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朋友A寫信告訴我，她要將她那拍攝的剛過逝父親的二十多卷帶子，整理並再寫成一本書，然後給它取名叫《父親的生命之旅》。
我忽然想起年初有個朋友B告訴我，她去歐洲旅遊夜宿法國亞維儂時，竟然夢見了已經去逝十幾年的父親；B回台灣之後說她的歐洲之旅因此整個變了調：「我感覺我好像從來不曾了解我的家人，我還覺得我喜歡旅遊也許並不是自我放逐或流浪，而只是對家庭的失落所致。」
「我跟我父親一點也不親。」B打電話給我時，人已經到了阿爾，坐在梵谷的夜間咖啡廳。
「他很少帶妳一起去旅遊？」我把話跟著B的路線走。
「ㄟ，有可能，這我倒是從沒想到過；老爸的旅遊都是因為做生意到處跑，不方便帶我跟媽一起吧？」B說她儘量長話短說，那裡(咖啡廳)的人(主要是遊客)實在太多了。
「我想最主要是，老爸都沒教我什麼；」B說到這裡電話就斷線了。
時隔一個多小時，B又打電話來；在這中間，B最後那句話倒引我思想良多──
父親怎麼教小孩？有沒有，什麼是父母才能教而其他人都教不來的？
跟學校老師(&同學)的教與學，差別究竟在哪裡？什麼是父母教不來的？
我們究竟是怎被塑造出來(今天的模樣或德性)的？
我們又是怎麼搞清楚，自己現在是什麼模樣？
「我曾經看過我朋友，她在一家雜誌社工作，每次照片刊出來，她那喜歡畫畫的老爸一定打電話來，跟她討論這次她拍的如何，有沒有進步，什麼地方比誰的哪張拍的好，照片被編排的位置如何又如何；有次我在旁邊聽了聽眼淚就忍不住掉了下來。」B說，鼻音都出來了。
[B的這位攝影朋友，在此記為B’]
我大致能體會到她的「父女情深與『家庭知識論』(這名詞是我自創的)」的心情與深切感受。
以前在報社時有個坐在我右前方的男同事C，他老爸也是如此。
每次他們父子講電話，時間雖都不長，但是只要C有上班，他老爸一定會來電；他們父子兩人的對話每每教我聽到目瞪口呆──我從不知道父子關係可以如此，如此輕鬆自然就進入一個可以稱之為是內心世界的地帶。
話說回頭到那位《父親的生命之旅》的朋友A。
先，一個簡單的概念是，主題或標題或修正為，像「父親的生命“牽引”我的使命」之類的命題，我認為這樣的命題較接近「事實」──意思是，標題中再怎麼生命之旅，主體都有兩個人：父親與女兒。
理由跟科學家做實驗是一樣的，不同的科學家做同一種實驗，因為主體的不同而對客體(例如某種粒子的運動)，產生不同的影響，而得出各異其趣的實驗「方向或新假設」。
同理，因為「這個時候的我」，所發現的「父親的生命」，跟之前的我以及別人所得出來的都是不一樣的。
簡單說，沒有「我」(A)，父親不可能獲得呈現；沒有父親，「我」不可能在這個「空前的路」(這字眼很真實，真實到經常令自家人感受不到這種「幅度」或「壯舉」)獲得展現。
不簡單地說，或說更接近事實地說，因為「我」，已逝的父親「至今還活著」。
生命的展現有各種形式，肉身雖死，但因為女兒(「我」)的「使命之旅」，亡父在影像/文字的世界獲得另一種生命的開展，以至女兒(「我」)同時在影像/文字與現實(為了拍攝/書寫所採取的各種行動)雙重世界中，「復活」了父親與自己、以及過去的自己與現在的自己對話的可能與活力。
是的，復活，是在這種更接近事實變動與發展的主軸中，「我」經由創作之路而能更深入到，父親的生命變轉之旅以及自己的生命因此的變轉之旅。
因為生命的變轉，亡父在「另一種現實世界」中復活。
因為生命的變轉，女兒在「父親的另一種生命形態」中，體認到個人生命史已經陳腐入土的部份再度甦醒過來──很詭異的是，正是要借由這種「甦醒」，亡父才能更生動地在「另一種現實世界」中復活。
道理用說的不是太困難：就因為發現到自己死而復生的部份，並讓它再度(因為這個事件)運轉起來，亡父因此得以復活的栩栩如生。
復活，是雙重的，是互為主體性的。
當然，無可置疑的是，標題或書名等可以再根據這個方向，修得更動人或更感人或更意象化些──這可以讓更多讀者也獲得某種「復活」的機會與機率。
當然，這必也關係到發行商與出版商；市場的活絡來到了某種程度，一定會再影響這條復活之路的短與長。
