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後，死刑被層層加高門檻，社會也逐漸看懂：法典上的死刑仍在，現實中的死刑形同廢文。1年多來，多起凶案死刑翻轉逃死，馬國鍾姓女大生命案凶嫌梁育誌，更二審也逆轉改判無期徒刑，最刺痛的已不是法理攻防，而是鍾母的千字文，像把裂開的心攤在國人面前。
鍾母沒有嘶吼，她用近乎窒息的冷靜發問：當專業鑑定已示警再犯風險高、教化成效有限，法院為何仍能以「可期待教化」推翻三度死刑？她不求司法迎合情緒，也不否認被告抗辯權。她只要一個交代，請台灣司法單位把理由說清楚：把哪一種安全、哪一種正義，寫進了判決？
「可教化」原是矯正政策語彙，卻在判決裡成了免死鑰匙。彷彿只要相信殺人犯會反省，極刑就能撤回；只要想像加害人能改變，被害者的永久缺席就只能成為家屬永遠的痛。鍾母並非重磅批判，她反覆提醒自己要理性、要尊重程序正義；她不是不懂法，而是太懂法，才更明白制度可以冷靜，卻不該冷漠。
廢死是民進黨的價值旗幟，但多數民意無法接受，於是死刑被留在冰冷條文，更被高門檻「制度性消音」，讓司法替政治完成價值選擇。當政治把責任交給法庭，法庭就把理由交給抽象的「教化可能」。
尤其當教化被說成「一線希望」，對家屬而言，那更像賭局：用未來的可能，折抵已發生的殘忍，還把下一位潛在被害者推向風險邊緣。鍾母千字文未必能扭轉最終裁判，但已沉痛撕開人權假面具。若制度選擇以「可教化」讓極刑退場，人民最後能期待的，只剩用選票政黨輪替，才能喚醒司法公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