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才僅僅過去了3個月，川普政府已接連製造兩起震動國際社會的重大事件：先是突襲委內瑞拉並抓捕該國總統馬杜洛，隨後又對伊朗發動斬首行動和軍事打擊。在這樣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國際環境中，川普計畫於3月底4月初對北京進行訪問，這次行程是否能夠為動蕩的國際局勢以及中美關係帶來某種程度的穩定，成為外界備受關注的問題。
就此話題，我們專門採訪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 政治學教授、資深國際問題學者、英文期刊《中國與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主編朱志群。朱教授從國際關係理論和現實政策兩個層面，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總體態勢、川普訪華可能取得的成果、台海風險以及中美之間的認知差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川普即將訪華，這是他第二個任期中最受關注的外交舉動之一。一些觀察人士認為，與他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時期相比，目前中美關係的整體緊張程度似乎有所緩和。您是否認同這種觀察？
朱志群：從整體上看，目前的中美關係確實可以說處在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大家都記得，前幾年美國在對華政策上呈現出一種「全政府、全社會」的對抗態勢，在很多問題上還聯合盟友共同對中國施壓。但現在的情況與那時明顯不同。
在這一點上，川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取向發揮了很大作用。川普本人比較重視最高層之間的直接溝通與對話，也傾向於通過領導人之間的接觸來推動一些大的交易或安排。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的中美關係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時期雖然也強調領導人溝通，拜登本人甚至曾表示他與中國領導人相處時間最多，但這種個人關係並沒有真正轉化為推動兩國關係改善的機會，非常可惜。
另外，從政策運作的角度看，川普第一任期內的對華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蓬佩奧等對華強硬派的影響。而在第二任期中，川普本人在對華事務中的主導性更強，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親自抓」中國事務，比較務實，不受意識形態制約。
第二個因素是川普提出的「美國優先」政策，造成國際環境的一些變化。美國在關稅問題上基本採取「一刀切」的做法，引起盟友反感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與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這也導致一些美國盟友開始主動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最近一段時間，包括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韓國以及澳大利亞等國的領導人都紛紛訪問中國，積極推動雙邊關係改善。從中國的角度看，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整體的國際環境，對中美關係的相對穩定產生了間接影響。
第三個因素是當前國際局勢對美國外交資源形成了明顯的牽制和分散。例如俄烏戰爭、委內瑞拉問題，以及最近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採取的軍事行動，都佔據了美國大量外交與戰略資源。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在亞太地區投入的注意力相對減少。像朝鮮問題，目前華盛頓似乎沒有精力去處理，更不用說去全力對抗中國了。
綜合來看，在這些因素作用下，中美關係目前處在一個相對緩和的階段，而且這種狀態可能在一段時間內仍會持續。不過，人們不應該過於樂觀，因為中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和大國競爭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說，當前是階段性的穩定，但深層次問題並沒有消失。
如果從現實角度來看，這次元首會見中，雙方需要達成哪些具體成果或默契，才可能使中美關係在未來一段時間維持目前這種相對穩定的狀態？
朱志群：關於川普此次訪問中國，我個人認為這次元首會晤的準備時間相對比較倉促，目標不是很明確，因此外界整體的期待值並不是特別高。我覺得各方確實不必抱過高的期望。當然，中美雙方都希望這次訪問能夠取得成功，並維持當前相對穩定的關係。
如果從現實角度來看，我認為達成幾個方面的共識或默契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在關稅問題上繼續保持「休戰」。雙方應避免進一步升級關稅戰，確保不再互相增加新的關稅措施。因為關稅戰實際上對雙方都沒有好處，因此維持目前的暫停狀態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第二，擴大經貿合作，特別是中國增加對美國產品的購買。例如農產品、飛機以及能源產品，包括石油等。最近美國方面提出希望中國減少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如果條件合適，中國完全可能增加從美國進口能源。雙方在稀土和高科技等「卡脖子」領域做些調整，在此基礎上，雙方未來可以逐步減除不必要的關稅和出口限制。
