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很蠢，但是很傑出（轉載）
2009/04/23 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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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孫中山的這個評論，韋慕庭寫的孫中山的傳記表現的是差不多的。其中記錄的某些細節著實讓人震驚，覺得丫真是個開皮包公司的天才，狗屁不是的時候就敢在海外以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身份給人打欠條，承諾建國成功還本付息。這可比拉風險投資的新經濟時代的英雄們英雄了一萬倍，可以在不名一文的時候把建立一個國家的計劃推銷出去，而且還真能忽悠到錢。孫中山的傑出，到今日還受人敬仰，高也就高在其道德風範上了，如果他是個心術不正的人，說不定能鼓搗出個什麽邪教來呢。
孫先生真是個可愛的人。但不是個睿智的人，是不足以擔建國大任的，所以他沒有成功。他對局勢的理解還沒有突破自覺的層面，比比毛澤東，實在是差太遠了。
下面是就韋慕庭那本書寫的一個書評，發在了我供職的雜誌上，算是職務性寫作的一部分了，但是這種文字一般是有點意思的，以我個人的標準來看。發出來的有個別改動。
在挫折中求索
看孫中山，更覺毛澤東的偉大。《毛澤東選集》開篇便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這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做於 1925年12月，毛澤東時年32歲，尚未嶄露頭角。
這一年的早些時候，即1925年3月，59歲的孫中山在北京去世。臨終前，孫中山留下了人所共知的《總理遺囑》，第一段是這樣說的：“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廢除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也是他記掛著的，並體現在了遺囑當中。
孫中山先生一生努力，“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一顆拳拳的赤子之心無人懷疑，他的名聲和威信也正是靠人格魅力建立起來的。真誠能感動朋友，卻不能打動那些阻礙中國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個毛澤東關註的首要問題是孫中山所忽略的，或者說沒有找到解答。孫中山一直在靠直覺奮鬥，乃至於希冀借助於那些阻礙中國走向自由平等的力量而達致中國的自由平等，結果可想而知，是要失敗的。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孫中山才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了一些進步，集中體現在《總理遺囑》和關於三民主義的多篇演講，可惜天不假年，為足知天命之年便撒手人寰，沒能進一步系統化和加以實踐。
孫中山對於民族主義的認識的進化是頗有代表性的。也許由於幼年時所受的教育和經歷，孫中山對西方列強的惡感並不強，而是將中國落後的罪責完全歸於滿清政府。在檀香山組織成立興中會的時候，他提出的口號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時的孫中山尚未形成現代的政治民族概念，只是簡單地從人種學的角度定義民族，將滿族政權視為是外來的。但在晚年的演講中，孫中山已不再秉承漢民族主義，而是將滿、蒙、藏、回等民族與漢族視為一體，創造了中華民族的概念。民族主義的作用是團結中國人，在世界各民族中求生存。
早期將滿清政權視為主要敵人的鬥爭還是取得了成效的。孫中山發動了一次次小規模的、經常因保密工作失敗而被鎮壓的暴動，雖沒有直接達到推翻清政府的目的，但部分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潮流。當滿清這個主要敵人消失後，繼起的北京政權又成了孫中山的頭號敵人，這主要是因為對袁世凱背叛共和與暗殺宋教仁的義憤。在將矛頭指向內部的時候，孫中山一直企圖拉攏帝國主義列強作為幫手，幫助他實現創建共和的目標，為此他不惜開出條件，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1915年，日本逼袁世凱簽署的“二十一條”激起了全中國反帝的浪潮，而孫中山為了讓日本幫他推翻袁世凱，對日本開出的條件甚至比“二十一條”還過分。
孫中山幾乎尋遍了當時在中國橫行的各強權，有個別的時候，他確實看到了希望，但更多的是失望，列強無一例外地和他的死對頭攪合在一起，任憑他大聲疾呼拼命阻攔都沒有作用。這樣的努力幾乎耗費了孫中山一生的精力。回頭去看這段歷史，這位“受挫的愛國者 ”（該書副標題Frustrated Patriot的本義，“壯誌未酬”是譯者的擅作主張）的命運是註定的，因為他錯誤地判斷了形式，把真正的敵人當作了盟友。帝國主義列強與腐朽的中國政府實質上是一種利益上的共生關系，他們都是中國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目的是將他們的面包塗上黃油（費正清語），他們對中國實現自由平等和在世界各民族間求得生存絲毫不感興趣，甚至是要反對的，因為這樣會傷害他們的利益。一個腐朽的中國政權對他們是有利的，只有這個政權妨礙他們發財的時候，帝國主義才兇相畢露。所以，英國人因為禁煙發動了鴉片戰爭，一旦拿到賠款和不平等條約之後，立即開始幫助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在孫中山和袁世凱之間，帝國主義者的明智選擇當然是後者。
直到晚年，孫中山才至少在口頭上開始反對帝國主義。這主要是受到了蘇聯的影響，十月革命後蘇俄政府宣布放棄沙皇時代在中國獲得了一切不合理權宜，使孫中山大受震動，終於放棄了對那些“不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幻想。晚清以來的歷次革命運動，都集中於政權的更叠，沒有進行過社會革命，改善在戰爭和日益沈重的賦稅下掙紮的普通民眾的狀況，這裏蘊藏著真正的革命力量。在蘇聯代表的影響下，孫中山將目光投向了民眾，認識到“喚起民眾”的必要。孫中山沒有時間踐行這條道路，他的國民黨後繼們也沒有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將這片沃土留給了共產黨和毛澤東。
孫中山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真誠的愛國者，能將國家利益置於個人利益和黨派利益之上，故而能在1912年擁戴袁世凱當上大總統，自己淡出政治投身實業。這個我們這個國家迫切需要的品質。他的弱點是過於不切實際，不切實際到要修建20萬公裏的鐵路，獲得了“孫大炮”的外號；不切實際到一味與虎謀皮，將中國的希望寄托在帝國主義者身上。直至耗費一生，才在敵友之分的問題上接近了正確的認識，而這對於毛澤東而言乃是常識和認識的起點。孫中山也沒有毛澤東長壽，59歲本應是一個政治人物的黃金年代，如果天假以年，讓他在晚年開辟的新路上繼續走下去，中國近代史是否會是另外一番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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