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美國對委內瑞拉的單邊行動、對格陵蘭主權的公開覬覦，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持續軍事行動，「國際法已死」的論調再度甚囂塵上。然而，若仔細審視，當前的困境或許並非國際法的簡單「失效」，而是其功能正從「普遍約束機制」蛻變為「選擇性修辭工具」。更值得警惕的是，大國之間正在從規範爭論向規範競爭加速演化──它們不再滿足於在既有規則框架內爭論詮釋權，而是競相拋出替代性規範體系，試圖重寫遊戲規則本身。
這一趨勢在近年大國實踐中反覆呈現。
美國在批評他國時高舉國際法大旗，在自身行動時卻毫不猶豫地訴諸「美國例外論」：重拾「門羅主義」，將西半球的「特殊利益」凌駕於主權平等原則之上；以「反恐戰爭」之名繞過聯合國授權；甚至公開宣稱對他國領土的主權訴求。
日本則通過重新詮釋憲法條文，將「集體自衛權」從憲法明文禁止的對象，轉變為「符合憲法精神」的正當權利，進而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的實質性約束，為軍事力量的域外投送鋪路──這種「不修憲而改憲」的操作，本質上是對戰後東亞安全秩序的單方面重構。
俄羅斯同樣在進行規範重塑：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為既有行動提供合法化敘事，主張大國勢力範圍是維護地區穩定的必要前提。
這些行為背後都伴隨著競爭性的規範建構：從「保護的責任」到「人道主義干預」，從「先發制人」到「維護區域穩定」，各國不僅在爭奪對既有規範的詮釋權，更在建構相互排斥的合法性話語體系。當聯合國安理會因大國否決權而陷入癱瘓，國際法院裁決被公然無視，國際法便從約束工具退化為話語武器。
這場規範競爭的終局會是什麼？悲觀的預判是，當規則本身成為競爭的對象，國際秩序終將回歸赤裸裸的實力政治──「法」不過是「力」的修辭包裝。但或許還有另一種可能：正是在這種競爭性的規範重塑中，一種更具包容性、更能反映當代國際力量對比的新秩序有機會浮現。
中國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全球治理倡議，某種程度上代表了這種嘗試──強調共同安全而非零和博弈，倡導發展優先而非意識形態對抗，主張文明互鑒而非價值觀輸出。然而問題在於，即便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旗幟的規範倡議，在進入國際場域的那一刻，是否也不可避免地成為這場規範競爭的一部分？當所有大國都在競相「立法」，國際社會還能否就基本規則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抑或，我們正在見證的，是一個更加碎片化、區域化的多元規範體系的誕生？這或許才是比「國際法是否有用」更根本的追問。
（作者為中國傳媒大學政府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本文來源《海外看世界》，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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