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9台北恐攻事件，從制度來看可視為對「社會防衛韌性」的真實抽考，結果卻暴露體制的預警不足、封控失靈、聯防失效，才會讓眾人眼見危機發生卻難以收斂事態，社會韌性在這場壓力測試中顯然是不及格。
這起事件最初於17點23分在北車發生，恐攻者接著步行回旅館換裝，18點31分走向中山站商圈，最終18點50分墜樓。在這段時間，體制做了怎樣的反應？我們看到，當捷運站與警網尚未掌握嫌犯去向，北車捷運站雖一度管制旅客進月台，列車卻仍停靠車站，甚至打開車門，而非立即全面實施過站不停。假若凶嫌趁亂進入車廂，會發生什麼事？
再者，北車既已發生重大攻擊事件，跨點警情網絡是否有即時升級為最高應對規格？從結果看恐怕是沒有，才會讓嫌犯得以回到旅館整裝後發動第二波攻擊。若非當時有一位執行交通疏導勤務的員警正巧撞見滋擾事件發生而追上，是否又會讓恐攻者有空檔退場？
當一個人可以連續在眾目睽睽的兩個現場施放煙霧彈並殺人，地點又是警網密集處，這告訴我們社會韌性恐怕沒有想像中強韌，而是薄得像層紙。
政府這幾年面對兩岸軍事壓力時最愛講四個字：「社會韌性」，但若連對應這場孤狼式發動的攻擊事件，公部門都無力立即把風險收斂在最小範圍，一旦面對更具規模的攻擊事件，真能期待負荷得了嗎？
戰爭形式早已不限於飛機大炮，面對1219台北恐攻事件，政府不該將此簡化為單純治安事件，而是必須藉由這場殘酷的抽考，別再把韌性誤當成戰略敘事，而是一套必須清晰且隨時可以上場的戰術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