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遺恨——營田殺戮

湘北古鎮營田，是地圖上一個寂寂無名的小地方，然而在《中華民國史事日志》裏，這個偏僻的地名，一再被記錄。1939年9月23日至10上旬間發生的“營田慘案”，史料研究專家把它和“廠窖慘案”、“青山慘案”、“洪山慘案”及“常德細菌戰”等列爲日寇在湘制造的五大暴行。這五大暴行的發生地，幾乎全部位于洞庭湖畔。
營田名稱的由來緣于南宋抗金名将嶽飛曾在此安營紮寨、墾荒拓殖，後歷經衍變，成爲湘北洞庭湖的貿易重鎮。它位于湘江和汨羅江入洞庭湖交彙地帶，湖汊密布、丘陵縱橫。1939年9-10月，日軍爲鞏固武漢占領區，消滅中國第九戰區部隊主力，由第11集團軍司令官岡村甯次指揮4個師、2個支隊及海軍、航空兵各一部，共10萬餘人，以分進合擊戰法，從湘北、贛北、鄂南三個方向進攻長沙。中國第九戰區代司令長官薛嶽指揮15個軍、1個挺進軍,20餘萬人，企圖利用山嶽江河有利地形組織防禦，以逐次抗擊、側擊戰法消耗日軍，誘敵至長沙附近包圍殲滅。
1939年9月22日18時，日軍上村支隊由嶽陽乘船出發，23日6時20分在洞庭湖東岸的營田附近上岸。一場慘烈的戰鬥在這裏拉開了帷幕！營田之戰，成爲第一次長沙會戰中湘北會戰重要的轉折點。這場突襲戰役的慘烈程度，在當時的國民黨會戰電文和此後的戰地報道裏多有記述：“戰事之烈，爲魯南會戰以來所僅見。”“營田鎮爲之炸爲焦土，營田附近村落，亦被炸光，即獨立之樹或森林，敵亦密集掃射。”短短一天多時間内，營田附近大部分屋場村落相繼淪陷，最前沿陣地的國民黨守軍第37軍95師569團，幾乎被全殲。
最頑強的抵抗換來日寇最兇殘的報複！營田各村落有名有姓的死者達658人，遭受性侵犯的婦女達273人，燒毀房屋773棟、8267間。如果再加上營田街市因逃避戰禍在途中被日軍飛機炸死的百姓（數量無法估算），僅營田街市、大小邊山、推山咀、犁頭咀、餘家坪及以南各個村落，被日寇殺害的無辜百姓應該不少于1000人，按營田人口總量計算，罹難的普通平民僅死亡一項就占居民比例的30%之多，按500戶每戶6人計算，平均每戶死亡2人。這些還不包括失蹤、受傷及遭受性侵犯婦女數量。營田一帶，幾乎家家罹難、戶戶遭殃！
現年78歲的易陽葭親眼見證了幹塘灣淪陷後22名平民被慘殺的情景；現年82歲的黎培芝親眼目擊日寇用汽油把一個國軍夥夫活活燒死；現年84歲的柳新台親眼看見5名平民被日寇屠殺在長塘；現年81歲的吳鑒雲見證了叉窗吳日寇殘殺平民的暴行；現年86歲的吳勝保目擊了老巷口吳一家14口的死亡和殺戮；現年80歲的李望華見證了太山屋場27人被屠殺；現年82歲的許君梅更是親眼看見自己的父親被日寇刺死在身邊…… 那些屈死的冤魂，大多是親曆者的親人和友鄰，是他們的祖輩、父母、兄弟姐妹，對親人的追念和死亡的夢魇一輩子糾纏在這些親曆者腦中，他們常常被惡夢驚醒，常常因恐懼戰栗……沒有經曆那個年代的人，很難感受這些老人們内心最隐密的痛楚。現年76歲的易識基老人，一輩子擺脫不了一個恐懼的夢魇：“我晚上常常做惡夢，夢見8月11那天早上的情景，母親帶着我，剛剛從葛公橋跑出來，身邊是飛機丢下的炸彈，‘轟轟’地連聲炸響，剛剛躲開炸彈，日本鬼子又在背後直追，突然‘嘣’一槍打中了我……我渾身一顫，醒了過來，随手一摸身後，才知道是個夢！” 《營田首次淪陷紀實》記錄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向被俘的軍民大施淫威，進行極其殘暴的殺戮和蹂躏的情景。569團的一名副團長和另一名國民黨軍官被日寇用刀子将頭皮割開剝了下來，蓋住雙眼，又從胸部剝皮至雙膝；569團的夏營長被鬼子将四肢釘在門闆上，淋上汽油活活燒死；570團一營營長苗培成和一連張連長均被鬼子淩遲血剮。