第三，擴大民間交流。例如中國可以考慮給予美國公民30天免簽入境，鼓勵更多美國人到中國旅遊、學習和交流。這實際上是一舉多得：既可以活絡中國經濟，又增進雙方民眾之間的瞭解，同時改善彼此的社會輿論環境，還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軟實力。
此外，民間交流還包括一些制度層面的恢復。例如美國可以考慮恢復富布賴特專案等教育交流機制。另外，此前關閉的休士頓和成都領事館，如果能夠恢復，對雙方都是有利的。關閉領事館對兩國的經貿和文化社會交流都造成了損害。休士頓和成都分別代表兩國的重要內陸地區，對於經貿和社會往來都非常重要。
第四，就是台灣問題，雙方需要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美國的利益決定了它不會放棄打台灣牌，中方期盼美國反對台獨並支援中國統一是不切實際的，但在對台軍售以及提升美台官方關係等方面，美國可以保持一定克制，避免使台灣問題成為中美軍事衝突的導火索。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可以採取一些降低緊張的舉措。例如最近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軍事活動有所減少，外媒也有相關報導。此外，中國駐中東的一些使領館最近協助台灣遊客通過上海中轉返回台灣，這些都是善意的信號，有助於緩和局勢。
如果在以上幾個方面中美能夠形成一些共識，那麼我認為這次訪問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也有助於未來一段時間雙邊關係的穩定。
您早期研究「權力轉移」（powertransition）理論。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上升，一些西方學者擔心會出現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您認為這一理論框架是否仍然適用於解釋當前的中美關係？許多分析把當前中美關係定義為「大國競爭」，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看，您認為今天的中美競爭是否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競爭形態？
朱志群：如果從國際關係理論的角度來看，今天的中美競爭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存在明顯不同。冷戰時期的競爭主要集中在軍事和意識形態領域，而今天的中美競爭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國競爭。它不僅涉及軍事與安全，還包括經濟貿易、國際秩序、發展模式、國家治理、外交與文化等多個層面。
與此同時，中美之間又存在很強的相互依賴。儘管處於高度競爭狀態，在某些領域，兩國仍需繼續合作，例如打擊毒品走私、應對氣候變化、食品安全等問題。兩國經濟也難以完全脫鉤。因此當前的中美關係是競爭與合作並存。
關於「權力轉移」理論，我2005年第一本英文專著就是探討權力轉移與中美關係，比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這個概念的出現早了好多年。二十多年後，我認為它仍然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分析框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美關係的複雜性以及潛在衝突的根源。但在今天的時代背景下，這一理論研究也需要與時俱進。未來二三十年，中美關係很可能是一種長期競爭、有限合作、避免衝突的狀態。
與歷史上的權力轉移不同，今天的世界處在核武器時代，中美是可以摧毀對方的兩個核大國。核威懾是過去權力轉移過程中沒有的現象。另外，中美兩國之間的經濟與社會連結極為緊密，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結構性矛盾帶來的衝擊。因此現在研究重點不僅僅是「權力轉移是否會導致戰爭」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避免衝突、實現和平共處。衝突的根源與和平的條件也正是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最主要的兩大課題。
隨著中美競爭加劇，台灣問題在美國 政治中的關注度明顯上升。一些分析認為，台海問題已經成為中美關係中最具潛在衝突風險的議題。在您看來，未來幾年台海局勢最需要警惕的風險是什麼？
朱志群：確實，美國一些政客和國會議員在台灣問題上的積極程度，似乎超過他們對國內事務的關注，這一點是需要警惕的。在台灣問題上，我認為未來幾年最需要警惕的是誤判帶來的風險。
錯誤的判斷包括，比如說美國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曾提出所謂的「2027窗口」，認為中國可能在2027年前後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這一說法是戴維森在2021年一次國會聽證會上提出的，但實際上並沒有經過充分論證，只是一家之言，然而現在不少美國政客甚至一些學者都把2027年當作是中國對台動武的「最後期限」。
台灣民進黨當局也以此為由加緊並擴大對美軍購。如果在這樣的判斷基礎上制定政策，就很容易導致誤判甚至擦槍走火。
