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民黨代理幹事長萩生田光一展開訪台行程，不僅協調拜會總統賴清德，加上先前首相高市早苗於國會答辯失言，日本政壇圍繞台海議題動向再度引發地緣政治風險，當高市表明大陸封鎖台海，可能依據《安全保障法制》認定「存亡危機事態」，將會行使集體自衛權。相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在聯合國大會紀念首個「反對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殖民主義國際日」，直言痛批日本慘無人道的殖民統治，絕不允許軍國主義死灰復燃，警覺一切挑戰和妄圖顛覆戰後國際秩序的言行，對比之下極為諷刺。如今中日外交風波未平，自民黨高層萩生田此時來訪，不僅促使台海危機逐步升溫，也引來眾議院議員小澤一郎直言批評「火上澆油」，不僅無助日本安全，反將東亞推向戰爭風險。
若說高市國會發言是「言語挑釁」，那麼自民黨高層訪台就是「行動宣示」，而將原本停留在政治層次的立場，具體化為能被解讀的「實際作為」。這場單純的政黨交流，已經牽動日本戰後的外交原則，從歷史記憶的脈絡判斷，日本正為東亞安全架構添加柴火。正如小澤一郎批評，日本在台灣問題上企圖跨越紅線，遭到犧牲並非只是抽象戰略利益，而是外交空間與區域信任。
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延伸操作
日本於2015年通過《安全保障相關法制》引入「存亡危機事態」概念，給予政府在日本領土未受攻擊的情況下，仍然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寬鬆裁量，也因門檻模糊而備受爭議。對比高市早苗的國會發言，會被視為試圖要將「台海衝突」提前納入此一框架。事實上，當自民黨高層此時選擇訪台，等同於在政治行為上具體回應，進而強化高市所描繪的安全敘事。尤其，日本政府不斷鋪陳「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甚至接續描繪危機事態，已是影響東亞秩序的延伸操作。
小澤一郎批評「火上澆油」，正因深知此一邏輯的危險性，一旦日本將台海局勢視為可被主動操作的跨界議題，而非極力降溫的高風險衝突點，恐將導致「存亡危機事態」從例外條款，逐步演變為常態化的政策工具。這不僅削弱國會對軍事決策的實質監督，也使日本未遭直接威脅的情況下，主動承擔衝突外溢後果。這是典型的「風險前移」，先將潛在危機透過制度擬定，高市卻已明顯過早投入風險資源，才讓退場機制至今歹戲拖棚。
外交冒進的隱性成本
日本自民黨高層訪台在日本國內，罕見未形成朝野「團結共識」，反而加深社會對外交冒進的集體疑慮。小澤一郎批判，某種程度正反映了日本社會的理性呼籲，是否已準備好，來為台海緊張升高承擔代價？過去日本在中日關係的核心原則，始終是以「政治克制、經貿優先」。然而，當自民黨高層頻繁以訪台方式釋放政治訊號，首當其衝並非安全保障，而是經貿、觀光與供應鏈的不安擴大。中日關係衝突升溫已對出口、投資與觀光帶來影響，付出慘痛的隱性成本。
關鍵的是，外交與安全議題被高度精英化，並未經過充分的公共討論，決策者以「價值同盟」及「戰略必要」作為基準，未向日本社會清楚說明；一旦情勢誤判，日本是否真有能力承擔區域衝突的外溢效應？這正是「安全政治凌駕民生治理」的典型風險，一旦安全敘事成為權力話語，反對聲音都可能被貼上「軟弱」標籤，反而助長高市言論的風險識別。
右翼勢力的制度回歸 訪台成為權力測試
日本自民黨高層訪台並非偶發事件，恐是右翼勢力逐步制度化的具體象徵，高市早苗長期主張修憲並且擴張軍事，此時搭配政黨高層訪台，某種程度也在測試國際對於日本「積極介入台海」的接受度。小澤一郎警告，已有這層深意，一旦日本與國際社會默許這類言詞行動，恐讓一個尚未徹底處理殖民歷史與戰爭責任的國家來說，極易引發周邊國家的不信任感，視為右翼勢力的制度回歸。
日本當前面臨的外交抉擇，並非是否「支持台灣」，而是能否願意承擔自身角色的高度敏感，而非不斷向前試探紅線，引發東亞地緣政治風險。首相高市的公開發言，加上自民黨高層訪台，已非一套成熟的區域安全方案，更像一場政治動員下的權力擴張實驗。某種程度，這類操作對台海和平並無實質助益，不僅會讓日本捲入戰略漩渦，恐怕還會鼓吹兩岸戰爭。
台海問題從來不是單一國家的政策視野，而是牽動多方安全的結構議題，當高市引用道德語言包裝戰略冒進，自民黨透過實際訪台行動強化對抗氛圍。小澤一郎的「火上澆油」批判，並非消極退縮之語，而是現實主義的老練視角，在東亞這個歷史未竟又風險密集區域，克制本身就是一種責任。
（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副研究員，本文授權與洞傳媒國戰會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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