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到了羅馬的達文西機場。只是這一次，成了送行的人。

過去一年多，每次周日到羅馬的達文西機場，都是向這城市說再見的時刻。為了緩解離情，我總是頭也不回進入海關檢查口，急急忙忙利用登機前一點時間，去找那位有張撲克臉的義大利歐巴桑辦理退稅。

沒有想到，才來羅馬一個月多，我已成了止步於行李檢查哨前，目送對方遠去者。

駐教廷大使杜筑生夫婦今天離職返國，卅多年公職生涯劃下句點。對於一家都是虔誠天主教徒的他們來說，以梵蒂岡作為橫跨歐、美、非、亞的公職生涯最後一站，無疑是天主最好的安排。

大使夫妻皆是留法博士，返國後能同時在大學裡教書，對曾經懷著學術夢的我來說，更是欣羨得不得了，覺得「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外交候鳥》一書的序言裡形容，駐外生涯是開始於一疊疊貨櫃箱子，從此不斷輪迴著打包收拾、送往迎來的四季；DIPLOMATIC BAGGAGE： THE ADVENTURES OF A TRAILING SPOUSE的作者BRIGID KEENAN，則索性把自己(眷屬)也戲稱成隨時被先生裝箱帶走的「拖油瓶」。

不過即使看似漂泊的候鳥，仍有返巢的一天，送別杜大使夫婦，我發現，駐外生涯的終點， 依舊結束於一盒盒箱子。此時承載的不僅是乾貨雜物，更是半生足跡，以及一世在外交戰場積累的傷痕與功勳。

一聲珍重再見，望著他們逐漸變小的背影，我默想著，但願待我返巢那日，也能如此行囊豐沛，昂首闊步地說：風雨過後，千帆散盡，我已無愧此生。