實際上，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基本政策長期以來並沒有改變，即以和平統一為目標。除非在極端情況下，否則中國並不會輕易使用武力解決問題。
目前的問題是，各方似乎都在為戰爭做準備，卻很少認真討論如何避免戰爭。美國繼續根據《台灣關係法》向台灣出售武器，而兩岸當局之間由於政治分歧又缺乏對話與信任，這種局面確實存在很大的風險。因此，對兩岸而言，對話而不是對抗應該成為當務之急。
同時，各方都應避免使用挑釁性或侮辱性的語言刺激對方。美國方面也不應「拱火」，而應鼓勵兩岸之間恢復交流。單純通過武裝台灣，搞所謂的「豪豬戰略」，是否真的能夠帶來台海和平，或是適得其反，值得認真反思。
您的研究重點之一是中國在不同階段外交思維的變化，特別是所謂的「新外交」（New Diplomacy）的理念與實踐。您如何看待中國從過去較為「反應式、意識形態色彩較強」的外交模式，逐漸轉向更加主動、務實並廣泛參與全球事務的大國外交？在過去十年中美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您如何評價這種外交思維轉變的效果？
朱志群：關於中國外交理念的轉型，我認為這是時代變化和中國自身發展帶來的必然結果。
首先，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體之一，海外利益也日益擴大，包括海外投資以及在國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國公民數量都大幅增加。在這種情況下，過去那種相對低調、被動的、以反應為主、甚至帶有較強意識形態色彩的外交方式顯然已經不再適應新的形勢。中國外交因此必須更加主動、更加務實。
其次，大國競爭也促使中國逐漸從過去強調「韜光養晦」的外交思路，轉向更加積極主動，更強調「有所作為」。當然，當中國外交更為高調時，有些人會說「中國外交更強硬」，甚至搞「戰狼外交」。但從中國的角度看，當中國面臨外部壓力和競爭時，採取更積極的外交回應是一種必然選擇，也是對外部壓力的一種必然反應。
總體來看，我認為中國外交轉型是成功的。無論是中美關係、中歐關係，還是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以及亞洲鄰國的關係，大體上保持友好與穩定。當然，與少數國家如日本、菲律賓之間仍存在一些問題，中國需要繼續努力改善這些周邊關係。
同時，中國在國際形象方面仍有提升空間，要廣交朋友，包括對中國有誤解甚至敵視的外國人。正如王毅所說，「拳頭硬不等於道理硬」。。隨著硬實力上升，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強軟實力，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展現更加自信、開放、包容的大國形象。
此外，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立場也可以更加鮮明，發揮更大作用。例如在俄烏戰爭或中東衝突等重大問題上，僅僅派特使去斡旋可能不夠，可以在更高層級上發揮作用，例如通過高層對話、領導人溝通或多邊高層外交努力推動停火與談判，使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角色。
您長期在美國從事有關中國的研究和教學，並創建了巴克內爾大學中國研究所，同時也密切關注中國內部社會的發展。在您看來，目前中美之間最大的誤解或認知差異是什麼？如果雙方希望穩定關係，最需要改變的是什麼？
朱志群：關於中美之間的認知差異，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認為雙方確實存在一些誤解。美國方面最大的認知偏差之一，是認為中國的發展目標是要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在這種認知下，美國很容易形成一種「條件反射式」的對抗政策，壓制中國的進一步發展。而中國方面的一種較為普遍的認知偏差，則是過於強調所謂「東升西降」，這種敘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盲目自信。中國的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仍然面臨不少問題，例如貧富差距、經濟發展放緩、地區發展不平衡、人口老化、以及軟實力不足等等，因此仍需要保持謙遜和清醒。
此外，美國社會中也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是一個高度集權、沒有自由的國家。但如果中國真的沒有自由和創新的空間，那就很難解釋中國近年來在科技和創新方面取得的突破。因此這種認知本身也需要重新審視。反過來，中國社會中也存在一種誤解，認為美國社會普遍反華、歧視華人，包括華人學者和學生。實際上，美國媒體和部分政客的負面敘事確實影響了公眾輿論，美國有些政策對華也不友好，但普通美國民眾中並不存在所謂「天然的反華情緒」，不少美國人驚歎中國的發展，覺得中國在基礎建設等方面值得美國學習。
我認為在大國競爭過程中，擴大民間交流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議中國可以給予美國公民更長時間的免簽政策，讓更多美國人實地客觀了解中國的發展變化。同時，中國遊客到美國時，也不妨多去一些中小城市甚至鄉村地區看看。大部分美國普通民眾其實非常淳樸友好。只有通過更多直接的接觸和交流，雙方社會之間的誤解才有可能逐漸減少，才能欣賞對方，和平共處。
（作者為美國巴克內爾大學教授）
（本文來源：《中美印象》，授權中時新聞網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