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以6比3推翻總統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大規模徵收關稅的做法。首席大法官John Roberts寫下震古鑠今的一句話：「總統若主張如此廣泛的權力，必須提出明確的國會授權。」換言之，國家安全不能成為無限權力的提款卡。

當一個總統怒斥最高法院「沒有勇氣」，當一紙判決瞬間蒸發數千億美元的財政預期，這已不只是一項政策爭議，而是一場關於定義權力邊界的國家級震盪。

對川普而言，這不是一次普通的法律挫敗，而是其政治哲學的正面撞牆。川普式治理的核心在於「交易型主權」，即以行政命令為槓桿，以關稅為籌碼，把外交、移民、供應鏈乃至軍事議題，都納入一場可以隨時加碼的談判。關稅早已不只是經濟工具，而是他權力表演的舞台道具。

這場判決真正動搖的，並非幾項稅率，而是「總統是否可以在未經國會清晰授權下，重塑全球經濟秩序」。

根據國會預算辦公室估算，整體關稅政策原預計十年可創造2.5兆美元收入，並減少5000億美元利息支出。如今法院裁定其中大宗違法，意味著約1750億美元須退還，未來收入恐減半。

這裡的衝擊遠超帳面數字。

第一，它暴露出一種危險的預算結構，那便是把非常態工具當作長期財源。IEEPA原設計為緊急法，而非財政引擎。當臨時權力被納入十年財政規劃，本身就是制度警訊。

第二，它打亂全球資本對美國政策穩定性的假設。若行政權可以快速加稅，同樣也可能被法院迅速推翻。政策不確定性成本，將反映在投資折價與供應鏈重新布局。

第三，它迫使白宮重新面對赤字現實。若不加稅、不減支，債務壓力必然更加嚴重。市場將重新評估美國國債風險溢價，這不只是華府的問題，而是全球金融定價的問題。

川普曾把關稅當成「外交萬能鑰匙」，對中國半導體、對歐洲數位稅、對加拿大鋼鋁、對土耳其與英國貿易爭議，幾乎所有衝突都可以加徵關稅。

這種策略短期有效，因為它把不對稱壓力集中於對手身上。但長期而言，它削弱了制度型談判機制，例如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框架便功能受挫。

這次最高法院判決其實釋放了三個全球訊號：1.美國制度仍具自我修正的能力，即便是保守派佔多數的最高法院，也秉持憲法精神毅然劃下界線，這對歐盟與亞洲盟邦而言，其實是穩定訊號。2.行政權的交易模式受限。外國政府未來在談判時，會更精準計算美國國內的制度約束，不再假設總統可隨意揮舞關稅。3.中國與新興市場的戰略空間改變。若華府需經國會程序，貿易報復與制裁將更可預測。北京可能轉向長期產業政策對抗，而非短期關稅拉鋸。

但是，這並非象徵美國的關稅威脅完全退場，而是從單邊衝擊轉向制度博弈。這個判決的最深層意義，在於「國家安全」這個萬用詞，被要求回到憲法語境。過去十年，美國政治呈現一種趨勢，即凡事皆可國安化。科技、晶片、TikTok、電動車、關稅等等都能貼上安全標籤，但大家都心知肚明，若安全成為行政權的萬靈丹，國會權力將逐漸空洞化。

法院此舉等於向世界宣告，即便在全球競爭時代，行政權力仍須回歸憲法制約。這對全球民主國家具有正面示範意義。當各國領袖正以地緣政治為由集中權力，美國最高法院卻選擇踩煞車。這是一種對制度的自我尊重。

—向不肯善罷干休的川普已表態有「更偉大的替代方法」。若從法律與政治現實觀察，他可能採取以下反擊策略：

第一，法律轉向：改用1962年《貿易擴張法》第232條。該法允許總統在國安威脅下徵稅，已被用於鋼鋁與汽車。程序較繁瑣，但合法性較穩固。缺點是範圍難以全面化，且須商務部調查。

第二，1974年《貿易法》第301條與122條。可對不公平貿易行為或貿易逆差徵收臨時關稅，但稅率與時間受限，無法形成「無上限威脅」。

第三，政治動員：把法院塑造成阻礙經濟復興的菁英機構。川普極善於將制度衝突轉化為選舉動能，因而他可能主張「法院奪走國家談判武器」，進而推動修法或在國會爭取更明確授權。

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第3條，若川普成功將此案塑造成「總統對抗建制」，那麼這場法律敗仗可能轉為另一場政治博弈。

至於金融方面，短期市場可能因政策不確定性而波動，但中期而言，投資人更關心的是一個問題，即美國是否仍是一個權力受制衡的國家？若答案為是，那麼美元與美債的制度信用將獲強化。若答案轉為政治動員壓倒司法權威，風險溢價定將重新定價。

另一方面，由於許多發展中國家長期受制於大國關稅波動，此次裁決可能鼓勵他們在貿易談判中要求更明確條款，甚至重新評估與美國的雙邊依賴。若美國政策進入「法院 vs行政vs國會」的三角博弈期，全球南方必將轉向多元結盟，以分散風險。

美國歷史上每逢危機發生，行政權都試圖擴張，從羅斯福新政到反恐戰爭，權力與法院的拉鋸從未停止。不同之處在於，今日的經濟戰場是全球化供應鏈，而非單一國內市場，當總統試圖以關稅重塑世界，最高法院卻再次提醒，重塑世界之前，必須先遵守憲法，這其實是一場文明內部的對話。

川普曾說，若法院推翻關稅，美國將面臨「經濟災難」，但或許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關稅大棒是否可以任意揮舞，而在於行政力量如何被界定。若行政力量意味著可以單方面徵收無上限稅率，那麼這場判決確實削弱了總統。但若力量意味著制度可自我修正、權力必須接受監督，那麼這一天，美國反而展示了另一種更深層的實力。

對全球而言，這不是一場單純的經濟新聞，而是一堂制度政治課。對川普而言，這既是挫敗，也是試煉。未來數月，真正的觀察重點不在關稅，而在於當權力被限制時，一位民選總統是選擇操縱民意、製造衝突來繼續擴張權力，還是重新回歸三權分立的憲法架構。

答案，將影響的不只是美國赤字，而是21世紀全球經濟秩序的走向。

（作者為海外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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