她發生了男女天系，而魏小濤在註意到哥哥對自己的女朋友異常感興趣後，刻意遠赴歐洲給他們騰出機會。戴萍在書裏還寫道，在她之外，魏京生在美國還有另外兩個女人，其中之一千方百計地排擠魏京生身邊的其他女人，魏京生雖然心裏很厭煩她，卻仍然討好和拉攏她，因為“她的丈夫是杜邦家族的人，聽她說杜邦家族成立了一筆基金，兩億美元，沒地方花，專門等著捐給哪個國家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非政府組織呢”。戴萍還寫了這樣一個細節：魏小濤曾告訴她，魏京生之所以忽然轉變成民運人士，是因為他曾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西藏研究所研究生，可名額卻被別人頂替，“不然老大也不會去西單民主墻惹禍。”戴萍還曾驚訝地聽到魏京生在和加拿大司法部門的電話會議中表示，盡管中國政府承諾賴昌星遣返回去不被判死刑，但仍然不能把他遣返回中國。由此，戴萍寫下了她對魏京生心態的看法：“與敵人之間的關系只能是對抗的，因此賴昌星也就是他對抗共產黨的棋子。”
《民主精英大起底》對倪育賢品行提出更嚴厲的質疑。據該書所述，2005年，這位“中國自由民主黨主席”因涉嫌對兩名華裔少女進行“強暴”、“性侵犯”、“強迫觸摸”等罪行，遭到警祭局的拘捕和檢察院的起訴。該書寫道，這兩名少女是親姐妹，她們的父親正是倪育賢的“政治庇護者”楊匡君，楊原本經營小本買賣和長途販運貨物，為了獲得在美國的合法身份被倪育賢拉入“中國自由民主黨”。
《民運精英大起底》的編著者武聞在後記中寫道，“二十年來，中國的迅速崛起和海外民運的日漸式微，是兩條道路的選擇和實踐的結果……絕大多數人看到這些‘六四’精英、民運精英們在海外上演的一幕幕鬧劇和悲劇，在大夢初醒之際都會嚇出一身冷汗……慶幸當年這些人沒有在中國得逞……否則今日之中國將是一幅亂象，國之命運民族之命運、民眾之命運都堪憂。
面對近年不斷出現的“揭秘民運內部”的書籍和文章，大部分民運人士選擇了回避或低調處理。他們中的很多人現在紛紛要求回國。戴萍在《好嗎兄弟》一書中寫道魏京生的辦公室主任回過一次國，發現國內的變化超乎他的想象。他告訴戴萍，“我的目標是賺夠40萬就回國”。
（摘自2009年6月1日是《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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