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作家、社會活動家、文學評論家、人權運動家、中國《零八憲章》主要起草人之一、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去世四週年。

隨手翻閱他的文集。在「我與《開放》結緣十九年」裡，他記述了1988年11月，第一次造訪香港，這「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的旅程。劉在文中大呼：感覺真好！

然後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專訪的時候，他說出了那一段大犯眾怒的話：

記者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就是這「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被中共屢次用來迫害這個主張言論自由的良心犯。而眾多「愛國者」或愛國賊也最常引用這段「鐵證」，為劉曉波戴上各式各樣「漢奸」「走狗」「賣國主義」的帽子。

有誰不能踹這瘦弱的讀書人一下呢？他是那麼地孤傲自賞，卓爾不群，看到那麼多我們看不到或假裝看不到的東西。畢竟，如果大家發現多扔一塊石頭不會引起注意，那麼廉價的正義就會變成消閒的鴉片，而從眾的愚昧也能讓懦夫理直氣壯地勇敢起來，不是麼？

瘐死獄中，屍骨無存。這個，就是劉曉波敢於違逆當道的命運，就是「整個世代的知識份子都熱著心腸看他表演，卻沒有人鼓起勇氣加入他的行列」(陳芳明評李敖語) 的淒涼下場。

不知為何，看著千萬跟著黨意上意積蚊成雷的五毛網軍，1450，我竟然泛起一股淡淡的鄉愁。

思念的是文化上的中華原鄉，與唐君毅的「花果飄零」類似。幾代人超英趕美，幾億人肝腦塗地，好不容易孔孟老莊幾乎與德賽先生取得了同等的地位。但，擺脫了帝國主義的桎梏，卻又被中國式的社會主義和諧得動彈不得。西風不競，東風春遲，篤信「中國站起來了」的知識份子，竟又面臨著「中國壓在身上」的尷尬。四海之大，似無良心犯容身之寸土？感嘆惡鬼當道，生不逢辰，竟然有類似民國寧調元的喟然：

「死如嫉惡當為厲，生不逢時甘作殤。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劇淒涼。」

到底我們得學多久，才懂得珍惜那些有著「被人討厭的勇氣」的人？

沒有人或黨派會永遠正確。尤其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角色的轉換，歷史上有太多反諷的例子。從「為人民服務」到「為人民的死亡服務」，到民主鬥士搖身一變成了貪瀆的暴君。今天剛剛上演的是：一個非裔的評論員以帶有種族歧視角度的言論，攻擊了大聯盟當紅的日本球星大谷翔平。

他的道歉聲明特別有意思，他說，「我身為一個非裔美國人，我完全了解歧視的相關問題…..」

啊 哈，問題就在這裡。就是因為被害者未必了解罪行，「我是受害者所以我怎麼可能會去害人」的心態，讓英雄們，特別是扯斷鎖鍊的革命英雄們，一轉身就變成新的獨夫。

回到「三百年殖民地」的說法。我自思己身的成長學思歷程，憬然覺得起起伏伏，活似楊過在東南海濱練功的曲折─有時進，有時退：

我在二十歲的時候，自以為是鐵桿的民族主義者。後來讀了書，開了竅，三十上下成了「民主的民族主義者」。然後在讀了更多的書，思想上造了更多的反後，開始同情起民初的「全盤西化」派來。而這二年的新冠疫情，滌去了許多迷思與障蔽，似乎又讓我回到了開蒙之前，「我不知道甚麼是對甚麼是錯」的階段。

對「同島一命」「三百年殖民地」這些話覺得過癮或是反感，鼓掌或是大罵，喝采還是跳腳，有著這麼多同時出現的情緒，我到底算不算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呢？我算不算愛國呢？

講講波蘭思想家米奇尼克的堅持。1968年8月21日，包括波蘭在內的五個共產國家軍隊入侵捷克，摧毀「布拉格之春」。就在那一天，米奇尼克選擇成為波蘭民族主義者，理由令人動容：

「為波蘭的罪過感到羞恥的人，就是波蘭人。」當這種民族主義羞恥感達到極限的那一刻，便完成了一個自由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的結合。有著這樣的羞恥之心，才配稱為一個真正的愛國者。

我羞恥，故我在；我反對，我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