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有壹種船，船頭漆成紅色，並且書上兩顆圓圓的大眼睛。木船本來就有點像浮出水面的魚，書上這麽壹對眼睛，魚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聽長輩們說，這叫做紅頭船。

　　原籍潮汕的作家秦牧在《故裏的紅頭船》中記錄了民國時期他在新加坡的見聞：熙熙攘攘的新加坡河上，“還有壹個奇特的景觀，吸引了我這個異邦少年的註意。那就是有壹種船，船頭漆成紅色，並且書上兩顆圓圓的大眼睛。木船本來就有點像浮出水面的魚，書上這麽壹對眼睛，魚的形象，就更加突出了。聽長輩們說，這叫做紅頭船。當昔年海上沒有輪船或者輪船很少的時候，粵東的居民，就是乘坐這種紅頭船出洋，來到新加坡和東南亞各國的。”

　　紅頭船以行駛於暹羅(泰國)、潮州壹線為多，並在中外貿易史上留下獨特的身影。但民國時期，紅頭船已風光不再，新加坡河上漂泊的只是少數幸存者。

　　因海禁而生

　　清初，為阻斷海外反抗勢力和海盜與東南沿海民眾的聯系、防止留居海外的華人對自己不利，統治者曾壹再實行海禁；即使不在海禁時期，對沿海遠洋貿易也設置了無數關卡。

　　1717-1727年，清朝的第二次海禁，是選擇性的封鎖，例如中國船舶可以前往日本，但不許日本船舶來華；中國船舶不準前往西班牙殖民者占領的呂宋和荷蘭人控制的巴達維亞(今雅加達)，但對方船舶可以來華。

　　雍正元年(1723)，清朝要求東部和南部四省沿海商船和漁船必須用不同顏色的油漆塗飾船頭和桅桿，以示區別；海船的兩側還要刊刻字號，寫明某省某州縣某字某號船。這是為了方便沿海官兵觀察海面情況，發現和捕捉海盜。朝廷先前有令，“取魚不許越出本省境界”，“禁閩省海洋雙桅漁船，不得至粵”，以免“混雜無稽”。船舶打上油飾標記後，越界或無油飾船舶比較容易發現。

　　油飾部位在船頭和大桅桿的上半截。江南(今江蘇)用青油漆，白色鉤字；浙江用白油漆，綠色鉤字；福建用綠油漆，紅色鉤字；廣東用紅油漆，青色鉤字。青色習慣上常指黑色。所以江南的青油漆和廣東的青色鉤字，往往是黑色。據說四色的安排有講究：江南在四省中最靠北，北方屬水，用色為黑；浙江為屬西方的白色；福建為屬東方的綠色；廣東在南，南方屬火，用色為赤，即紅色。廣東的船頭油漆成紅顏色，於是有了紅頭船之名。

　　油飾船舶是清朝為加強商船、漁船控制而采取的措施。在此之前，從康熙開海起，官方文件壹再提到要將船舶地區屬性、船舶編號、船主等情況在船的兩側“烙號刊名”。船身“烙號刊名”，字體不可能很大，不利遠距離察看。船頭和桅桿漆上色彩各異的大色塊，即使在遠處也容易分辨。

　　油飾船頭和桅桿的做法行之數年，當局意猶未盡，又於1731年規定：商船和漁船在船帆或船篷上書寫船舶所屬州縣和船主姓名，每個字要達到壹尺見方。船帆或船篷如系藍色，調和石灰、細面和桐油為顏料書寫；如系蔑篷或白布篷，則用濃墨書寫，上面蓋上黑油以防海水、雨水沖刷。船舶用油漆標上所屬省份的顏色，較遠處可以分辨船舶所屬省份，但無法知道這只船州縣屬性和船主姓名。加上船帆或船篷上的字，州縣所屬和船主是誰便壹目了然。

　　政策制定者認為，油飾船舶可以加強對沿海船舶的控制，防止海盜混跡其間。但四省船舶數以萬計，按照法令要求添加油飾，工作量極大，實際作用則令人生疑。中國沿海省際貿易十分活躍。遠洋貿易船舶跨越省份也不可避免，福建商船到越南、暹羅必須經過廣東沿海；廣東商船前往日本不能不路過福建、浙江沿海。外省船舶“越界”是常態，官兵檢視越界船舶不但執法成本過高，也難獲實效。海盜將船舶加以裝飾，冒充某省某號船舶；或搶奪民船，以為己用，都簡單易行。

　　中國古代專制王朝政治決策隨意性很大，大多未經深思熟慮便草率推出，油飾船舶是無數愚蠢決策中的壹個。後來，江南青頭船和浙江白頭船行跡罕見，福建的綠頭船也在史籍中也逐漸演沒無聞，只有紅頭船，不但存留下來，且名聲遠播。

　　從國貨到原裝進口

　　紅頭船的名氣和生命力與中暹大米貿易和暹羅建造有關。

　　最早的紅頭船是純粹的國貨。1723年清朝下達油飾四省沿海商船、漁船令後，最早壹批紅頭船是舊船翻新而成，接著是在廣東新造的紅頭船。1748年以前，清朝禁止外國船舶作為商品進口，暹羅建造的紅頭船，只能暗地裏偷運入境。

