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個美國籍的外交官，他在對紐約市民發表的演講中，熱情讚美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他在演講中不只一次提到中國的特殊性與當下成就得來之不易：

「我可以斷言，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塊地方，在過去幾年裡取得了比中國更偉大的成就。她擴大了貿易，改革了稅收體系……取得這一切，她克服了重重困難……你們一定要記住她的人口多麼稠密，你們一定要記住這樣一個大國推行激進的改革多麼困難……」

聽起來熟悉嗎？像是柯林頓還是歐巴馬政府的國務院官員的說詞？

可惜說這段話的人早已作古─而且已經上面這段話是一百五十多年前講的。

這個美國人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ham)。1861年，他被林肯總統派為駐華公使，1867年任滿回國前，卻接到一項別開生面的工作邀請：致力「自強」的清帝國政府給他一個公關的角色，要他擔任中華帝國的特使，赴歐美各國「辦理各項中外交涉事宜」─基本上是擔任古老中國的形象大使。透過他這個哈佛法學院畢業的高材生真摯的熱情與雄辯的口才，營造出一個銳意改革、蒸蒸日上，「有一天會跟我們一樣」的東方帝國的正面形象。

1868年6月23日，在對紐約市民發表的演講中，蒲安臣熱情讚美了慈禧太后與恭親王領導下的清帝國政府，他說，「中國正走向西方，今晚她的代表主動來到這裡」：

我可以斷言，地球上沒有任何一塊地方，在過去幾年裡取得了比中華帝國更偉大的成就。她擴大了貿易，改革了稅收體系，更新了陸海軍組織，創建了一所教授現代科學和外文的嶄新學院。取得這一切，她克服了重重困難。之前一場大戰延續了整整十三年，沒有借債。你們一定要記住她的人口多麼稠密，你們一定要記住這樣一個大國推行激進的改革多麼困難。引進你們製造的火輪船會讓十萬木船業工人失業；在行政機構中雇用數百外國人自然會讓古老體制中的中國人心懷不滿。建立新學校受到大員強力抵制，為首的是帝國最負盛名的大學士。然而，今天中國開明的政府正在克服這重重困難，穩步前進……

蒲安臣還說，中美貿易額「僅僅我駐中國期間就從八千二百萬美元上升到三億美元」(按今天的幣值約40 – 50 億美元)；他還請大家不要忘記這些改革有多麼了不起，因為「中國人口佔世界三分之一」。最後，他還譴責那些「鼓吹現有的王朝必須垮台，中華文明的架構必須全盤推翻」的人。

一百五十年前這個外國人的話，現在聽來還頗能心有戚戚焉。如果用清末中國的奮發圖強來比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七十年，至少這「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來成績斐然。套蒲安臣的話，我們一定要記住「她的人口多麼稠密，這樣一個大國推行激進的改革多麼困難」。

所以當這龐然大物沒往我們為她想好的美好未來的方向邁進時，事情就非常麻煩。謝志祥先生對此有非常精湛的評論：

「抽離川普，比較能看清楚美國中堅體系(包含兩黨)以及歐盟現今的態度。在這前提下，我覺得是西方對『經濟發展自然會轉變中國』這一原始命題的懷疑及失望。這來自於十九大和兩會之後，中國社會在取消國家主席任期制、意識形態極度左傾，而且境內人權指標快速下滑有關……中國若無法成為開放、自由世界的另一支柱，則中國的崛起就是世界級的災難。」

不幸的是，目前她正往後者的方向前進著；而且，短期內我們看不到改變的徵兆。而且，我們又離她太近，「離上帝太遠」。

最近朋友裡面有不少人鼓吹「暴政必亡」，主張台灣唯一的活路便是翻天覆地式的變革─很像蔣介石的遺囑裡說的：「堅守民主陣容」，一邊倒式地選邊站隊，迎接第二輪你死我活的東西大冷戰的來臨。

但如果那個政權始終不倒或很久以後才倒呢？還記得蒲安臣最後的叮嚀：為什麼他會譴責那些「鼓吹現有的王朝必須垮台，中華文明的架構必須全盤推翻」的人？

因為這夢想雖美，但不確定性太高。期待惡鄰一夜之間改過遷善或土崩瓦解化身為無害的小綿羊，這都是不切實際的。思索國家長期的戰略定位，需要拉高到地緣政治的層次，考慮實際利害的精算，準備萬一「此路不通」後的備案。

特別是知識分子或意見領袖們，不能陷溺在「自由」「民主」之類的口號裡─那些一想就會使人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熱血沸騰、眼角泛淚的口號─有點陷入情網的fu。凡是會激起這種戀愛fu的東西，都是有害的，都不能用來思考國家大事。

雖然有無數基督教徒虔誠的禱告，耶路撒冷在第一次十字軍之後八百年，才脫離伊斯蘭的控制。

雖然有千萬革命將士無私的獻身，和蔣總統幾十次「這次國慶是我們在行都台北過的最後一次國慶日了」偉大預言，早該被「掃進歷史垃圾堆」的「偽政權」還是站得穩穩的。

我們要有長期在巨強夾縫中求妥協、求生存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