經由A、B’、C這三個朋友的親子關係與『家庭知識論』之間的經驗(A的紀錄片，B’的照片，C新聞報導文章)，所歸納而得的「個人知識」(P.K.)[註]的結論是：父女/父子可以情深以至於如何，雙方共同認可並因此持續談論的「媒介」，是不得不然的。
這個「共識媒介」，就是「家庭知識論」的DNA。
這種(文化)DNA，正是讓生理DNA繼續發展(&同時也是深情地「挖掘」)的關鍵秘碼。
經由這個關鍵秘碼，A、B’、C三人不僅維繫了生理上的DNA的綿延，而且還開創出了自己的文化DNA──從許多親子之間疏離乃至冰冷甚至反目的關係看來，「文化」DNA之功最基本(basic)與最美妙的，或不在出人頭地以至於何，而在於它從心理層面「自然」──這字眼在此出現令人心醉不已！──且徹底地「復活」了生理DNA。＃
[註]請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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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樓. 陳心怡2011/11/04 10:14說故事的人
你的分析很透徹，把說故事的人（A，B'，C）的位置與角色談得很清楚。
但我一直不解，被敘述的人（三人的父親）往往也是故事的主角或至少是故事誕生的重要源起，他們是怎樣看待這個故事？
但，這往往也不可考。死的死、病的病，這個你所謂的DNA、家庭共識，其實只有那個說故事的人才有詮釋權。
郝譽翔在撰寫《溫泉洗去我們的憂傷》一書，才開始認識、試著了解父親，但起頭也因為父親自殺身亡。一次楊照專訪郝譽翔時，就曾問到，寫這樣的內容會不會讓自己過度耽溺在記憶中？
郝譽翔不否認。
這正是關鍵。是記憶，是情感，締造了創作動力，也開啟了復活的可能與空間。
但這是誰的記憶？是活著的、健康的、充滿不捨、愧疚、濃厚情感的人，他們不斷將記憶中的片段放大、拼湊，以致於記憶是真是假，早已無可考。
這樣的復活過程，活著的人當然會樂得為說故事的人喝采，因為這的確不容易。但這是活著的人的復活，死了的呢？早就對他們無所謂也無意義了。
您客氣了，我的分析並不透徹，因為原本這稿子中想敘述的現象學觀點，因為文脈的關係，最後並沒有寫進來。您說的正是“但這是誰的記憶？”然而，郝先生等人所論說的方式以及語言有過於偏向文學式之嫌。個人基本上對自己認識事物的方式是偏向科學式的──因為最初是唸工學院的，在哲學與哲學方法的選擇與偏好，最終選擇了哲學方法中最「力圖貼近科學」的現象學。現象學的核心就是要「力圖」回歸向事物的原始狀態[這又跟我離開工學院後唸的人類學接上線]，在現象學與人類學這條銜接道路上，考古學可以扮演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復活，說得很文學，是對死者記憶的尊重，說得較考古學或現象學，則是對死者記憶的考掘。“但這是活著的人的復活，死了的呢？早就對他們無所謂也無意義了。”──這種觀點其實是停留在肉體與靈魂二分法的階段，如果這種在人死後還繼續進展的「生命之旅」，果真有任何可以與死者溝通(意思是A的探索結果，足以驚動在陰間的父親)，那必然是A探索出了亡父「連自己都不了解的自己的生命史」。這種探索不僅在現象學是可能的，考古學是可能的，連許多文學都力圖朝這個方向在努力──書寫不只是打字，僅止於紀錄的書寫或可稱之為假文學；於是，我們更可以了然虛構又為何來了。意思很簡單，復活的意思必然是雙重的，且這正也是許多影片與書之所以不斷引人深思的緣故：生者(女兒)發現自己還不了解的自己，同時也發現連父親都不了解的生前自己──是的，後面這點從何可以確定？答案就在我們擁有、了解、熟悉我們所使用的「媒介」。人類正是經由(各種)媒介，才徹底與其他動物拉開距離，才確切超越人類自己，不斷地。如此，這種生命之旅必然是超越的──超越過去的自己，超越過去的父親──否則將掉落假文學式的感傷之旅的陷阱而不自知。大膽直言，勞您見諒，並感謝您的賜教。Lawrence 於 2011/11/04 20:37回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