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制度裡，大法官真正的考驗，從來不是他們是否敢說話，而是他們選擇對誰說話。
2025年秋天，美國最高法院在川普關稅案的口頭辯論中，出現了一個讓全球法政學界側目的場景。多位由共和黨總統親自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毫不退讓地質疑共和黨籍總統的權力邊界。他們反覆追問的焦點，並不在於關稅政策是否「有用」，而是更根本、也更危險的問題：總統是否可以在缺乏國會明確授權的情況下，透過「緊急狀態」之名，實質行使課稅權？
這並不是道德表演，也不是政治背叛，而是一種制度本能的自然流露。因為在美國的憲政設計中，司法權存在的核心目的，從來不是替任何一個政權背書，而是防止權力在當下的執政者手中失控、集中。正因如此，美國最高法院在實務上最敏感、最警惕的對象，幾乎永遠是「正在行使權力的一方」。
在川普關稅案中，這種制度直覺展現得格外清楚。大法官的提問高度一致地圍繞三條紅線打轉：課稅權是否被行政部門繞過國會奪取、模糊法條是否足以承載具有「重大經濟與政治後果」的政策、以及一旦放行，是否等同替未來所有總統開啟一條無限擴權的捷徑。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質疑完全不依賴政黨立場。質疑川普的，正是他親手提名、理念相近的大法官。這正是分權制度成熟的標誌：忠誠止於憲法，止於職責，而不是止於提名者。
然而，將鏡頭轉回台灣，過去一年憲政現場呈現的，卻是一幅令人難以忽視的反差圖像。問題不在於單一判決結果是否正確，而在於整體制度行為所呈現出的方向性。當行政權力持續擴張時，大法官多半選擇高度自制；但當在野黨試圖動用憲政工具對行政形成制衡時，司法審查卻往往顯得異常積極、甚至嚴苛。
回顧近一年來的重要憲政爭議，這種模式並非零星事件，而是可以被清楚歸納的制度趨勢。涉及行政命令、政策裁量空間，或行政機關對既有法律的擴張性解釋時，大法官傾向以「政治問題」、「尊重形成空間」或「尚未成熟」為由，避免實質介入。這種自制在理論上並非錯誤，但當它成為常態，效果便不再中立，而是客觀上替行政權留下了更寬廣的行動空間。
相對地，當制衡的力量來自立法院多數或在野黨，司法審查的焦點卻經常迅速轉向程序層面。提案是否完美、表決是否毫無瑕疵、動機是否可疑，往往成為否定實質審查的主要理由。程序本身固然重要，但當程序被反覆放大、而實質問題被一再迴避時，制度的天平便開始傾斜。
這種傾斜在近期引發高度爭議的「不足額五人開庭仍作成重大憲法判斷」事件中達到高峰。即便支持該判決結論的人，也難以否認：當程序正當性本身站不住腳時，大法官對他方所要求的「嚴格程序標準」，便顯得極不對等。司法權的說服力，從來不只來自結論，更來自過程的自我約束。
事實上，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台灣大法官是否缺乏專業或誠意，而在於制度角色的自我定位發生了微妙卻關鍵的偏移。在美國，大法官的質問方向清楚指向「正在掌權者」；而在台灣，近年的實際效果卻更像是「司法權在替執政者抵擋來自在野黨的制度性挑戰」。
當司法權開始主要質疑制衡者，而非被制衡者，它在功能上就會逐漸從憲政守門人，偏向行政權的防火牆。這也是為什麼，越來越多法律人私下出現一種難以掩飾的沉重感嘆：台灣的大法官，外觀上看起來愈發像一個高度專業、語言精緻，但在結構位置上偏向執政者的「辯護律師團」。
民主的真正代價，往往不是來自錯誤的判決，而是來自誰不再被質問。美國最高法院在川普關稅案中所展現的，並非政治對抗，而是一種深植於制度內部的直覺反射：權力在哪裡，質疑就應該往哪裡去。
台灣若要守住憲政尊嚴，大法官終究必須回答一個無法再迴避的問題：當行政權力不斷擴張時，他們準備什麼時候，轉身面對、直球對決？因為在民主制度裡，沉默本身，從來就不是中立，而是一種選邊站。（作者為世新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