推山咀屋場，21名青壯年除鄭西堂一人脫走外，其餘均被殺害，加上被害的老弱婦孺，共被殺害93人。三塘灣住着易姓未出五代的七戶人家，共51人，僅有男青壯年13人，日寇将被俘的易佩純、易漢純、易保和、易鳳美、易詠儀、易春福、易錫連等青壯年，用繩索捆綁押到長塘六鬥丘，全部砍頭……大邊山的易子勤被推倒在屠凳上，一個滿臉橫肉的鬼子手持鋼刀，模仿殺豬的動作，将易一刀捅死，又砍成幾塊，圍觀的數十名鬼子則拍手獰笑！菜農易玉桃，面對日寇的暴行憤怒已極，他手拿一把鍘刀，躲在門後，當一名日兵沖進去時，手起頭落，将鬼子殺死，自己卻被接踵而至的日兵開槍殺害……” 今年82歲的許君梅對筆者說：“父親剛剛把碗筷一放下，嘴裏還在說着話，巷口裏就傳來一陣‘咣咣’馬靴走動的聲音，一眨眼，六個日本鬼子像風一樣進到堂屋裏……鬼子們把刺刀指向我父親，口裏‘哇啦哇啦’不曉得講些什麽，父親忙将我往旁邊一推，大聲喊：‘大梅快跑！大梅快跑！’我吓得怎麽曉得跑呀？隻是兩手緊緊抱着父親，眼看着一個鬼子兵把刺刀往上一挑，口裏‘嗨’的一聲，往他胸口刺來……見他沒有咽氣，又用刺刀一下一下朝地上的父親狠狠戳去，血濺得我滿身滿臉都是。我隻曉得拚命哭，喉嚨嘶啞得快出血了，仍是不停叫着父親，眼看他在地上慢慢掙紮痛苦死去……” ———這是1939年9月30日中午，在營田許家屋場，一個普通平民家裏發生的一幕血淋淋的慘劇。兇殘的日寇在一個17歲的少年眼前殺死了他的父親，在一個普通平民的飯桌上殺死了一家之主，更是在兩個中國人面前，辱殺了他們做人的尊嚴！
和平年代的人們，無法理解日寇當時的殘忍暴行———把野蠻當成戲谑、把殘暴當成武威、把平民的殺戮當成一場小小的玩樂……這種行爲與動物又有什麽區别！日本老兵東史郎在他的《日支事變戰記》（注：即《東史郎日記》）裏多次寫到這種殺戮行爲，“我們每當宿營時，都是先掃蕩村子，殺掉農民，然後睡覺。農民們之死可以保障我們睡眠的安全。我們往往僅僅爲了天亮之前睡上3個小時而讓許多農民去死。”東史郎在日記還說到“武士道”精神，“武士道的兩大要素是：犧牲精神、輕視生命……殺人這種事，如果光是說因爲有非殺不可的理由，那很難殺人。”殺人幾乎不需要理由的，尤其在淪陷區的殺人更不需要理由。日本民族文化骨髓裏張揚這種不需要理由的“殺人文化”，這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對尊嚴踐踏的所謂的“民族精神”。令人擔憂的是，經濟高度發達的現代日本似乎仍然堅持這種落後的“民族精神”，日本首相小泉不顧亞洲鄰國的國民感情，一意孤行參拜供奉有二戰戰犯靈位的靖國神社，無疑也是張揚這種被時代淘汰且令人蔑視的“民族精神”，在生命個體的價值和尊嚴不斷得到重視和尊重的今天，日本濫觞的“神國主義”隻會越來越背離時代發展的軌道。
垂暮之年開始反省那場戰争的日本老兵東史郎，在“戰記”寫到進入一個村莊時，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我征了三四盒大米後，來到另一家。這個人家的曬場上蜷縮着十二三個女人和孩子……她們的眼裏滿是敵意、恐怖和絕望……有的孩子緊緊抓住母親或祖母的一隻胳膊，低着小臉；有的孩子緊躲在大人身後，時不時向我們投以好奇與恐懼的目光……等他們長大後，今天的痛苦經曆将會給他們留下什麽樣的回憶呢？那時，他們該會對日本采取什麽樣的态度呢？”
[1]那些罹難的死者早已不在人世，存者也進入垂暮之年，然而挖掘那段曆史，就像許君梅老人說的：“那一切，好像就在昨天！”仍一樣清晰可現。曆史學大師湯因比說：“一切曆史都是現代史！”這似乎是一個史學的悖論，我們更應當看作是曆史敲響的警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