　　1748年，清朝允許商人在暹羅造船，購買大米回國。清朝突破了自己設定的禁止外國船舶作為商品進口的政策，此後暹羅大量建造紅頭船、綠頭船並公開進口中國。

　　清朝中外貿易政策的這個重要變化，起因於需要從國外進口大米，解決沿海地區糧食的嚴重短缺。清代閩粵沿海地區人多地少，所產糧食不足以滿足當地人口需要，因而長期依靠江西、廣西、海南等地供應糧食。糧食供給不足，糧價便上漲，社會就動蕩。

　　1722年，前來朝貢的暹羅使者表示其國“米甚饒裕”，價格低廉。康熙大喜，立即決定讓暹羅運米三十萬石到福建、廣東和寧波販賣，還將暹羅國運米來華定為“官運”，免收進口稅。這並非制度化的決定，但為後來的中暹大米貿易開了頭。

　　從雍正年間起，由於糧食緊缺，各地糧價高企，官方采取積極措施鼓勵甚至強迫商人從國外販運大米。1728年，免除暹羅國大米免稅的做法成為壹項固定制度。

　　暹羅米源源而來，不僅滿足了沿海缺糧州縣的需求，還把中國和暹羅經濟貿易帶入前所未有的興盛。米船回國時不能也不會空載，大量中國商品隨之銷往暹羅。大米貿易，物重價輕，即使免除關稅，贏利依然不高。於是商人在米船中附載海外蘇木、鉛錫、胡椒等來華販賣。官府將貿易大米數量和同船其它貨物貿易稅額掛鉤，加大鼓勵大米進口力度。自1743年起，外洋船舶到福建、廣東貿易，帶米壹萬石以上，同船其它貨物進口稅減免50%；五千石以上，減免30%。

　　中暹大米和其它商品貿易使紅頭船格外引人註目，但同時期福建的綠頭船也引人註目。福建沿海缺糧州縣也在暹羅造船並大量購進大米和其他商品。

　　1763年，緬甸軍入侵暹羅，四年後暹羅首都陷落，阿瑜陀耶王朝滅亡。暹羅華人鄭信領導壹支抗緬軍隊，成功驅逐了緬軍，暹羅獲得獨立。1767年鄭信被擁立為吞武裏王朝國王。

　　鄭信登基以前，中暹關系已在不斷推進。廣東潮州是鄭信的家鄉，潮州人被稱為“王室華人”，獲得從事農業、手工業等便利，大批潮州人移居暹羅，決定性地改變了南洋華人的籍貫結構。吞武裏王朝之後的曼谷王朝，多數國王繼續推進中暹經濟政治關系，華人人數繼續增長，大量來自潮州。暹羅和潮州之間的交通線變得異常繁忙，需要大量船舶。潮州缺乏造船材料，而暹羅富有優質木料，造船價廉物美。紅頭船漸漸“全在暹羅制造”。

　　到鴉片戰爭前夕，東南亞華人聚居地首推暹羅，約有百萬華人，其次是婆羅洲，約15萬，再次是爪哇，在11.5萬-12萬之間。暹羅華人在人數上的壓倒優勢，使紅頭船作用和知名度越來越高。

　　紅頭船也往返海南島、廣州、福建、浙江、江蘇之間，同時往返東南亞其它國家之間。運行路線四通八達，成為壹個時期東南亞華人世界中名氣最大的船舶。

　　海禁的犧牲品

　　紅頭船時代，西方殖民勢力已在東南亞大規模擴展。馬來半島、印度尼西亞群島、菲律賓群島，以及中南半島的壹些國家已在西方殖民者統治之下，當地對華貿易網絡壹再被破壞。在巴達維亞，荷蘭殖民者為了自己的目的，先是招徠華人，見華人力量增長，難以有效控制，便殘酷打壓。1740年的“紅溪慘案”，近萬名華人被殺害。西班牙殖民者對待華人的態度與此相似，而屠殺華人的頻率更高。過往中國商船成了西方殖民者搶劫的目標。

　　清朝海禁政策的控扼，使中國遠洋商船處境更為艱困。遠洋船舶航行於喜怒無常的大洋中，異常艱險，噸位較大的船舶抗風浪能力較強，安全相對有保障。但朝廷嚴格限制中國商船的噸位，1684年解除第壹次海禁時，規定遠洋船舶噸位不得超過500石。

　　中國商船攜帶防禦武器數量很少。1728年，前往南洋的大船上，鳥槍不得過八桿，腰刀不得過十把，弓箭不得過十副，火藥不得過二十斤，不許帶炮。兩年後，遠洋船舶雖然可以裝備炮火，但每船“不得過二位，火藥不得過三十斤”。

　　清廷為確保政權不受威脅，寧可讓中國遠洋船舶噸位低、船員少、裝備弱。紅頭船等中國商船在海外軟弱可欺，屢屢成為西方列強和海洋大盜搶劫的目標。於是，中國商船改而前往暹羅這個相對安全的國家。暹羅建造、主要行駛在暹羅、潮州壹線的紅頭船便獲得突出的名聲。但是，中外傳統貿易區域的轉向並非中國的福音，它分明提醒世人：中國對外經濟貿易環境在惡化、中國商船的航路在收縮、中國的船舶必須適時應變。

　　1855年，暹羅被迫與英國簽訂“鮑林條約”，淪為半殖民地國家，中暹經濟政治關系發生變化。隨後不久，機器驅動的輪船開始普遍使用，依靠自然力的大帆船被逼到墻角，紅頭船逐漸過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